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初版的一场战时风波

2018-12-24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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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关于《鲁迅全集》的预约通知

生活书店总店自1937年9月由上海迁往武汉并改为总管理处后,现金流短缺一直是个问题。总管理处在1938年7月30日向分支店及办事处发出通告:

本店预约鲁迅全集计一千三百部,应付国币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元,除已汇出三千三百元及新华透支五千元(八月须划还)外,尚须续付八千余元,八月底又需结付版税约七千元,暨生活日记造货款一万四千余元,需款浩繁,务希各店将现款集有成数随时汇寄,以应急需为荷。

当时,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还在武汉,虽然各地网点已经铺得很开,但毕竟处在“战时”,销售或结款都不在一个常态下可期可预。于是,各分支店预约的《鲁迅全集》款项不能及时上缴,再加上1939年度的《生活日记》正待开印,造货款不能及时支付,显然也是一个难题。这种窘状,想来已经受到《鲁迅全集》出版方、《生活日记》承印厂的压力了。

不知是否因为汇款不及时,生活书店8月6日出版的《店务通讯》曝光了《鲁迅全集》预约的周折:

鲁迅全集预约事,最近各店均已陆续将定单集中寄交粤店,业经统计结果,至少需预约一千三百部。经一再电沪要求重版,复社以全集再版版税增加,成本提高,不拟续印,除已交到之四百八十部外,余均一律办理退款,或掣给优待凭单,在将来重版时仍得享受预约价优待权利。我店为顾及双方信誉及读者利益计,经与该社驻汉负责人几番交涉,又数次电沪婉商,结果需每部增加预约费二元,否则决不重印。据粤港方面传来消息,该社疑我店塌便宜货,多为预定云。兹又经一再声明,根据实际情形交涉,并在短期内将预付款如期付清,该社已允即日重印装运矣。

生活书店很气愤!被复社怀疑塌便宜货,多报预订数企图囤积,待重印涨价时出售,以谋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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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初版印数究竟多少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复社《鲁迅全集》初版一印究竟印数多少?除了已经发给生活书店480部之外,是否因为货款未到而暂缓发货?还是因为著作权方不同意重印而只同意再版,再版则需增加版税,这么复杂。交涉后,双方同意每部增加预约费二元再印,“全为文化而工作”,生活书店在9月3日的《店务通讯》中再次披露了这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鲁迅全集”前以初版书售完后,复社不拟重印,在四百八十部发齐后,所有不足之数,由本店凭预约单一律发还定费,几经将我店在发行上、信誉上种种困难与之解释和交涉后,始允再版,照我店预约总数改为一千三百部发齐。最近忽又生变故,据称因再版时版税提高,纸张涨价,成本加重,至少每部需增收二元,方能付印,拟用复社及我店名义,会同刊登广告或发通告,每部加预约费二元,否则一律退还定费,我店此次担任全集预约,一切条件均照复社提出者,一字不易予以签订,全为文化而工作,殊知竟发生如许波折,使我店对读者发生不良印象,现尚在交涉中。

这次的说明,显示涨价二元不仅仅是版税,还有纸张涨价、成本加重等。那么,这增加的二元由谁承担呢?让各地的订户“每部加预约费二元,否则一律退还定费”,这不大像话,“现尚在交涉中”。

9月17日,第二十六号《店务通讯》在“出版消息”栏中介绍:

鲁迅全集加价事,经港店与复社张宗麟先生几经交涉,据理力争,该社仍蛮横无理,非加二元不可,最后由我店牺牲,每部补贴复社亏本款一元,共一千三百元,全部款项计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元,限二十日前完全付请,闻书已通知上海运发矣。

蛮横无理的复社,经过多次交涉,张宗麟先生终于妥协,这个妥协还得益于在港的双方朋友如杜重远、茅盾、萨空了诸先生从中调解后才有的结果。条件是:生活书店同意每部补贴一元(含之前的480部),一共补贴1300元;所有款项限在20天内全部付清,“闻书已通知上海运发矣”。这个消息,有点悬念,生活书店未闻书已加印,而是“闻”在香港的复社张先生通知上海运发。

9月24日,《店务通讯》披露了1300部的订户资料显示,《鲁迅全集》通过生活书店在内地18个分支店预订了1302部。

战时邮路不通地区如何取书

生活书店在10月8日告知各地分支店:“鲁迅全集闻港复社已得沪电,全部可在本月初运抵港粤。”接下来的事情更麻烦了。港粤的读者可以取书了,但对于交通不通、邮路不畅的其他区域,如何使订户获得?

