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 队伍里开始跳交际舞，那是延安在革命生活之外的活泼一面

1937年美国记者厄尔利夫（左二）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左一）朱德（左三）吴光伟（左四）出任翻译

【导读】延安十年（1937—1947），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圣地，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奔向它的怀抱，并因此而引领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改写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篇章。

从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写延安，还原延安当年的生活面貌，揭示那些已经进入历史或曾经被忽略了的历史，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延安时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生命升华的天堂般的记忆，以及那残酷的斗争和严峻的现实，这是我们的前辈为革命所创造的光荣和付出的代价。

延安交际舞始末

在延安1937—1942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上，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这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继《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之后到延安采访的第二位外国记者，由于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

正是这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了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的文艺明星丁玲。

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那时，革命队伍里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晚会上，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娱乐形式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外国友人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中国女子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个个健康青春，英姿飒爽

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在她们看来，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在1937年7月底悄然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了伤，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也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

但是，延安交际舞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衣襟上还别上一朵小花。冬季里将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级别最高的，经常有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而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化装舞会。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很反对跳舞，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三年后，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

延安交际舞潮持续到1942年。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

飒爽英姿是怎样炼成的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光荣与苦痛中磨炼出革命知识女性的飒爽英姿。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一路照顾她”。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幼小的年龄，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吃得了苦！”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

进人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对大家族的叛逆，对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

宝塔山下，延安曾让世界为之瞩目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不过这种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她们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

抗战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安吴青训班”），是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接受、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修路、运粮、背柴、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得这些从前弱不禁风的女青年饭量大增，体格逐渐健壮起来。据亲历者回忆：

有些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刚来的时候，捧起碗筷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不免难以下咽，夜里还要遭受“游击队”似的跳蚤袭击，确有坐卧不安之感。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她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跳蚤也失去了剥夺她们美梦的作用。

这种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也彻底改变了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后来回忆：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开始时，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但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刚开始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

除了军事训练外，女学员们还要和男学员一样参加艰苦的劳动，沉重的镢头把比她们手腕还要粗，胶质黄土格外难挖，但她们不退缩，不叫苦，劳动炼硬了她们的臂膀和意志。

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在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健康长肥起来，而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组”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

这种艰苦昂扬的军事化集体生活，赋予了革命女青年们飒爽的英姿，又塑造了她们直爽、泼辣，无私、无畏，没有羞涩感，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的情感模式和思维模式。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做作，在服装上也和男人差别很少。”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

1939年3月8日，延安各界在北口外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会议并讲话。毛泽东在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会上，他倡议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并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赞同。“我们要培养几百几千的女英雄、几百几千的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

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据当时的中国女子大学学员晚年回忆：“从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1940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真饿得难以忍受。

“物质生活虽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女大学员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排列整齐的队伍，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健步登上主席台时，500多名学员表演了精彩的集体舞、化妆秧歌舞和雄壮有力的《女大大合唱》。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传为永远的佳话。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的列宁装校服：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实在是标致、时髦极了。这样的装束，成了后来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形象的标准范本。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

和着震天动地的锣鼓节拍，不断有节奏地扭动着身躯，浑身发热，彼此召唤，相互感染，一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集体情绪就在队伍里被迅速激发起来。这是延安后期中国革命的歌舞，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秧歌舞的开采开发，而创造出的中国现代革命红色文化。

最早是在1940年春耕期间，反汪、冬学各种运动，以及收复温塘和欢迎一、五团子弟兵胜利归来，百团大战的庆祝中和反妥协投降及双十纲领的政治斗争的浪潮里，才开始了延安秧歌的革命扭动。

到1942年，鲁艺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经历着脱胎换骨的生死抉择和人生改造，他们彻底否定并摒弃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和艺术精神，选择秧歌这种本土的艺术形式，带着探索冒险的精神，进行革命艺术尝试，于是才有了延安秧歌的辉煌。

所以，秧歌的改变，首先是对人的改变。

早期秧歌

1942年7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过，鲁艺组织学风学习大讨论的同时，为纪念抗战五周年，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周扬就抽调部分政治上比较可靠的师生开赴茶坊镇兵工厂开展“七月宣传”活动，为工人和附近农民巡回演出。

这次演出的节目全是西洋音乐和外国话剧，由于生活习惯、语言、动作和艺术形式都和陕北农村民众生活毫无关联，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欢迎。“去时热热闹闹，归时冷冷清清。”这使得准备走群众道路的鲁艺师生们反省，更让周扬沉思，群众为什么不欢迎我们的演出呢？我们的演出怎么才能获得工农兵群众的喜爱和称赞呢？

