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许幸之的艺术人生

许幸之，中国影剧编演，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作家、诗人。提起许幸之，绝大多数人了解他是新四军队伍中的文化人，有关他的文章，关键词涵盖了多才、多艺、多栖等，随着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许幸之的名字更多的和抗战连在了一起。愈来愈多的人想知道，是一个什么力量，促使像许幸之这样的大批文人，弃笔从戎，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之时，加入到抗战队伍，勇敢的奔赴前线，用文化实现拯救中华民族的夙愿。而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的磨砺之下，许幸之身上竞然有着众多的能力和本领，成为众多领域的大家，让我们从许幸之的个人的经历，努力寻找答案。

一、出生在破落盐商家庭，少年时期就显露出绘画天赋。

许幸之的父亲许炳文，出生在安徽歙县许村镇一个贫穷的家庭，大约6、7岁时，来到同族许氏盐商家做小仆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随同盐商家眷到了盐都扬州，伴随小少爷读私塾。聪明内秀的许炳文，虽是书僮，但通过偷听，学了不少文化。大约15岁左右，老爷将丫环沈氏许配给许炳文，并给他们一笔钱，让其出去成家，做点小买卖。许炳文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中等盐商。到了清末民初，许炳文因身体不好，将家里的事务交给长子许易山打理，由于长兄经营不善并又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许幸之的家族逐渐衰败。

1904年4月5日，许幸之在扬州出生。1917年，许幸之13岁时，正式拜请著名美术教育家吕凤子为师，从而奠定了他绘画技能和艺术修养的基础。1920年16岁时，许幸之在吕凤子亲自推荐下，免试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许幸之在上海美专学习的几年中，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学校曾经邀请梁启超、郭沫若等著名文化人来学校演讲，开拓了年轻学子们的视野。

1923年，许幸之上海美专毕业后，进入东方美术研究会深造。在研究会举办的师生作品展览上，他所画的《母与子》、《落霞》、《天光》等作品，即获得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好评。

二、经历新文化思潮熏陶，积极投身于大革命洪流中。

1924年20岁时，许幸之在郭沫若等人的鼓励下，多方凑足经费东渡日本求学。他先是进入日本有名的川端画会专学素描，学习之余靠四处打工来维持生计。1925年，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许幸之考上了心仪已久的日本东京美术学校。1926年，他在日本东京创作了他的早期油画《晚步》，笔力柔和，光彩炫目，深受观众的赞美，被美术史学家认为是中国风景油画的经典之作。

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涯，使他饱尝在异国他乡遭受鄙视的痛苦，在他勤奋学习的同时，并未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时刻关注着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形势。

1927年初，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打电报召唤许幸之回国参加北伐军的宣传工作时，他毅然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只身回到上海。“四·一二事变”前夕，他刚到北伐军政治部报到，尚未领到军装，就遭遇到蒋介石发动的“清党”行动，他和许多革命志士被关进了上海龙华监狱。身陷囹圄的几个月里，郭沫若、郁达夫、吴印咸等人多方奔走营救，由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正木直彦校长写信担保，许幸之才得以脱险出狱。

1928至1929年，许幸之重返日本留学，他和沈西苓、司徒慧敏、周扬等一批进步的留日学生组织了“青年艺术家联盟”，他被推举为该团体的召集人，主要从事进步文艺理论研究与传播活动。他曾积极与日本左翼作家、诗人及文化团体进行联系，举办各类演讲和座谈会，并参加日本左翼戏剧家联盟主办的戏剧讲习班及演出活动。与此同时，许幸之还不断地向国内的寄送诗歌、散文、绘画稿件，陆续发表在《创造月刊》、《洪水》等进步文艺报刊上。

1929年秋天，许幸之即将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夏衍发来电报，希望他能马上回国，参加党领导的中华艺术大学接办和教学工作。许幸之放弃去法国深造的计划，提前回国，担任了中华艺术大学的西洋画科主任、副教授。

