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也是读我伯父的书长大”陈伯吹的侄子陈佐洱说，伯父和父亲都影响了我。

▲教育家陈汝惠全力投入教育事业，他传承好家风，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陈佐洱，男，祖籍上海，1942年12月出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现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香港公开大学社会学荣誉博士，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及澳门大学的兼职教授等。曾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分党组书记，兼任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业余从事文学写作及翻译。中国作协会员，笔名左耳、陈晚枫等。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散文特写集《青春剪影》《大竹岚啊大竹岚》《芳草遍地》《新苗芳草绿荫和大竹岚》, 译作《布拉基诺历险记》等，由作家出版社等出版。传记文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繁体字本《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英文本《The Last 1208 Days and Nights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香港凤凰书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国家外文出版社出版。

大伯父与父亲先后被大夏破格录取

我父亲陈汝惠求学和成长的经历，跟我伯父陈伯吹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父亲1917年1月17日出生在上海宝山罗店镇，10岁时在镇上布店当职员的祖父过世，家里生计没有着落，比他大十岁的长兄、大伯父陈伯吹挑起了全家的重担。

▲1959年初，陈汝惠全家摄于鼓浪屿

大伯父成长经历十分艰难，15岁时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师范毕业后，开始当小学教员。祖母帮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来补贴家用。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两位伯父都20多岁时因病早逝，一位姑母也远嫁外地。父亲从小跟着大哥亦步亦趋，也15岁时从乡村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17岁毕业后在上海立德中学教语文课。

读乡村师范的时候，兄弟俩都刻苦学习，奠定了相当不错的国学和文学功底，唯一的遗憾是乡村师范没开英文课，虽然课余自学，但毕竟水平不高。

为了进大学继续深造，大伯父尝试给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的教育家鲁继曾先生写了一封恳切的长信，说明了自己身世，附上出版、发表的著作。信里提到：“很想上大学，但是英文水平还不够好，能否根据我的综合情况仍能有机会入学大夏大学？”

鲁先生看了信，破格录取了他。若干年后，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给鲁先生写信、寄著作，同样破格成为大夏大学教育系新生。

兄弟俩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大学期间非常上进，没有辜负鲁先生对他们的栽培，英语也都赶上去了。父亲几乎年年获得奖学金或超等奖学金，还边上大学边当家庭教师，发表了许多文章，翻译了一批英美散文和小说。

伯父翻译了很多著名的外国小说、童话故事，有《绿野仙踪》《小夏蒂》《没有袋的袋鼠》《出卖心的人》等等。

父亲在大夏大学念书时认识了母亲李荷珍。母亲的出身和父亲很不一样，外公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飞虎”牌油漆创始人李叔彦。母亲原先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放寒假回家恰好躲过了南京大屠杀，随即转学到大夏大学教育系，和父亲是同系同班的同学。

母亲说父亲刚上学时英语很“蹩脚”，经过刻苦学习和她的帮助，后来居上，考试都考得很好。

大夏大学给了我父母亲一生的缘分，所以他们十分感念母校和恩师鲁继曾先生。他们回忆说鲁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对人对己都很严格的，经常训人，但心肠非常好。母亲毕业后留校，在教务处当鲁先生的助教；父亲因为是半工半读，学分没有修完，比母亲晚一年毕业。毕业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鲁先生应邀当了我父母亲的证婚人。

“孤岛”时期的爱国作家和民主战士

大伯父和父亲兄弟俩年轻时候就以锦绣文章闻名上海滩。陈伯吹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先后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任编辑，他主编的《小朋友》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香港金庸先生和我见面时说：“我小时候也是读陈伯吹的《小朋友》长大的。”

▲1983年冬，陈佐洱与父母合影

我父亲在长兄的影响下，也从15岁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挣点稿费补贴家用，交学费。在大夏学习期间，经常在《大夏周报》及中共上海地下党主办的期刊《译报》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1938年，他出版了杂文集《断章取义集》，由建国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至四届副主席的蔡若虹亲自设计封面。大学毕业后他继续以笔当枪，发表了《女难》、《死的胜利》、《小雨》、《捕珠手》等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和杂文，成为上海租界地一位重要的“孤岛文学”作家，他说当时的文学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

1937年爆发“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故乡宝山罗店镇又成兵家必争之地。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老家房子被日寇烧毁，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在上海沦陷区秘密加入了三青团地下组织，从此出生入死投入爱国抗日斗争，在上海三青团其它分团组织均遭到破坏、他的分团也出现叛徒，他仍坚持留沪孤军作战，不仅几次在市民群众掩护下“虎口余生”，而且还乔装打扮深入“虎穴”探监，鼓舞被捕同志士气，直至日寇投降那天起草《告上海市民书》。

抗战胜利后，他在夏衍、蔡楚生等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影响下，较早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1947年，国民党与三青团搞“党团合并”，利诱父亲当合并后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拒绝了高官厚禄利诱，并决意冒被定以“叛变”的罪名，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了三青团。

