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万字长篇19年后再版，迟子建庆幸：有支无形的笔一直安抚着我

19年前，36岁的迟子建完成了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70万字《伪满洲国》。她用十年时间准备，重返东北三省沦陷后的14年（1932-1945）。作品首发于南京文学刊物《锺山》2000年第三、四期上。

如今，这部小说又回到南京，由译林出版社再版推出，进入大众视野。前不久，迟子建从家乡一路南下，与作家格非、毕飞宇，评论家何平、季进、何同彬在南京先锋书店围谈，重返历史之河，寻找消逝在时光中的温暖与苍凉。

谈及再版的心情，迟子建引用南宋白石道人《踏莎行》中的句子“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她动情地说：“一部难以忘怀的旧作，一个只能在梦里牵手的爱人，以及不言不语的青山和自来自去的月亮，或许都是白石道人那两句词的心灵写照，这也是我有勇气把《伪满洲国》再度推到读者面前的动因吧。”

迟子建形容写《伪满洲国》时的状态是“从容”和“沉静”，"当时是1998年，我34岁，在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萌生的创作动机。”她笑言自己在当时的文坛就像一个“不受宠的孩子”——没有很多人关注她，但恰恰因为“不入流”，反而可以很自在地干自己的事情，不为声名所累。

在写作过程中，迟子建坚持以小人物写大历史，采用编年体，让纷繁复杂的人物，于恰当的年份浮出岁月长河水面，于是，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具象可观。“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承受了。为这样一群小人物塑像，我用的是东北肥沃的泥土，而调和着这泥土的，是这里的河流和清风。”迟子建以从容的笔调描摹那段岁月中的生活，以及身处其中的真挚缤纷的情感世界；完整呈现了日本侵略东北给百姓造成巨大苦痛的灾难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迟子建以《伪满洲国》提供了一种“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建构历史”的文学范本。不过，这一砖一瓦的文字筑造，并非易事。“你想我要看多少资料，做了多少案头工作，每一朵花的背后都是一棵大树，要把这些树叶都看到，才能从你的细节里面凝练成一朵花，放到我的《伪满洲国》。”

对此，毕飞宇用了“凿石”的比喻：“在我的印象当中，子建拿了一把榔头或凿子在那里敲打石头，把石头打得一块块落下来以后，再打再落，通过一个个汉字、一件件作品把自己出落成一座丰碑式的作家。每当我想起这个，就对迟子建肃然起敬，每一块石头都是她亲手用才华和耐力打磨出来的。”

迟子建感慨，文学早已成了她生命的一个伴侣。“我对这个伴侣的要求只是陪伴我的人生，它能陪伴我好好的到80岁，就够了。当我成为我家里唯一的主人的时候，有一支无形的笔伴随着我，安抚着我，我觉得远比外界那些荣誉，哪怕是至高的荣誉都重要。我的颈椎又不好，戴任何的桂冠对我来说都是负担。”

而这场分享会也引发了作家们对长篇小说的界定。什么是长篇的构架？在格非眼里，迟子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篇小说作家，尤其是她对人物情感的描述，结合当地东北风土人情，视野开阔，构筑成庞大、瑰丽、神秘的地方风俗史和社会史。因此，格非直言《伪满洲国》称得上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我觉得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很多人觉得20万、30万字以上就算长篇小说，我从来不这么看。比如《追忆似水年华》，以我的标准来看不是长篇，它的主题非常单纯，它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构架。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最有长篇气息的作家是茅盾，他的小说篇幅并不长，但构架是长篇式的构架。”

《伪满洲国》（上下册）

迟子建 著

译林出版社

重读《伪满洲国》，格非注意到，迟子建的写作手法在随意自然中透着巨大的野心。“小说一开头写吉来的故事，再慢慢过渡，从很小的事件、人物切入，写着写着河流就变宽了。”和迟子建同龄的格非抛出一个问题：“当时30多岁你的力气用不完，到了今天这个年纪，你是不是已经没法用编年体的方式去写？”迟子建一口承认：现在不太敢写这样的长篇了，“没有这么大的心力了”。

关于长篇的架构和风格，毕飞宇倾向于把中国文学史上的史诗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国演义》式的，一类是《红楼梦》式的，“《三国演义》里所处理的事件和人物，是历史上已经被命名过的，而作家的工作只是组装；但《红楼梦》里面的任何人，任何事，除了园子里的树木、石子以外，它的历史文化仍需要作家来命名，加以文化处理的。换句话说，《红楼梦》的价值不在于呈现，而是创造历史。”在毕飞宇看来，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就是创造历史，而这也是《伪满洲国》了不起的地方。

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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