除了在中华艺大担任美术教学工作外，许幸之还参加郑伯奇、夏衍等组织、发起的“艺术剧社”，向年青的学员传授一些舞台表演经验。他们演出了《炭坑夫》、《西线无战事》等进步话剧，许幸之承担了一些布景绘制，尝试了导演舞台剧的演出，为日后进入影剧编导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0年3月2日，一批进步作家在中华艺大集会，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等人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许幸之不但以左翼作家身份，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并且被列入“发起人名单”。后来这个名单落入国民党统治当局之手，成为封杀和查禁进步作家的“黑名单”，许多进步文化人长期遭到政治迫害甚至杀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左联五烈士”被逮捕、被杀害。

1930年6月，由各个进步美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为“美联”）。在成立大会上，许幸之被推选为“美联”主席，并以他任教的中华艺术大学为联盟总部所在地。同年8月，许幸之等“美联”成员在中华艺大召开会议时，不料被前来查封学校的军警逮捕。在关押了十天之后，他才由老同学吴印咸所在的一家布景公司老板保释出狱。

两次牢狱之灾，并未能吓倒年青的许幸之。但由于许幸之所在的中华艺术大学被查封，他的名字又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所有的官办学校都不敢录用他这样的“左翼分子”，他只得暂时离开上海赴苏州一所女子职业中学执教。

三、在电影领域崭露头角，导演抗日影片《风云儿女》。

1933年，许幸之离开苏州，开始进入上海电影界工作，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和置景师。1935年初，他与吴印咸一起应夏衍的邀请，转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并接受了拍摄我国最早的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故事片的导演任务。

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与美术的紧密联系，美术是电影的生命，为电影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养分和创作的来源，满足了电影创作中的新需求，同时电影的发展也让美术得以新的展现形式，两者在内在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艺术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成长。而许幸之游刃有余的走在这两个在外人看起来似乎不搭介的行业之中。

许幸之之所以能够跨界专门从事电影导演，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即上海美专与电影界的关系。上海美专，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和机制，通过现代教育模式，向社会大量输送经过严格训练的艺术人才。不仅推动中国美术教育和现代艺术的兴盛，也是开放、文明、包容的新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时的电影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艺术形式，和电影沾边的是明星学校，如胡蝶等。大部分电影人是从戏剧台、文明戏转行来的。还有一部分爱好者，是从写影评、写剧本，如陈洁、朱瘦菊等。当然，还有一些生活在很下层的年轻人，为了糊口，到片场做杂工、置景和道具等。如蔡楚生，汤晓丹、吴永刚等。像许幸之、吴印咸、贺绿汀、赵丹等毕业于上海美专，有过专门美术训练，有基本的艺术素养，无疑成为电影人的重要构成人员之一。

其实，许幸之从事电影，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一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夏衍为了躲避抓捕，从上海来到日本，暂避风头。夏衍的表弟沈西苓，和许幸之同租一间房子。沈西岑回国探亲，空着的床铺，正好给夏衍住。滞留在日本的几个月里，许幸之积极参加左翼文化的活动，给后来从事我党电影工作的夏衍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许幸之在东京的进步生活，也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为了摆脱盯梢，许幸之经常去廉价电影院，看循环放映的美国旧文艺片，好莱坞电影的艺术技巧，激发他日后从事电影创作的兴趣。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并进而企图侵占华北，全国民众要求抗日救国的呼声此起彼伏。但国民党统治当局，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对主张抗日、实行抗日者，残酷镇压甚至杀害。因此，许幸之担任导演去拍摄一部表现抗日题材的电影，在当时是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电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具有很好的传播性和鼓动性，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是最大众化的娱乐工具。由田汉编剧、夏衍改编的电影《风云儿女》，讲述的是青年诗人辛白华(由袁牧之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毅然冲破个人感情的藩篱，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的故事。由于国民党统治当局规定：在影片中不允许直接表述抗日的词语，所以许幸之在导演该片时，将日本侵略者一律冠以“敌人”的称谓，但观众们还是能从他巧妙地把万里长城和日寇马蹄的叠印镜头中，以及剧中人物对“义勇军”殊死战斗的讲述中，感到抗日救亡的紧迫感。许幸之大胆采用片头和片尾两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导演手法，给那些平日并不怎么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普通百姓，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由聂耳作曲的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及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未及该片在影院公映，便由《电通画报》发表和其它电影期刊转载。适逢全国各地正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因而这些歌曲很快便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鼓舞爱国斗志和宣传抗日救亡的号角。更令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49年9月，这首响彻祖国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攻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许幸之不但参加了由赵朴初领导的难民收容所，还他与老朋友、摄影师吴印咸再度合作，冒着枪林弹雨摄制了淞沪会战的真实场面，并剪辑了一部记录抗战初期中国各个战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