在这前后，他与中共地下组织越走越近，受到教育，坚定决心。1948年，父亲以自己从事地下抗日斗争的经历在《茶话》上连载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尘》。在后记中，他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望，以及自己的觉醒和奋起，这样写道：“也许，《风尘》的主角，是一个自卑情结的人，喜欢一点英雄主义的尝试，但是在时代风暴中，谁都是一粒飞沙（飞沙也有他自己的重量，也有他加强破坏协助建设的力量，当他们开始懂得团结的时候）。” “不久之前，那些曾经在敌人的刺刀上寻觅正义的，今后还需要在敌人的刺刀上寻觅正义。”前一个“敌人的刺刀”是指日寇，后一个指的是国民党反动派。

父亲将自己创办的进步杂志《启示》无条件地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编辑出版，并按指示继续担任杂志的法人，一直到1949年初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另外，由于他参与、协助原上海副市长吴绍澍的起义活动，被杀人不见血的特务头子毛森列入追杀名单，“活的死的都可以”。所以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几乎一直东躲西藏，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天天提心吊胆，担心他的安危。

我清楚地记得，上海解放的那天早晨，父亲终于回到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亲戚朋友们相互庆祝、欢呼“解放了！上海解放了！”然后带我去霞飞路，看露宿在街头的纪律严明的人民解放军官兵。

父亲还在1947年创办了上海市立江湾中学，担任首任校长。

江湾镇是上海市郊的一大名镇，有“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之说。为在学校实践先进教育思想，办成新型中学实验基地，父亲通过大伯父陈伯吹介绍，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来校任教；譬如语文教师孔另境（作家、出版家，曾任光华剧专校长、山东齐鲁大学教授）、英文教师李伯黍（心理学家，后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地理兼语文教师钱今昔（学者、作家，曾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数学教师朱滋礼（数理学家），音乐教师苏民（作曲家，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学院导演，著名演员濮存昕之父），美术教师汪刃锋（著名版画家、诗人，曾任《北京文艺》编委、中国版画家协会副秘书长）。由于父亲的努力，江湾中学被列为当时上海17所公立中学之一。

江湾中学建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训导主任、教导主任和部分骨干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学校里经常教唱解放区的歌，跳秧歌舞，连我都在家里学会了扭秧歌。父亲资助多批师生到解放区去。江湾中学成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民主堡垒。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中共党员郁雪芳到学校读高一；1949年初，又增派中共党员朱金兰到学校读高二，同时担任地下党江湾中学党支部书记，组织开展学生运动，迎接解放。一所中学里能够集聚这么多的中共地下党员教师和学生，在解放前夕的上海也是极少见的。

一生敬业的好教师

建国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是父亲的黄金岁月，好像拨开云雾见太阳，全家生活安定下来了，每个人都感到很幸福。父亲继续专心专意地从事他热爱的教育事业。他喜欢教书，15岁开始，从小学教到大学，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1946年，他曾撰写一系列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上海《正言报》教育版开辟的“家庭教育新论”专栏上连载达三个月之久，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商务印书馆即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书名《父母与子女》。主要因为这本畅销书，大夏大学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教授——也是我父母亲的老师，于1948年破格聘任陈汝惠为大夏教育系副教授。父亲把破格入学到破格被母校聘为副教授，终身引以自豪。197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在未与作者联络的情况下，又再版了《父母与子女》这本书，发行很广，我朋友在台湾旧书店觅到的一本就是某师范学校图书馆的藏书。

▲陈佐洱

父亲在解放前还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先生在抗日和反蒋革命活动中结识，十分敬重作为教育家、历史学家和革命家的前辈马老。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叙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1950年，他把父亲推荐给即将赴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父亲就跟随王校长跋山涉水七天，来到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担任教育系副教授，校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了教育学课程，普遍采用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为教材。凯洛夫的教育学主要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缺乏深入的有特色的研究。厦门大学作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有培养师资的任务，很需要属于高等学校的教育学课程。1955年，父亲担任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相当于系主任），改由他们教研组自己编写的讲义开课，后来他向王校长建议，索性编写一部适用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学教材。在得到王校长的赞同和支持后，他组织教研组全体人员和校教务处教育科的部分人员搜集资料，拟出大纲，着手编写全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这部《讲义》一共十二章，父亲自己写了六章，另外六章分工其他教师。1957年全书完成，父亲总纂定稿，并写下前言，以“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的名义付印数百本，分送国家和各省图书馆，以及各有关大专院校交流使用。

在完成编纂《讲义》的同时，父亲还在《厦大学报》上接连发表多篇教育学论文，如《<实践论>与教育原则》、《<实践论>与教育过程》等，还发表了关于研究《红楼梦》和儿童文学的学术论文，如《向<红楼梦>研究中的颓废主义作斗争》、《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等。

他的写作课教材也是自编的，既讲授理论，又注重写作技巧评析，从怎样写借条的之类的运用文到写小说、散文、报告、评论他都教，对每个学生的作文作业都一对一讨论式面批。在他的教授下，学生们写作水平进步很快，班上出了诸如刘再复、何少川、陈慧瑛、孙立川等一批上世纪末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他们对于大学时代听过的写作课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在2008年10月厦门大学举办陈汝惠学术思想研讨会前后，在海内外发表了不少缅怀陈老师的文章。