1938年10月15日《店务通讯》刊出《鲁迅全集另定通告读者取书办法》:

鲁迅全集经再四交涉结果,已由复社允予再版,补足一千三百部。该书已电由上海分别运往港粤两地。惟以广州邮局路局,停收汉、陕各地邮件,同时汉、陕交通线,目前因平汉路遭切断,暂时无法寄递。一方面为顾及读者查询与盼望起见,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及复社在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在以前登过预约的广告之各地报纸,刊登一启事如下:

“鲁迅全集全书出齐,敬告定户: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与复社印行鲁迅全集,全书二十巨册,计七百万字,普通本与纪念本两种,均已完全出齐,陆续运抵港粤。惟因卷帙浩繁,邮局拒绝运寄内地。兹特拟定变通取书办法如下,望各地读者谅解战时运输困难情形,加以鉴原。(一)全国各地普通本定户均请一律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或香港、广州生活书店,凭定单取书。其不在上海、香港、广州者,请委托亲友代取,但至迟以十一月底为限,请在限期内领取。(二)凡无法在上述三地取书者,只能将原书存储上海、香港,俟邮运恢复后,再行邮寄,届时当再登报通告。(三)纪念本定户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另行发信通知取书。(四)普通本定户请向各地生活书店接洽。(五)纪念本定户请向香港邮箱一六二九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接洽。”

根据上面的启事,我店办理时注意下列数点:(1)预约定户收款为十六元者,在自取时,应退还二元邮费;(2)能通邮处尽可能分别照寄;(3)自取定户来接洽时,应请留一通讯地址,将来变动时必须来信通知,以便随时通知取书;(4)全集预约截止期为七月十五日,在期满后预约者只得婉言退款(外埠须以邮戳日期为凭);(5)各店预约单,请集中寄粤店,如有改邮寄为自取或改自取为邮寄,除在存根留底外,应随时通知粵店;(6)代登广告费请速转寄总处,俾便在香港与该社结算。

同期《店务通讯》还刊出《预约鲁迅全集之困难重重》,似乎是想把所有的委屈都说出来:

我店代理预约鲁迅全集,当初由徐先生与复社代表人胡愈之先生商订办法,并由港店甘蘧园先生与复社驻港代表王纪元先生就近接洽一切,订定办法:预约价十四元,另加邮寄费二元(粤港沪自取者不收),各地本店代预约者,除香港部分由沪直运外,其余悉运广州,由粤店分别寄发。该书原定六月底截止预约,旋由汉店通知展期半个月至七月十五日截止。但预约截止以后,因事先总店并无周密规定办法通知各店,故粤店接到各店之预约通知单,除一小部分外,其他颇多延迟寄到或手续错误——尤其是汉店。遂使预约总数无法及早正确计算。影响到复社方面发生种种不谅解,并且连累到迟缓发书,实在感到许多不便。直至九月初,粤店始将全部通知单集齐,合计各店预约总数为一千三百零二部,可是与我店和复社最后交涉预约一千三百部之数还差二部,现在实际上除去港店预约出三八七部已有一部分收到外,粤店方面截至最近共收到第一期书(全书二十册,分三期出齐。第一期出版第二、四、十二、十三、十七,共五本)二九一部;第二期书(第一、三、五、六、七、十一、十九共七本)二○一部;第三期书(第八、九、十、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廿,共八本)一九六部。核计与应收九百十三部之数还相差甚远。当粤店收到第一期书籍时,本拟除去门市预约户外,先寄偏远之处,俾可减少日后邮递之困难,但当时外埠通知单多数还未寄来,而事实上又不容积不办,因之先将梧桂湘滇蓉数处较早通知之一部分定户、设法寄发。不过,现在待发第三期书,邮递更无办法,此一部分定户已发而未齐者,顾难预算何日可以寄完,更不知何时才可到达,今后粵汉路邮递困难势必有增无减,广州局势亦难预料,将来须续寄之六百余部(每部七个邮包,合计有四千多个邮包)预约书,诚不知如何结局也。

