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规划师迎来小爆发之年，清华同济武大的城规设计教授都去了社区 | 两会时间

市民带着孩子在名为“短暂的持久”装置内体验概念空间，该装置运用亚克力板搭建，旨在为居民提供可以驻足停留的简单空间。本报记者袁婧摄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国内社区规划师的“小爆发之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漂亮概念像湖心涟漪，不知何故泛起，令人念兹在兹；终于，在2018年前后，与之相关的项目、制度在多座城市落地开花，像是早有默契。

社区项目有望占规划设计师项目50%以上

浦东新区在去年推出“缤纷社区三年行动计划”，为辖区36个街镇聘用36名“社区规划导师”和72名“社区规划师”，以“1+2”的配置开展社区规划；杨浦区发布了《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从辖区内的同济大学聘用12名教授担任社区规划师，与全区12个街镇一一对口。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武侯区、大邑县等多个区县也启动了社区规划师制度试点：武侯区玉林街道面向全球高调征集社区规划师；大邑县首批聘用的21名社区规划师，据报道共参与了218个社区规划改造项目。公开报道显示，武汉市武昌区已经培养出200多名社区规划师——他们都是社区居民……

这份清单上的城市还有北京、深圳、青岛等，去年它们多半在此前小范围、小步子尝试基础上，将社区规划朝着制度化方向继续推进一大步。拥有城规、设计、建筑等相关专业的“在地院校”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纷纷参与到有社区规划制度的地方试水，小小社区一时能人频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徐磊青说：“从国家主管部门的导向和这几年社区规划的发展态势推断，社区规划将发展成为相关行业的主流业务；今后，来自社区的项目数量有望达到规划设计师项目总量的50%以上。”

微更新可以具象到把冬季风速考虑在内

今年1月，12位社区规划师受杨浦区邀请，坐进黄浦江畔一座咖啡馆，聊过去一年的社区规划经历。他们的三年聘期走完三分之一，在12个街镇主持的微更新项目设计方案都通过了杨浦区规委会的审议，但还有待落地。

我国法定规划体系不包含社区规划层级，在尝试社区规划时，不同城市和地区“打开方式”不尽相同。杨浦区的社区规划师主要负责对公共空间微更新、“里子工程”、睦邻家园等社区更新项目的设计质量进行把控。

他们第一年的项目点位基本包含于“里子工程”和“美丽家园”工程范围内——这两项工程都是政府为优化和改善老旧住宅小区居住面貌而进行的工作，广义上也属于城市更新范畴。社区规划师主导的项目体量都不大，面积在几百到几千平方米，造价在几十万到数百万元之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教授王兰对口杨浦区殷行街道，她主持了开鲁新村中心绿地更新项目——位于开鲁一、二、三村之间的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开鲁新村曾是上海有名的工人新村片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理念超前的社会主义新村社区”曾让此地居民风光无限，但在城市开发、产业更迭进程中，这些社区逐步老化并露出疲态，公共空间功能滞后也日益显现。

王兰看到的是一处功能驳杂、缺乏科学设计，外观也谈不上美感的场地。她最终设计了一套“健康导向”的微更新方案。项目方案书中诸多细节，能够非常具象地说明“何为设计”：比如，她模拟测算了中心绿地的日照与风环境，含有树木影响因素的冬季风环境的测算结论是“场地中央有较强的西风，速度达到3米/秒，其余场地在冬季多为静风区”。对应的方案是“在风场较强的区域结合设施布置减缓风速，避免冬季风给人体带来的不适感；选择日照充分的区域布置活动设施。”

在规划设计师审视的目光下，社区存量空间有太多要更新的地方。城区管理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说：“政府统一开展的更新项目，总体给人铁板一块的感觉，社区规划师做的事情是创造性的、个性化的，审美水准也不一样。”他向规划师们强调杨浦对“空间品质”的追求，希望社区也有同样追求，“因为同济、复旦在杨浦，我认为我们角角落落都应该跟其他区域不一样，我对社区规划师有很多期待”。

处在“经验生成期”的社区规划

杨浦区的社区规划师觉得他们可以更主动。他们更倾向于  “自下而上”、由社区居民选定的项目；他们认为单个点位的规划设计不足以影响整体区域，建议要有街镇层面规划的“顶层设计”，确定整个街镇空间的风格、特色，梳理有待更新的空间点位，根据轻重缓急、分门别类推进社区微更新项目；还有好几位教授谈及项目经费和设计取费问题——对政府财政部门来说，这项新开销还需要明确的公共财政支出依据。

杨浦区的社区规划师点出了社区规划制度在探索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共性课题。梳理上海及国内多地的社区规划师试点情况可以看到，在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功能界定、社区项目的生成路径、社区更新的系统筹划方面，各地都处在“经验生成期”。

浦东新区的“缤纷社区”建设计划对“待更新空间”作了系统梳理，确定主要的九类更新要素：活力街道、口袋公园、慢行网络、公共设施、艺术空间、林荫街道、运动场所、透绿行动、街角空地——分门别类的梳理有助于基层街镇快速理解和接受社区规划事务，去年浦东新区完成的更新项目超过100个。

社区规划工作多由规划部门推动，但它最终的发展走向很有可能是以规划为核心的社区治理工作——社区规划的“甲方”是所有的空间使用者，设计师们到了小区后知道，需求调研、方案问询等沟通事宜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设计画图。

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规划管理处工程师赵波在去年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介绍，“缤纷社区”建设以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推进，其中有九个参与主体，形成内、中、外的圈层结构：内层为居民、居委会、社区代表，居民是社区治理的核心；中层为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和企业，它们能激发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对社区治理起到直接的作用；外层为街镇、政府部门和媒体，它们能为社区治理搭建合适的平台，对社区治理起到间接的作用。

由于空间使用者的需求与利益在社区规划事务中居于中心地位，很多人认为社区规划师有“属地化”的必要，事实上也有地区是这样操作的。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从居民中培养出200多名社区规划师，并且打算根据居民的职业背景和兴趣爱好，将他们细分为物业师、园艺师、调解师等；去年4月，山东省青岛市首个社区规划师工作站揭牌成立，工作站由青岛市城乡规划学会和市北区海伦路街道联合设立，获聘的15名社区规划师全都是海伦路街道居民，他们拥有规划、建筑、结构、园林、市政等多种专业背景，因此既是普通居民，也是专业规划师。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钱蓓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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