1938年春，经数月努力，许幸之与吴印咸已摄制、剪辑了大批电影资料 ，他们携这批资料赴香港进行《中国万岁》的后期制作工作。但由于该片投资人坚持要将样片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因为该片有一些八路军的片断，电影检查官以“宣传赤化”为由，将影片的底片、正片全部销毁。不但使许、吴二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来的珍贵资料荡然无存，而且使这部囊括“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真实战争场景的大型纪录片，至今无缘与观众见面，这对于许幸之、吴印咸来说，不能不说是终生的遗憾。

1951年，许幸之导演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影片《海上风暴》上映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陪同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观看了该片，并给予高度评价与赞扬。

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几年中，许幸之有《电影导演论》、《电影编剧法》、《电影艺术学》、《电影发达史》、《电影概论》、《电影鉴赏》、《电影剪接》等大量电影理论方面的著作问世，代表了民国末年中国电影艺术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

四、在戏剧舞台初显身手，改编鲁迅名著《阿Q正传》。

1936年10月，许幸之创作了一幕三场儿童话剧《古庙钟声》，歌颂了吉林人民反抗日本强盗的斗争，这是他话剧创作活动的开始。同年秋天，鲁迅病故后，许幸之怀着崇敬的心情，决心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改编成为话剧。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在广泛听取意见，数易其稿的基础上，终于改编成功。

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具有批判性的社会讽刺小说之一，把其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也是许多戏剧工作者的夙愿。但在众多改编者中，许幸之很好地把握了鲁迅笔下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的生活场景，并在话剧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诸如阿Q、假洋鬼子、赵太爷这样的典型形象，将鲁迅鞭挞的中国国民固有的劣根性——将所谓的“阿Q精神”（即“精神胜利法”），以悲喜剧的表现方式展现给广大观众，从而赢得了好评。

1937年夏，在上海还未正式公演前，许幸之改编的《阿Q正传》已在全国各地上演。同年5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延安时，曾帮助红军剧社排演过他的这部《阿Q正传》，毛泽东等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曾观看过演出。美国女记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她撰写的《续西行漫记》里，对许幸之的话剧《古庙钟声》和《阿Q正传》在延安的上演都有所记载。

从1938年初至1941年末，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英、法租界内，尚有一部分爱国文艺工作者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话剧演出活动，这被称为“孤岛时期戏剧运动”。在敌伪的高压统治之下，许幸之先后参加了青鸟剧社、上海艺术剧院、上海剧艺社、中法戏剧学校、中法剧社、大钟剧社的演出，并执导了曹禺的《雷雨》、田鲁的《衣锦荣归》等。

1939年春夏，许幸之还导演了夏衍的《花烛之夜》(即《一年间》)、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等。同年6月，他完成了话剧《阿Q正传》的第五次修改，并亲自执导中法剧社在上海辣斐花园剧场上演，曾经一日两场连续演出半个月，取得极大成功，也给处于黑暗之中的沦陷区民众带来心灵上的慰籍。

