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 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一身诗意，人们却只关注她的情感故事

一九二四年五月林徽因与（右起）徐志摩、泰戈尔、恩厚之、林长民、陈岱孙、梁思成在一起

【导读】“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燃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这是林徽因所作的一首小诗，也是她一生的写照。对于林徽因，人们知道较多的只是她的情感故事，而对于这位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在建筑科学、工艺美术、文学创作等诸多领域的才华与建树却了解甚少。本书以大量珍贵史料，还原了一个真实鲜活的林徽因，从中可以读到林徽因的才气、美质与一个知识女性灵逸而厚实的人生追求。

童年

1904年林徽因出生于杭州陆官巷的祖父寓所，父亲林长民是清末明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母亲何雪媛没有文化。幼年的林徽因和一群表兄弟姊妹住在祖父大院里，她的启蒙教育落在同住一起的大姑母身上，大姑母出嫁后依然常年住在娘家。林徽因异母弟林暄曾回忆：“林徽因生长在这个书香家庭，受到严格的教育。大姑母为人忠厚和蔼，对我们姊兄弟亲胜生母。”这位姑母弥补了林徽因母亲性格、文化方面的不足。

父亲时常在外，留林徽因在祖父身边，她六岁开始代笔为祖父给父亲写家信。林徽因的挚友费慰梅曾回忆：“她的早熟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早熟”二字点中了林徽因童年生活的特征。祖父病故后，父亲常在北京忙于政事，全家人住在天津，林徽因几乎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伺候母亲，照应弟妹，乃至搬家打点行李，全部由这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承担起来了。

1916年，林长民全家定居北京，林徽因进了有名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三位表姐妹也都进了培华女中。四姐妹个个亭亭玉立，美丽端庄，星期天上街常有轻薄男子尾随而来，于是不得不叫来身材高大的表兄弟充当保镖。培华女中是所教会办的贵族学校，教风谨严而得法，原本聪慧的林徽因受到良好培育，日后出色的英语水平即起步于此，并早早萌生了文化意识。

1920年林徽因在英国

1920年春天，林长民赴欧洲考察西方宪制，特意携林徽因同行，旅居伦敦一年有半。这次远行，其实是林长民引领爱女登上她新的人生历程，不论生理还是心理，从此林徽因都告别了她少女时代。他行前明确告知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在伦敦，林长民为爱女雇了两名教师辅导她英语和钢琴，英语教师斐理璞母女很快成了林徽因信赖喜爱的朋友。八月下旬林徽因考入爱丁堡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林徽因的英语愈加娴熟纯正。

也是在伦敦，林徽因确立了献身建筑科学的志愿。父亲的房东是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从她那里领悟到了建筑的魅力。她渐渐明白，房子不仅能遮风蔽雨，而且蕴涵着艺术意味，可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西方这样的现代建筑科学。

梁思成

梁思成个子瘦小，却白净秀气，他进入清华学校后便是校园里异常活跃的少年：喜爱绘画，任《清华年报》美术编辑；喜爱音乐，当管弦乐队队长，吹第一小号；喜爱体育，获得过校体育运动会跳高冠军。他的外语也好，翻译了王尔德作品《挚友》，发表于《晨报副镌》；还与人合作译了一本威尔司的《世界史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四”运动爆发，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留给同学们的强烈印象是“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

在众多兄弟姐妹里，梁启超最寄望于思成，从学业、婚姻到谋职，无不一一给予入微的关怀照顾。然而，梁启超还是开明的，他没有规定儿子一定要走哪条路，只是不希望他再做政治家。最终影响梁思成献身于建筑科学的是林徽因，思成曾对朋友们说过：“当她从英国回来我去拜访时，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这个专业。”

梁思成大约17岁时，有一天，梁启超要梁思成到他的老朋友林长民家里去见见他的女儿林徽因。思成明白父亲的用意，虽然他还年轻，并不急于谈恋爱，但他仍奉命来到了林家。在“林叔”的书房里，梁思成正暗自猜想，这位林小姐是何种打扮，这时门开了，年仅14岁的林徽因走进房来。梁思成看到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却仍带稚气的小姑娘，梳两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下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逸如一个小仙子，给梁思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旅居伦敦时与父亲林长民合影