慈父、导师和挚友

父亲是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但对于我的前半生，既是慈父，也是导师和挚友。从小到大，我有心里话，有想法，遇到困难、苦恼，都愿意开诚布公地向他倾诉，求教。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欢文学。五六岁的时候，他当时在《正言报》上夜班，一般清晨才回家休息。我正好睡醒打算起床，就从小床跳到大床，钻到他被窝里要他给我讲故事。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像中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外国的《金银岛》、《伊索寓言》，都是在他的被窝里听到的。上初中了，一天父亲带我走进厦门大学图书馆，问我“要看哪一种书啊？”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地方收藏了那么多的书，欣喜若狂。从此，从厦大图书馆借读到了很多至今都难忘的好书。不幸的是初三时得了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休学半年。

小时候家里最快乐的时光是就是晚饭时间。父母亲都回来了，一家人围坐着，边吃边海阔天空漫谈，今天各人遇到了什么事，普天下有什么重要时事新闻，什么都可以在饭桌上谈。父亲愿意倾听三个孩子的想法，也把他自己的感想跟我们分享。

父母亲都是学教育学的，对我们的教育一直是鼓励为主。对于父亲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抗辩，他会注意地听，再诱导深入讨论，以理服人；难能可贵的是假如他批评中有错，他会当场做自我批评，那一刻我们弟兄都感动万分。有时候，我们也漫谈重大、严肃的话题，我记得，大约是1958年的时候，父亲对赫鲁晓夫在国际场合的脱皮鞋敲桌子的做派不以为然，说：“要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让我为毛主席死我愿意，为赫鲁晓夫我可不愿意。”

父亲说过：“热爱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孩子热爱这个事业，只要这个事业是正当的，就支持鼓励他。”我儿童时喜欢画画，他往往站在一旁边看我画边启发我的想象力。少年时我喜欢动手制作电动机、矿石收音机，他都鼓励支持，缺什么买什么，做成了就看我演示。我参加厦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父亲一遍一遍、一字一句地辅导我如何咬文断句、比划手势……可是我最大的兴趣还始终在文学上，13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园地》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后，一发而不可收。

父亲虽然手把手教我习作，但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当作家，反而很担心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空头文学家”，还多次强调这是鲁迅先生对儿子这样说的。他就这样心理矛盾地一边辅导一边劝说。

但是已经“神童作家”名声在外，高考不报文科连学校上下都不答应了，父亲只好执意不让我报中文系，鼓励我报外文系甚至图书馆系。他说，有文字功底将来可以搞外国文学翻译，业余也可以写点科普小品，还特意买来少儿科普作家高士奇的诗集给我读，引导我走高士奇的路。可怜天下父母心。

1960年我考大学，成绩在福建省文科生中名列前茅，默写我考前在学校公布的范文的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而我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进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大学四年，我保持各科成绩全优，当选系学生会主席，但就是入不了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教师。

“文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至福建团省委创办《福建青年》杂志。1983年到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任社长，1987年兼任总社港台新闻部主任。同年9月，两个台湾记者绕道日本，首次公开来大陆采访。中央对台办指派中新社作为接待单位。

那天，很多中外记者都在首都机场等候台湾记者。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负责迎接和接待。飞机晚点三个小时，半夜才降落首都机场，我在廊桥上开口就对俩台湾同行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三十八年了！”第二天，海内外很多媒体都将这句话作为头条标题，有的说是“中共统战语言”，有的说是“真情的流露”。当时中新社寄在新华社大院里办公，我中午去食堂吃饭时，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说：“就是这人，说等了台湾人三十八年了，什么阶级立场？”我感到压力，忐忑中过了好几天，后来听说小平同志说我这句话讲得好，才放下心来。

之后，当我代表国家参与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时候，父亲已经退休，并且由于长期的精神高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甚至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但是他知道儿子在钓鱼台国宾馆谈判。有一次，谈判连续进行了十几小时，回到家都深更半夜了。一开灯，看到父亲佝偻着腰在守门等我。他看到我回来才感到放心。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就给我讲《金银岛》的故事，《金银岛》英文书名是Treasure Island，treasure就是宝岛的意思，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中国也有宝岛，比如台湾岛、海南岛，还有一个香港。

如何教育子女？这个问题如果问我父亲的话，我想他恐怕会这么说：是国家培养的，是党和人民培养的。

的确，父亲把我们三兄弟交给了国家和人民，以致年老体衰时身边无一子女朝夕照顾。他在家里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党爱国家，哪怕委屈得寸肠欲断的时候，仍要求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及自己遭受的冤屈，更不曾诉苦抱怨，对我们的教导是以德报怨。

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二弟佐沂是浙江大学的工学博士，三弟佐湟是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现在我们三兄弟也都已老迈年高，对于曾经与父母亲一起度过的岁月无怨无悔，不仅如此，还抱有深深的缅怀和感恩。

作者：汤涛 俞玮琦

编辑：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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