这时延安文艺界都纷纷筹备开展通俗文艺活动。9月10日，延安文化俱乐部在文化沟（即大砭沟）口竖起“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座巨型墙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通讯，称其为“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兵”的“延安文艺工作的新步调”。

鉴于“七月宣传”的教训，周扬要求这次的演出“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而且还要让他们爱看”。于是，担当演出任务的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全院师生想办法，找出一批课堂正规教学之外的小能人。“他们对民间的东西比较熟悉，有的人民歌唱得好，大家在一起七拼八凑，就凑出一整套节目来，有花鼓，有小车，有旱船，有挑花篮，还有大秧歌。”

转眼间，1943年元旦到了，鲁艺将这支新的宣传队伍拉出去演一次，让老乡们瞧瞧。在2月4日下午延安南门外广场上的庆祝大会上，鲁艺宣传队着实风光了一把，老乡们说：上回你们“装疯卖傻、呼爹喊妈（指西洋唱法），不知唱的啥，这回才‘一满解得下’，都能看得懂了。”回来后，周扬赶紧召集宣传队成员，总结成功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

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鲁艺宣传队调整增加了一些节目，突击赶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开始连续在杨家岭、文化沟、枣园等地扭秧歌拜年表演。在枣园表演时，毛泽东看过后满意地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有了这个肯定，各单位都闻风而动。到农历正月十五，全延安就有27支秧歌队在上下翻滚，翩跹起舞了。

秧歌运动的开始，是利用这老百姓所熟悉和爱好的形式，来宣传生产，表扬劳动英模。最初获得成功的秧歌小剧《拥军花鼓》，就是词作者安波将拥军的政治内容，配上民歌“打黄羊”的曲调，采用“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再加上王大化采用陕北秧歌的演员舞台扮相，和李波首用民歌真声唱法，拼凑而成。而中国民间花鼓、秧歌艺术的程式化特征，又为旧曲牌翻唱新歌词，基本舞蹈规则变化新鲜玩意儿，敞开着大门。

位于延安县西川口，地处偏僻的难民纺织工厂，平时文娱活动较少，有些到延安看过《兄妹开荒》、《赵富贵自新》的人，就提议照着这些故事、歌词、曲谱、表演方法，自己来演。比如为了提高生产情绪，克服织单经单纬布的困难，该厂朱小乙执笔编写了与本厂生产任务密切相联的剧本《单经单纬》，用快板形式揭露生产过程中某些不良现象的《土经土纬》，号召全体工人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学习袁广发》等。

这几个秧歌剧的内容，因与工人生活有密切联系，所以工人喜欢看，看完后大家总是议论纷纷，而且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还有一个秧歌剧《娃娃病了怎么办？》，是1944年9月在砖窑湾驴马大会上演出的。当时乡间的小孩常患气管炎或百日咳，因相信巫神或乱用土方子治疗，先后致死的有几十个。该厂工会发起，连夜编成剧本，赶排一天，第三天在大会上演出。许多婆姨都哭了，痛斥迷信误人。延安市市长说：“这个戏还应该再演，要让每个老百姓都看到。”

旧瓶新酒的革命秧歌在陕北农村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很快被总结出创作经验。比较新旧秧歌唱词，如果说传统祭祀秧歌是敬神娱神，是人对神的礼赞与祈愿，是“下情上达”；那么，革命秧歌则是革命宣传，是政治政策宣传，是“上情下达”。经过整风运动洗礼后的延安知识分子们，通过秧歌替老百姓立言立论，那就是：谁能带领我们解决基本生存温饱问题，我们就将他请到原来只有神灵才能享有的位置上去，接受礼赞与歌颂。

扭革命秧歌的是革命群众，他们的扮相必须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所以是积极的、革命的、快乐的、热情的、健壮的。“大秧歌应当是人民的集体舞，人民的大合唱。它必须热闹，如老百姓所喜欢的那样。它要表现集体的力量，它要在各式各样的形象和色彩当中显示出它的美妙的和谐。”这样，主题变了，人物扮相也变了。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

作为黄土地上的红色革命流行文化，被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开发了的革命秧歌，还具有广泛参与性、互动性的红色行为艺术特征。舞到汹涌澎湃的革命秧歌队伍里，什么个人恩怨，什么忧愁烦恼，都被忘却在了气脉畅通、情绪高涨的红色艺术潮流里。

1943年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充分肯定了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发展方向。

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兼为当地老乡演出，借此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随着《兄妹开荒》、《白毛女》等新式秧歌唱遍各边区、解放区和全国各地，革命秧歌越来越成为革命红色文化的时尚。

内容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朱鸿召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王彦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