其实，梁启超早已有了与林长民家联姻的想法，林长民也乐意有此通家之好。不过，梁启超对儿女婚姻的态度相当民主，事后他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

梁、林真正恋爱开始在林徽因回国以后，他们常常选在环境优美的北海公园约会，那里坐落着新建的松坡图书馆，梁启超正是馆长。林徽因亦跟随梁思成去清华学堂，看他参加的音乐演出，和他一起逛太庙，那段时光对于林徽因来说是温暖的。

加速他们恋爱进程的是一场意外的车祸。1923年5月7日是国耻日，梁思成骑摩托和弟弟思永上街参加示威游行被汽车撞倒，思成满身是血伤了筋骨，落下残疾，左腿比右腿短了小小一截。林徽因每天往医院服侍，揩面擦身，无微不至。两人恋爱以来从未如此亲密地接近，感情经受惊吓过后愈发显得甜蜜。

因为车祸，梁思成原本计划赴美留学的日期只得推迟一年，正好等到林徽因中学毕业，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两人比翼齐飞，漂洋过海。身处异国他乡，一对朝夕相伴的年轻人彼此日益依恋、感情弥笃。

1925年，林长民早逝，梁启超随即致信儿子，嘱他转告林徽因：“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梁启超二女儿）一样的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林叔的好孩子。”

林徽因断了经济来源，原想提前回国自己谋生，梁启超又去信说，“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几天后梁启超即着手兑现。当时梁家的经济并不宽裕，梁启超准备动用股票利息解难。由此可见，梁启超早已把林徽因纳入家庭的一员，对徽因多了一份舔犊之情。

在林徽因心中，梁思成终究是位温和的君子，两人精神上息息相通，在日常生活中亦充满情趣。夫妇俩时常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坐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那和谐的家庭氛围令人羡慕。民间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将其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在朋友中流传甚广。

梁思成有着学者的稳重作风、严密思维和踏实精神，但平心而论，在才情上，他显然逊于林徽因。梁思成起草的文稿，非得经过夫人修改润色才肯发表。他的文章里那些闪光的句子很多是林徽因的点睛之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

梁思成在中国现代建筑学史上的建树，若没有林徽因的奉献也是不可想象的。1934年梁思成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林徽因不仅在实际研究中与丈夫默契合作，而且还执笔撰写了统率全书的第一章“绪论”。梁思成坦承：“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林徽因不仅是丈夫的助手，而且一直和梁思成完全站在同一平台上切磋、合作。正如诗人卞之琳所说：林徽因“实际上是他（梁思成）灵感的源泉。”

徐志摩

徐志摩出身在浙江海宁的富商家庭，其父徐申如系当地商会会长，他希望徐志摩子承父业，送他去美国留学，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下基础。徐志摩自己也曾经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成为兼通经济的政治家。后来他宁可放弃不易到手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帽，而情愿到英国皇家学院，是为崇拜罗素以求作他的及门弟子。然而，就在徐志摩踏进皇家学院之前，罗素已被学校除名启程来了中国。徐志摩失望之至，经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劝说和介绍，留下来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后再转到康桥皇家学院，住在沙士顿小镇。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徐志摩认识林长民父女，差不多就在结识狄更生的同时。当时徐志摩并没在意林长民身边16岁的大女孩，而林徽因望着23岁的徐志摩，架着衬大了年龄的眼镜，竟脱口叫他“叔叔”。直到徐志摩登门正式拜访林长民，才惊喜异常地发现，林家姑娘那般聪慧伶俐，楚楚动人，徐志摩慢慢成为林寓的常客。

林徽因出生于杭州，祖父在徐志摩家乡浙江海宁做过父母官，母亲又是毗邻海宁的浙江嘉兴人，如今在伦敦邂逅徐志摩，恰似他乡遇故人，彼此间的共同话题自然很多。再说，徐志摩像团火，充满朝气，如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蔡元培曾这样评价徐志摩：“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境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更不必说他的宽厚、体贴、活泼，当然吸引年轻人。

