潘汉年被李士群搞了个突然袭击，猝不及防地去见汪精卫，以致后患无穷。

▲潘汉年夫妇

如果说上海因为租界的缘故成为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那么愚园路因为处于比租界管理更加模糊的越界筑路地段，如鲁迅所形容的“且介亭”半租界状态。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更是一个很适合开展情报工作的活跃地区，一个交换情报的特殊窗口。

上海变成“孤岛”后，国民党中统、军统都留有非常庞大的特务网，1939年3月，以丁默邨、李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总部挂牌成立，也开始了情报工作。此外，世界各国在上海也都有谍报人员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愚园路上的活动也非常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汉年。

在武在平著的《潘汉年全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早在1929年，他（潘汉年）就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尾奇秀实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同各地进行联系。这样，就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系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路易·艾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潘汉年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路易·艾黎曾任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1934年参加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在路易·艾黎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电台，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

1939年秋天，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当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两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当了汉奸的，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可以同时为多种政治力量服务。胡均鹤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既是汪伪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又暗中在为中统服务。而曾是共产党叛徒的李士群此时也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达建立联系的愿望，为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联系。打扮成“小开”的潘汉年当时也化名“萧叔安”，来到上海，住在愚园路218号百乐门大酒店的高级客房里。尽管此处日伪警宪特务经常出入，但按照情谍人员的特殊理解：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其愚园路的家里（注：749弄63号）碰头。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在其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

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考虑是否撤退到苏北去。因先期刘长胜撤离时发生险情，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

如此算下来，潘汉年与李士群在愚园路李家已经碰了三次面。

1943年4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并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南京，李士群不在，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来到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几天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便匆匆告别。

与汪精卫见面，最终导致潘汉年1955年在赴京参加党代会期间被捕，长期关押后不幸去世。

——摘自《愚园路》（百年纪念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作者：徐锦江
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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