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树下的李洱 | 樊晓哲

2019-03-05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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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吴亮新书《朝霞》的书店活动。对谈开始没多久,吴老师就极其投入地沉默了,他化身一个专注的听众,只身前往对方言语的迷津,仿佛对谈嘉宾正在讲述的《朝霞》不是他的作品。其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共同经历了一次漫长而又短暂的寂静之旅。这个引领大家神魂出窍的对谈嘉宾,正是李洱。几天后,刊发于《光明日报》的《点亮夜空的〈朝霞〉》,几乎就是当晚的发言实录。这篇文章此后在媒体和朋友圈被广泛传阅,成为人们了解《朝霞》的重要文章之一。

出口成章的事,在李洱,几乎是信手拈来。

最早见识他的这个本领,是在十年前一次中德文学的交流会上。记不清楚他当时演讲的主题了,只记得他风雅地以刘震云家后院的一棵苹果树开始,又风趣地以这棵树结尾。如果不是后来刘震云否认这棵树的存在,你简直会以为那是一个天然为他演讲准备的特殊素材。

并非只是在正式场合的发言,在私下聚会的很多时候,李洱也像是一个实力派演员,无论分配给他什么戏份,他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一个发光体,追光灯笼着他,一如他用话语笼着大家。渐渐地,他那仿若声光电共同参与了的言说,把周围嘈杂的声音吸附吞没,大家纷乱的眼光不知觉中转投于他,以各种频率驾驶的思绪,也都渐次停泊于李洱的话语口岸。

听他讲和吴亮的首次相遇:“那是1986年的一个秋天,吴亮硕大的脑袋,顶着他茂密的头发,越过人群,就像后来在动画片里见到的那个狮子王”;听他讲儿子天真动人的嫉妒和内省意识:“有一次我带儿子看猴戏表演,目不转睛看完一只小猴子各种翻跳取物后,我三岁的儿子又委屈又羞愧地哭了,‘爸爸,他怎么能做到这么多?’我忽然明白了,儿子把那一只穿衣戴帽的猴子当成了同龄小朋友,引为同类后,面对对方展示的高超技艺,他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

追索关于李洱的印象碎片,会发现它们已然蒸腾着小说才会有的生动气息,又像是熄了灯的电影院,那种借由言语营造出来的逼真,直追银幕上剪切的一个个分镜头,让人分不清、也来不及分清,到底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还是他即兴而来的虚构。仿佛李洱把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微微扩了容,从创作前移到了创作准备中,让人疑心,每一次关于片段的描述,都是他一次创作的热身。

但这个略带天真气质的小说家,在作品中,又充分展示了他世事洞察的练达。在成熟和天真的罅隙里,是李洱作为小说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深层态度。因为归根到底,写作是需要爱这个世界的。无论小说中绽露出多少残破、困惑和无助,其实,它们的来处清清楚楚,就是小说家对这世界的期待和盼望。因为他用文字搭建的世界,基于那个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先行穿越过的现实世界,无论是亲历还是观察。那个世界蕴含了太多撕扯人的力,爱、恨、狂喜、绝望、赞赏、欺辱,降生,还有死去。它们互相绞缠,兑换成为一支支透明的利箭,一一穿透小说家的肉身。小说家用文字再现这个世界时,相当于再检视一遍,那艰难跨越过的现实磨难和内心骇浪。某种程度上,写作确实可谓一种献祭,而人戏不分算是生动注解了这一内涵。

对李洱这些片段的追述,仅仅是他言语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属于学识和洞见。比如人们谈到纳博科夫,常只谈《洛丽塔》那惊世骇俗的主题和眼花缭乱的技巧,李洱却说,要更好地理解纳博科夫,应该去看他后期的《普宁》。小说写主人公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沙俄阅兵式,忽然热泪盈眶,他居然如此深爱这个他逃离了的国家——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洞察最幽深的内心。他提醒那些试图模仿加缪《局外人》的人,不要只模仿小说写奔丧的第一部分,真正厉害的是第二部分,所有的故事都在第二部分重新讲过,借由审判,文明的基础、人类的知识,都获得了重新审视。1999年库切以《耻》获得布克奖,2002年中文版的《耻》,已经被李洱密密麻麻折角无数。关于这部作品,李洱没有谈及库切显在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思考,而是深深体味着一个细节的处理,即卢里后来驱车前往(他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女学生家中道歉,见到了女学生的妹妹,这个时候,卢里再次被引发的情欲击中。“这就是彻底的小说,是库切远远甩开普通作家的地方。”

并不是每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都必然同时是一个敏锐的批评家,但李洱是。

李洱曾在访谈中讲到 “三个准备,一个重视”。三个准备指的是写作的技能储备,即发达的记忆力、丰富的知识、极强的考证能力。一个重视,即重视文本多梯层立体化的对话性,这包括人物之间、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读者之间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错综往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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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2001年出版的《花腔》,我们就会发现,李洱几乎绣花一样,一针一线地实践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当层出的文章,长时间多角度地来研究这个带着一身光辉的多声部作品时,相信会有那样的时刻,李洱感受到了安慰。但这还不足够,《花腔》带给他多少肯定和赞赏,他应该也萌生出多少勇气,毕竟,这是一个才三十二岁的小说家,一个意识并享受过写作难度的作家。他需要更深远的安慰——凭借更艰难的尝试。