徐志摩是可爱的，但对林徽因来说，这不过是朋友式的可爱。她没有料到，他们的交往在徐志摩那方急速超越了友谊的界线，于是她惶恐起来，不得不求助父亲来守住这条情感防线。所以就有了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一封信：“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想足下误解耳。”这使徐志摩暂时收起了灼热的情感。

然而，徐志摩却已决意跟张幼仪离婚。当时张幼仪有孕在身，徐志摩毫无怜惜地抽身离去，把才到英国的妻子留在沙士顿冰冷的小屋。婴儿刚一出生，他即催促妻子签署了离婚协议。

与林徽因的相识改变了徐志摩的人生航向，他在《猛虎集序》里这样记述自己的转变：“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徐志摩所说的“忧郁”正是追求林徽因未能遂愿所致，失恋造就了诗人。

对于徐志摩的狂热追求，林徽因是否也陷入爱河？学界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今无人提供林徽因热恋徐志摩的确凿证据。诸多文章绘声绘色描述徐、林的相恋情状，其实都不过是根据“年谱”所作的文学演绎。

本书作者曾为此专访了徐志摩、林徽因同时代的几位朋友与知情人，但没有一人证实过林徽因回应了徐志摩的热烈追求，这决非共谋的集体沉默。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当年从费城到纽约，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确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表示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并说自己曾经劝说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

文洁若和萧乾去看望冰心，也曾问及林对徐有没有过恋情，冰心断然否认：“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才16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因为自己的缘故而离婚的。”

林徽因的莫逆之交、哈佛校长的女儿费慰梅说得更详尽：“听她（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和热情所吸引。然而她只有16岁，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并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徐志摩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更为直接的材料，是林徽因本人抗战期间给沈从文的信：“……差不多20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硕大的书房里看雨，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与我同坐在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16岁女孩热切地期盼爱情,所以期盼，是因为爱情并没有发生，这话把旁人所谓与徐的恋情说得再明白不过。

徐志摩在他的诗中称林徽因是“永远照彻我的心底”的“那颗不夜的明珠”。他对恋爱的态度是：“须知真爱不是罪，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即便是在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公开了恋爱关系后，徐志摩仍继续他不懈的追求。当这对恋人在松坡图书馆小屋约会时，徐志摩常来打扰，忠厚如梁思成不得不贴一张字条在门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直到一年多后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还有梁思成）一起接待，一起演戏，徐误以为曙光出现，再度加紧追求，但最终依旧是徒劳。他在陪泰戈尔离京去太原的一刻，望着车站上送别人群中的林徽因，禁不住泪眼盈盈，写下了伤情的话：“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两人再度重逢时，林徽因已成梁家媳妇，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终成眷属，彼此都已成熟，尽管外界时有流言蜚语，他们却一直坦然地保持着友谊。徐志摩突然罹难，林徽因不胜哀痛，梁思成亲往撞机的济南处理后事，并带去了林徽因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北平的追悼会也是由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余上沅一手操办的。

一身诗意

1931年春天,林徽因患肺结核移居北平西郊香山疗养，就在这时，她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位才女，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各种题材无所不能，且都出了精品，她还经常发表关于文学的精辟见解，语惊四座，赢得北平作家们的钦佩和爱戴。萧乾说：“她又写，又编，又评，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林徽因的诗歌在起点上就不同凡响，《谁爱这不息的变幻》是她最早发表的作品之一。那时不少女性诗人的作品多缠绵而流于抒写个人的失意，而林徽因的诗虽未完全摆脱个人的情怀，但落笔却升华到形而上的感叹，不无些微的哲理意味。而作者笔下那些日月星云、峰峦江海的意象，更为诗作平添了几分胸襟的博大，气魄的雄浑。

林徽因的诗歌大都短小，写给秋天的诗却相对较长。或许是因她所患的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她觉得自己提前进入了人生的秋天，已经来日无多。她珍爱生命，但决不苟且。她写道：“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林徽因的诗歌优美，但与柔媚无缘；它坚韧，却远离刚烈。哪怕看似没有多少内容的小诗，她也做得亦玲珑精致，亦别有滋味。