还是难事,到货地只有香港、广州,但又不是整套书一起到货,分了三期,于是“又不容积不办”,但交通变数太大,有的地方发了一期发不出二期,发了一二期发不出三期,有的则出现了预约者失联等等状况……

之后,12月24日的《店务通讯》再告:“预定者可直向沪港本店取书,如有因领取不便,而欲退款者,亦可照办。”

1939年1月24日,总管理处向“分店科代简”:

本店代理预约鲁迅全集,除沪、港两店外,其余原拟由粤店收转分发。现查广州失陷时一部分该书未及取出,而大部分尚在沪、港两地,寄递亦极困难。以后各分店遇有定户催询,请婉为解释,万一定户坚欲退定者,可凭原定单退款,惟退定后请将定单号码、定户姓名通知本科,以便注销,而免错发。倘有改寄地址或查询事项概请与本科接洽。

1939年4月29日《店务通讯》(第四十六号)介绍:

“鲁迅全集”未寄定户,现已拟具五项办法,分别通知。以后遇有改寄地址或退款等情,盼即通知渝店发行科登记,以免错误。

此项工作的善后已由重庆分店发行科接办了。想来,后遗症很多,而且成套的、不成套的都有很多,以至于1940年5月30日《店务通讯》(第九十五号)在“文化拾零”栏目刊出:“塔斯社电讯告诉我们:苏联到去年为止,普希金全集印数达二千九百万册;高尔基全集三千九百万册;托尔斯泰全集二千万册;柴霍甫全集一千五百万册(全用六七十种文字印出)。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吧:我们也有一位值得傲视于世界的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他的全集至今行销了多少呢?据悉,印数只有四千部!”余下还可记述:生活书店销售了1300多部,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强,为传播鲁迅精神作出了贡献。

1939年7月15日《店务通讯》(第五十六号)披露,在参与重庆各界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发动各家属写信慰勉前方作战亲属将士时,总管理处“闻某同事个人已超过八百封,有奖《鲁迅全集》之希望云。”也许,起初在发动员工写信慰问制定奖励办法时,把奖励《鲁迅全集》作为一个大奖了,有些高不可攀之意。

友谊的小船在经济大潮中说翻就翻

回想一番,当初是由胡愈之代表复社与生活书店徐伯昕谈妥的。胡愈之既是生活出版合作社(简称“生活书店”)的社章起草者,也是“悉心臂划独多”者,“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那么,遭遇这个预订数减发的事情,胡先生也一直在上海、香港、武汉等地宣传抗战,未见为生活书店出力的记载,令人有些遗憾。当然,双方都是关联方,似乎也难以决断。

复社作为一个纪律性不强、人员变动很大的松散组织,眼见初版印刷后销势看好,生活书店预订款又未及时回笼,试图减发或重印加价。在商言商,也不是一件难堪的事。重印加价,是许广平提出版税要涨、印刷工价要涨、还是纸张在涨或者运费在涨?都有可能。但最终还是每部涨了一元多(原定支付16380元,实付17680元,多付1300元。照理第一批到货的480部应为原价,也就是820部涨了1300元,约合每部涨了1.58元),都是事实。

友谊的小船,在经济大潮中说翻就翻。最可惜的是前方战事吃紧,延误发货,直接使一些订户因邮路中断而不能及时收到心仪的《鲁迅全集》。


作者:汪耀华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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