2004年,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与读者见面,这是一个相当旖旎又冷峻的故事,李洱写得波光粼粼又忧心忡忡。在后记中,李洱说,“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这说明,从《花腔》历史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叙事,转向《石榴树上结樱桃》当下背景中的农村叙事,李洱是完全自觉和自信的。这两部作品看似互不相干,像各自独立的两座山峰,而其实,正是这种断裂实现了李洱创作的宽阔和整一,它们并肩站立在同一个地基上,那就是李洱对于这土地和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的关切与思考。

《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接连两部被高度认可的作品之后,大家按照一个盛产期作家的时间表,拭目等待李洱的下一部作品。三年,不是吗?然而,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又一个……

十三年后,当文坛对李洱的新作从等待到期待,又到时间几乎要扯断了期待的弦线时,李洱的长篇进入了煎熬的修改期。

2018年春天的时候,李洱喊我去看望他的苹果树,说是生了病虫害。途中我问,你以前说过,判断一个作家关键是看他作品面对和处理什么问题,那么,你这个新长篇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在当下环境中,知识分子知行统一的难题和困境。”十三年仿佛仅仅一瞬,李洱的回答让我一时怔住。看来,他用《应物兄》接续《花腔》,实践着他的另一个写作理念,延续性。他很早就说过,一个作家在创作的开始,就要想好这个创作有没有延续性。就在人们几乎要用《花腔》来确认李洱的某种路标位置时,《应物兄》给出了及时且有效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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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认识李洱的时间,正好是应物兄从被赋予生气到独立行走的时间。2018年11月27号下午,我去看仍然被应物兄牵住的李洱。敲门进去,他并没有起身,而是喊我过去看他正写的后记。出于编辑的习惯,我一字一句念出了声,为的是看文字在身形音节上是不是合衬。刚刚念完非常简短的第一段,我察觉一旁的李洱有些异样。转过头,我看到一个热泪盈眶的李洱,这是认识十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如此动容。“辛苦了。”除了这么一句,一时间我找不出更好的言语,可以安慰这个一部小说写了十三年的兄长和作家。

李洱特别喜欢里尔克的这段话:

一个诗人,他必须经历过很多事情,他必须经历过异国他乡的条条道路,经历过许多爱情之夜。那些爱情之夜在别人看来大同小异,但是他本人却觉得迥然不同。他必须在孕妇的床前待过,孕妇忧戚的面容其实是她对未来的憧憬。他还必须在垂死者的身边待过,但是打开窗户,窗外传来的是喧嚣的市声,那是人间。当所有这些事情,在你的脑子里多到数不胜数,这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学会遗忘。仿佛他们从未发生过,无影无踪。但是某一天,这些消失的事物会再次回到你的眼前,栩栩如生,难以名状。这个时候,你才可能写下第一句诗:我是一个诗人。

十三年中,生活和创作双倍地给到了李洱悲伤和喜悦,他也一定经历了艰难但成功的遗忘,而当这创作即将结束,那种类似界限消失带来的治愈短暂失效了,曾经惊涛般的悲喜,一下子真实地从后记的文字中翻涌上来,足以掀翻心中平静的舟舸。

李洱多次谈到他的家乡济源,谈到济水,说它被称为君子之水,之所以时断时续,是为了避免造成危害。但他同时反复强调,济水虽然细微,却能独流入海,因而被尊为四渎之一(另三渎是长江、黄河、淮河)。这让我想起李洱的创作,从2001到2018年的十七年间,他远远算不上一个高产的作家,但是,每一部作品又都抵达了他想要的难度,无可替代。这或许跟他在济水边上长大,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吧?

李洱的苹果树下,生长着他千里迢迢从王屋山移来的韭菜,还有几株古老品种的番茄。据他博物志般的介绍,那是八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没有经过杂交的纯种番茄。它在自身以内,在时间之外,在历史的终结处,永葆自我。为了证实这番茄的味道果然醇正浓郁,他特意揪下一片叶子递过来:“你闻闻这叶子,就可以想象结出来的番茄。”

栽种这些在时代惶惶的快进中,侥幸凝滞在外,没有被挟裹参与的植物,观察它们的与时迁移,或者也算是李洱的一种应物吧。一株番茄从栽种到结果,不过半年时光,一棵苹果树开花结果,长不过三年。而一部《应物兄》,李洱足足浇灌了十三年。李洱说,一个真正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会永远注视和思考身边世界的流变,并给予准确的呈现。《应物兄》的很多篇章正修改于他的苹果树下,在这十三年中,李洱如何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世界的流变,虚己,应物,而后行,想必,他的苹果树都牢牢地记在了自己的年轮里。


作者:