林徽因曾为自己编过一本诗集，1937年春天的《新诗》杂志上已刊登了出版预告，但因她赴野外考察耽搁了编辑进程，等她归来时抗战已全面爆发，她也由此错过了生前唯一一次出版诗集的机会。直到1985年《林徽因诗集》才得以问世，这时她病逝已整整30年了。

1933年林徽因与儿子从诫、女儿再冰

差不多在写诗的同时，林徽因亦开始了小说创作。处女作《窘》1931年初夏发表于《新月》杂志，描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尴尬和无聊窘态。小说语句简洁而行文流畅，刻画细密而含蓄蕴藉，圆熟地融合了中西艺术手法，其艺术起点之高证明了林徽因非凡的文学才华。

1933年，林徽因又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朱自清读了手稿认为“确系佳作，其法新也。”可林徽因藏于箧底不肯立即发表。又过了一年，才将其发表于创刊的《学文》杂志。李健吾曾撰写评论称赞它：“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他感叹：“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有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这篇小说后来成为林徽因最享声誉的作品。

此后林徽因创作的四篇小说《锺绿》《吉公》《文珍》《绣绣》，因主人公都有其生活原型，所以林徽因冠它们以一个总题目“模影零篇”，使之成为系列作品，全部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

林徽因的小说尽管数量不多，但足以显示京派小说的特色，四篇“模影零篇”尤为显著。这些作品从人性出发，以回忆来叙事，于风俗画中，理性、节制、舒缓、抒情地描写人物。林徽因深受中国古典作品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影响，作品形成了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代小说风格。从题材的深刻，结构的周密，表现时的理智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的简洁，描写的精细等诸多方面看，既可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能卓然自成一家。

林徽因的散文仅寥寥数篇，可许多人评价，林徽因的散文当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说“将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若要真切了解林徽因的精神、品格、气质与才华，非读她散文不可。她的睿智、爽朗，还有幽默，均在散文中毕露无遗。

林徽因的艺术气质和文学才华，使她写起建筑论文竟也一样的文采斐然、情思邈邈，有些篇章无异于游记或抒情小品，是十足的美文。林徽因以诗人的眼睛发现，坚硬冰冷的建筑物中蕴涵着“诗意”和“画意”。在她的眼里，“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于是她提出一个建筑学概念“建筑意”，将建筑学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这是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独特的重要建树。

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

1928年，新婚不久的林徽因、梁思成受聘于东北大学，创建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第一个建筑学系。创建之初，全系教员仅林、梁夫妇二人，林徽因讲授“雕饰史”和建筑设计，后又讲专业英语。她几乎每晚替学生修改绘图作业，每每夜深回家。繁重的工作加之东北的寒冷气候，使她感染了肺结核病。

生下儿子从诫后，林徽因的身体明显好了起来，她力争要与梁思成同行外出考察。在五六年时间里，林徽因的足迹遍及六、七个省份，北京八大处，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善化寺及云冈石窟；太原、文水、汾阳、孝义等县的四十多座寺庙殿阁，河北的正定隆兴寺，苏州的三清殿、云岩寺塔，杭州的六和塔、金华的天宁寺、宣平的延福寺；开封的繁塔、铁塔、龙亭；山东十一个县包括历城神通寺和泰安岱庙，以及西安的旧布政司署，陕西的药王庙，处处留下了林徽因的身影。

最为辉煌的一次考察，要数五台山木结构佛光寺的发现。当时日本人曾扬言，中国的唐代木构建筑已不复存在，要看这样的建筑只有去他们的奈良。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志要找到中国唐代的木结构建筑，然而旧中国没有一份建筑名录，到全国各地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1937年初夏，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社同仁莫宗江、纪玉堂向五台山进发，山路狭窄崎岖，他们只好骑驮骡前行，蹒跚了两天，在黄昏中突然望见了夕阳下金光四射的宏伟殿宇，再近看远翘的飞檐，硕大的斗拱，还有柱头、门窗，处处都像唐朝工匠的高超手艺。发现的兴奋顿时使众人浑身的疲惫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徽因第一个爬上高悬的大殿脊檩寻找可能的文字依据，打亮手电，只见檩条盖满了千百只蝙蝠，底下还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终于，林徽因隐约辨出了两丈高的大梁底面有一行字：“女弟子宁公遇”，其余则依旧模糊一片。他们耗费两天洗去梁上厚积的尘土，林徽因费了三天才解读出全部题字，原来宁公遇就是捐资建造佛殿的女施主，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八五七年。它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大家的狂喜之情不言而喻。

