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 邬达克设计的这栋“上海第一豪宅”，再过100年都不会过时

近日，上海图书馆发起主办了一场“重走邬达克之路”的特殊走读之旅，由城市和历史建筑专家带着一群年轻人走进了铜仁路尽头那座无人不知又无限神秘的“绿房子”，在这栋曾经的“远东第一豪宅”里，探究建筑师邬达克的成功密码。

匈牙利裔建筑师邬达克是近代上海建筑师中，民众知晓度最高的，堪称民国时的“网红建筑师”。他1918年来到上海，至1947年离开，接近30年的时间里，做了50多个建筑项目，近百个单体建筑。

1927年，不到30岁的吴同文已经是个成功的染料商人，他娶了一位颜料大亨贝润生家的排行老末的小姐，老丈人送出了铜仁路和北京西路转角的一大块地皮，作为女儿的嫁妆。8年后，吴同生的生意做得更大，纳了姨太太，生了很多子女。这一年，他找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建筑师邬达克，希望对方为他在铜仁路那块地皮上设计建造一栋私宅。邬达克为吴同文打造的这栋房子，总共四层，建筑面积1732平方米，在建成时被誉为全远东最大最豪华的住宅之一。建筑的表面和围墙大量使用了绿色的釉面砖，因此，它有了一个昵称：绿房子。

当年铜仁路叫哈同路，那块地皮有3亩3厘3分大，吴同文向工部局申请了哈同路333号这个门牌，一直沿用成现在的铜仁路333号。

吴同文当时的家庭构成是这样的：有一个信佛的妈妈，又有两房太太，每房不止一个子女，两房太太之间的生活不能相互干扰。

他自己经常有社交应酬的需求，家里常招待显耀的政要和商界的朋友，需要大的空间开派对，又要一个花园。

可地皮本身不是很大，形状也不规则，这对建筑师要求就很高。

当时，邬达克是民众知晓度最高的建筑师。

1934年的时候，邬达克完成当时称为“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设计，取得了职业生涯的顶峰。

可是接下来的第二年，上海爆发了金融危机，白银外流，经济一落千丈，地产的发展也停滞了。邬达克的事务所从人们排队等着让他做项目，变得门可罗雀。

于是，绿房子成了邬达克事务所的救命订单，他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了这个项目。

邬达克是个高情商的建筑师，他非常在乎满足业主的各种需求，打造了一个建筑史上的经典。

为了满足主人中西合璧生活方式的特点，邬达克结合当时国际上的住宅流行趋势，运用了很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绿房子。

这个被称为“远东第一豪宅”的房子，却不是雕龙画凤的建筑。外观只是一些直线和曲线，简洁干净。没有过多的装饰，却有一份高贵的感觉。

当时有一个说法，邬达克向吴同文许诺这个房子50到100年不会过时！

向工部局申请建造的一张申请单上，邬达克就把这个房子称为绿房子。

吴同文是做军用颜料起家的，军绿色成为他最爱的颜色。

邬达克向泰山面砖（中国近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面砖生产品牌），定制了这种高质量的绿色釉面砖，让建筑大面积地被这种看上去非常舒服的绿色所覆盖。

绿房子是一个四层高的住宅，这在近代上海的花园住宅历史上比较罕见，一般只是两层，顶多是三层。邬达克根据这一家人的生活、工作、社交的需要，在空间上做了精心的布局。

一二层是公共空间，一层有酒吧游戏室，有老母亲拜佛的佛堂。

二层有餐厅、起居室和书房。

三层和四层就是相对私密的卧室空间。

邬达克在建筑的南侧设计了层层跌落的大露台，房间朝向花园的一面有大面积的落地窗，明亮而开放。

家里办派对的时候，宾客可以直接通过一层的户外楼梯上下，走去二层的会客起居室。

另一段楼梯连通三、四层的卧室空间。这两段楼梯并不相连，给主人保留了一定的私密性。

传统的花园住宅，如果空间足够大的话，车道会从楼前穿过。绿房子的车道，从一层的中间穿过这个建筑。

这样做保证了房前的花园是整块的，不被车道打扰；另外车道上方的屋顶可以自然地为上下车的客人挡风遮雨。

这个设计不是邬达克发明的，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已经有类似的设计。邬达克擅长学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技术、建筑趋势、材料带到上海。

三层和四层分别是吴同文与大太太和姨太太的起居空间。

每层的空间布局是差不多的，主卧室都有化妆更衣间，和各自子女的生活空间，一碗水端平，避免了两边争风吃醋。

每层的主卧里还套有一个阳光房，即使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仍然可以在里面和都市的一点大自然的气息有亲密接触，欣赏外面花园的宜人景色。

特别是四楼的顶层，用了12块淡绿色的进口压花玻璃，可以柔化烈日。

绿房子还是上海第一栋电梯住宅。荷叶型造型的电梯来自老牌的奥的斯电梯公司。

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住在四楼，大太太住在三楼，很有可能这个电梯的设置，是为了减少两房太太在楼梯这个紧凑空间相遇的机会。四楼的姨太太可以直接从电梯上下，三楼的太太可以走楼梯的。