在这之后的十年期间，许幸之还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剧本，如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了五幕话剧《天长地久》，根据香港沦陷的题材创作了多幕剧《最后的圣诞夜》(又名《香岛梦》)，独幕话剧《小英雄》、《不要把活的交给他》、《狂风暴雨之夜》、《没有祖国的孩子》、《英雄与美人》等等。

1953年，许幸之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已经印刷了第十次，累计印数达数万册之多。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全国各地多个话剧团都上演了这个剧本。1981年，许幸之又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对剧本进行了第六次修改，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剧本重新出版作为鲁迅诞辰100周年的纪念，郑州市话剧团等又重新将此剧搬上舞台演出。

五、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为新四军设计“N4A”臂章。

1940年秋，苏北新四军派司徒阳秘密到达上海，邀请许幸之赴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许幸之慨然相允。同年11月，为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陈毅又委派许幸之秘密返回上海，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等人赴苏北参加抗日文化工作，他们因故未能前往，许幸之在上海又秘密动员了一批爱国青年二十余人，通过日伪军封锁，秘密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文化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许幸之接受了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的任务，陈毅军长在他设计的三四种方案中，选定以“N4A”(新四军英文译名NEW 4 ARMY的缩写)图形为新臂章样式。他特意在臂章的上方，增添了“1941”和左右两颗五角星，以代表新四军重建的年月，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这种臂章，新四军部队一直佩带到1947年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军时为止。

许幸之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时期，十分活跃，展示了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在鲁艺华中分院，除了担任文学、美术、戏剧三个系教授外，还指导戏剧系学生排演戏剧节目。他在破旧的盐城大众戏院基础上，设计并筹划改建成“鲁迅艺术剧院”。不久，又完成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设计改建任务。

在1941年夏天，日伪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荡”，原本已经跟随鲁艺华中分院师生出发的许幸之、贺绿汀，被陈毅将军要求随军部行动，从而避免了牺牲。而在那次反扫荡斗争中，200多名鲁艺师生不幸被大批敌军包围在建湖县北秦庄，为了掩护师生们安全撤退，著名作家、戏剧家丘东平、许晴等虽然寡不敌众，但还是英勇地抵抗了敌军的突袭。先后有师生30多人英勇牺牲，而许晴是许幸之的亲侄儿。

鉴于斗争形势的严重恶化，陈毅、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决定鲁艺华中分院暂时停办，除了青年骨干充实基层部队外，由全国各地应邀而来的进步文化人，都被安排返回原来的地方进行隐蔽斗争，许幸之则被安排重返日伪统治下的上海。

许幸之一回到上海，就成为敌伪特务跟踪盯梢的对象，处境极其困难。为了不给新四军的隐蔽在上海的秘密联络员人员带来危险，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许幸之乘船离开上海，远赴香港从事电影制作工作。

然而刚刚在香港站稳脚跟，许幸之正准备筹拍由他改编、导演的《阿Q正传》电影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在廖承志等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他又和数百名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一道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撤退到了桂林，转赴隐蔽在粤北山区的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在粤北山区任教期间，除了完成教学工作之外，许幸之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暗中监视的风险，积极帮助学生社团排演了《妙峰山》、《日出》、《戏剧春秋》等进步话剧，在抗战文艺期刊上陆续发表了诗歌。在这里，许幸之还收获了爱情，与中山大学的学生、校演剧队《皮革马林》女主演卓文心结为夫妻。

六、魂牵梦绕和难以割舍，绘画生涯成为他的毕生追求。

抗战胜利结束之后，许幸之来到苏州，在拙政园内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期间，并携带劫后余生的两幅旧画《晚步》和《铺路者》（油画）去参加老师吕凤子创办的正则艺专的校庆展览。吕先生很关心地问许幸之：“现在还能拿起笔作画吗？” 许幸之很感遗恨地对老师：“很惭愧，老师！（由于抗战四处颠沛流离）现在连油画工具也没有了。有时兴致所至，只能画画简单的速写和水彩罢了。”吕凤子先生带着惋惜的口吻说：“油画既然有那么厚实的基础，把它全部丢掉未免太可惜了啊，有机会还是应该拣起来吆。”老师的这一教诲，也是许幸之日后下决心归队，和逐步恢复画业的强大的动力。