野外考察古建筑的生活异常艰苦，常常要担心断餐，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年，行路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风尘扑面，颠颠簸簸，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而林徽因，一个身患肺结核的弱女子，却和男人一样，餐风宿雨，爬梁上柱，显示出她的坚忍、乐观以及对理想的执着。

参加新中国国徽的设计，是林徽因事业上的又一个辉煌。新中国宣告成立前夕，全国政协筹备会于1949年7月10日在各大报纸发布启事，征集国旗图案、国徽图案、国歌歌词。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是，具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须庄严富丽。

8月20日应征截止，收到应征国徽图案900余件，选出28件送国徽评选小组初选，但均被否定。几天后,刚成立的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召开首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正式决定，再次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担当了这一重任。

梁思成因事务繁多，无暇顾及具体设计工作，仅承担了组织领导责任，实际的设计任务基本由林徽因和她的合作者、年轻助手完成。国徽设计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林徽因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当时林徽因正在病中，家里的客厅变成了“作坊”，有时她只能坐在床上，面前搁一块木板便是“工作台”，她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经过一个月的奋斗，10月23日，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完成了第一稿。

1950年6月11日，经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议决采取由另一美术家小组设计的天安门作国徽图案。但梁思成认为，“这个图稿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这是他和林徽因的共同看法。

出乎意料，会后当天周恩来亲自邀请梁思成，再按政协常委会的要求，组织清华教师重新设计国徽图案。翌日，梁思成在家里开会(由于林徽因病重，会只能在家里开)，扩大了设计组成员。林徽因分配各人搜集资料、设计细部，强调细部与整体关系，组织他们共同参与完整方案的构思。她启发大家讨论国徽和商标的区别，反复说明，国徽代表国家，包含政权，如果用色太多，就会显得轻率艳俗，会让人感觉像商标。因而国徽图案应该庄严稳重，又不妨富丽堂皇；要象征化、图案化、程式化；要有民族特色。图案要能够雕塑、能做证章、做钢印和其他印章，还得便于印刷不宜走样。听了林徽因的精辟见解，同事们好比上了一堂精彩的设计课，客厅里你言我语，热情和信心一起高涨。

林徽因、梁思成大胆突破了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设计要求，缩小其在整个图案中的比例，突出五星，表达了新政权的特征。比例缩小后的天安门，虽小却落落大方。与此同时，美术家小组也提交了再次修改的国徽图稿。

6月20日，全国政协再次召开全体委员会，审议两个国徽图案，决定从中确定一个，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会上大家众说纷纭，气氛热烈。周总理注意到一直沉默不言的李四光，悄悄走到他座旁问：“李先生，您看怎样?”李四光指着左边清华的图案说：“我看这个图案有气魄，天安门上空像是一幅整个天空一样大的五星红旗，气魄很大；下边，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显得宽广深远，气势恢弘。金、红两色，使得整个图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对称均衡，庄严典雅又富丽堂皇。我赞成清华大学这个方案。”周总理再次看了两个方案，问大家是否还有其他意见。停顿片刻，看没有人发言，就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吧!”周恩来还建议将图案中的稻穗向上，这样显得更挺拔。

6月23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政协二次全体会议上，全体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决议。在这庄严时刻，受特邀出席大会的林徽因泪花簌簌。1946年，医生曾预言她活不过五个年头，然而五年后的她依然活跃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

1955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悄悄地走了，生前蕴就的朵朵云彩不带走一片。医生预料的五年生命期限，她坚毅地度过了十年，超出的那五年异常灿烂。

内容摘自《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陈学勇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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