邬达克还为绿房子设计了一组art deco装饰风格的精致纹案，主要以抽象的植物花卉式样为主，分布在房子的各个地方：主楼梯侧墙的透光玻璃， 窄条的拼花木地板，地面铝制管沟盖板，水泥围墙花饰的漏窗……

这个建筑主要的活动区域采光都非常好，在寸土寸金的上海, 充分地利用了阳光日照。

所以绿房子不只是颜色绿，它也是一个绿色环保的建筑。

这栋房子，建筑师邬达克把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国精英业主的需求落实到了极致。

延伸阅读——

程乃珊：绿屋里的端午节

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路口的绿房子，屋主吴同文。吴家祖籍江苏吴县，大约从吴同文的祖父起已移民上海城里（南市）。据我婆婆（吴同文的大千金）说，太平天国时清政府围剿“小刀会”，上海城里一度成为围城，吴同文的祖父母因此饿死在城中。与吴同文的岳家苏州贝家相比，吴家至多只算殷实。吴同文早年在贝家的颜料行“谦和靛青行”学生意。

吴家没有儿子，只得一个老姑娘女儿管家。1905年刚过端午不久，她偶然发现在家门口有人遗下一个竹篓，里面是一个刚出生的男婴。襁褓内有一张写着男婴生辰八字的红纸：农历乙巳年端阳某时某刻出生，肖蛇。吴家小姐一看是个男婴，心里一动，这不是送子观音给送上门的吗？即刻差人拿着婴儿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算了半天，沉吟着说：“这就奇了，这个小毛头的命理明明是个穷命，且生于端阳又属蛇，这个命可‘凶’了，但从命格上看，却又是享不尽的一世富贵，这似乎不合情理，唯有只能以他的阳寿来抵，可能‘寿’字上只能缺一点了。”这个男婴就是吴同文。后来，吴同文只活了61岁。

果然，吴同文因聪明伶俐，非但娶得贝家九小姐为妻，自己在生意上也风生水起，十分发达，特别在开发绿色颜料上赚得满盆满钵，因此自认绿色是他的幸运色，就此造了豪宅绿屋。

绿屋在当时属超现代设计，但吴同文却在底层专门建造了一间与全屋风格截然不同的古色古香的“家堂”，专以祭拜先人。家堂内正中是一张硕大的同样大红描金的供桌，桌上是一对电蜡烛，常年亮着，只有在正式祭奠时才换上香炉、蜡扦等祭具。正对供桌的是一座落地佛龛，佛龛里供着吴家历代先人的牌位。

屋主的生日是端午节，为了忌“冲”，吴同文似乎除了大生日外是不做生日的，1965年在上海大厦的60大寿是他最后一次做生日。但绿屋的端午节却是十分隆重。早在端午前几个礼拜，已从苏州乡下运来大批碧绿生青的棕箬，然后就是颇为壮观的裹粽工程。旧时上海人家很少去外面买粽子，都是自家裹的，并以此为礼品互相赠送，鲜肉粽、豆沙粽、赤豆粽、碱水粽，色色齐全。绿屋的厨房间设在底层，窗开出就是北京西路，有百来个平方。端午前一个礼拜，厨房都要为裹粽子让路，这还不够，还要扩张到后院夹弄。由吴同文太太亲自坐镇。说来读者不信，堂堂的吴同文太太（娇滴滴的苏州狮子林长大的贝家小姐）包得一手好粽子，我婆婆也深得其传。今人想象旧时的千金小姐、富家太太，不是跳舞开派对就是周旋于各名人显赫之间，这是交际花而不是名门太太了。那时的名门闺秀，都要学得一手好厨艺和结得一手好绒线，连教会女校都设有家政课。

端午节是大节，自然要祭拜。仪式在中午举行，这时绿屋的家堂就热闹了，一应祭具都擦得亮锃锃地摆出来。祭具都是吴太太的陪嫁。旧时上海人家嫁女儿，必有一套完备的祭具，大多为锡制的，以示庄穆。照规矩，祭拜时应一一写下历代先祖的大名，称“签条”，我丈夫年少时就经常当这个差。解放后怕戴上“宣传迷信”的帽子，这一道就免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每逢端午，吴同文必一身长衫马褂，诚恐诚惶率众子孙祭拜。吴家姑奶奶（吴同文的姐姐）也必到场。另外，祭拜时，特别要关照小孩，香烛一点上，说明祖宗已到位，就不能触碰供桌，以免惊动先人。酒过三巡后，就要送祖宗，还是由吴同文主持。家堂外有一个大香斗，里面已铺满锡箔。吴同文逐一将“签条”放入炉中，绕着香炉周围再洒一圈酒，然后点火祝祷送先人回去，就此仪式结束。我时常在想，他当时内心拜的究竟是吴家的祖宗还是他那不知名的生身父母？

1949年以后，绿屋一楼、二楼被紧缩了，如此大规模的端午祭祖已大大简化了。但端午包粽子和祭拜先人这两条底线，吴同文始终坚守着，只是祭拜活动移到4楼，长衫马褂改成了人民装。直到1966年，吴同文与姨太太双双自杀在绿屋内，绿屋的端午节就此垂下帷幕。

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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