1954年，许幸之年过半百，重回他阔别二十余年的美术教育战线，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美术理论研究室主任、油画系和美术史系教授，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不久，就开设出《西欧美术史》、《俄罗斯与苏联美术史》、《艺术概论》等课程，填补了我国美术史论课程的空白，为后来建立全国第一个美术史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着力培养了一批青年理论教学骨干。

1959年，许幸之利用创作假期之便，回到丹阳探望得了重病肺癌的吕凤子老师。老师躺在床上，听说许幸之已经争取回到美术工作岗位，不禁为之高兴。

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担任教学工作，令许幸之十分高兴，他不仅可以与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著名油画董希文共同主持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的教学工作，更让他兴奋的是，时隔二十多年，他又能拿起画笔作画，重回到他年轻时魂牵梦绕绘画艺术的沃土之中。

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间，许幸之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潜心作画，并坚持外出写生，深入实际，体验生活，以饱蘸油彩的画笔描绘出动人心扉的画幅，讴歌祖国山川大地的变化。

50年代中后期，许幸之在北京郊区、在渤海之滨、在故乡扬州、在玉门油田都画了许多写实的风景画，像《田园新居》、《丰收归来》、《碧波帆影》、《太湖之晨》和《牧歌》等都洋溢着田园诗般的抒情味道。而此后他画的《海港之晨》、《油站朝晖》、《化肥烟涌》等一组所谓“工业风景画”中，则以独特的视角和明快的色调，将原本呆板的工业景色描绘得生机盎然。他创作的油画《巨臂》，在参加完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之后，送出国巡回展览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60年初期，许幸之画了一系列静物写生画，其中有《芍药花》、《蔬菜丰收》、《烛光瓷影》和《银色协奏曲》等，赏心悦目的作品被美术评论家称之为中国现代油画史上静物画的“经典之作”。

十年浩劫，使许幸之陷入灾难，原本良好的绘画发展势头，一下子被拦腰截断。粉碎“四人帮”后，他第三次重新拿起画笔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1977年，他创作的大幅油画《水晶世界进行曲》， 1978年，他创作的静物画《红灯柿》，这幅好似近景特写式的构图方式和明亮绚丽的装饰风格，都让人难以想象它是出自一个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老画家之手。而后许幸之又以近八十岁的高龄继续笔耕不缀，先后创作了《伟人在沉思中》、《美目盼兮》和《窈窕淑女》等作品。

1991年12月许幸之因病在北京逝世，他几十年的挚友、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亲赴家中悼念，并题词以寄托哀思：“幸之同志是值得大众永远怀念的艺术家，他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了可宝贵的贡献。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了，但他的功绩和他遗留下来的诗情画意将永远鼓励着后代人前进。”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著名美术家、社会活动家蔡若虹先生怀念许幸之同志的《西江月》诗中写道：“

六十年前左翼，五星旗下专家；

一身三朵向阳花，能演能诗能画。

妙手玲珑多面，丹心灼烁无暇；

雄歌一曲献中华，留得千秋佳话！”

后记：

今天，许幸之离开我们已有26年了，可他留给人们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值得庆幸的是，许家后代近些年潜心整理、探寻追究许幸之的生活足迹和成长经历。此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许幸之长子许国庆为我提供了许多从未公开和揭秘第一手资料。而许幸之出生于乱世之中，成长于战火洗礼，经历于文革动乱，成就于艺术天地，他历经苍桑，但初心不变，他从不追求功利，虽成大家，但低调、谦逊，从不张扬，更值得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们好好学习，作为榜样。

作者：孙国栋 原新四军纪念馆馆长、现江苏省盐城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

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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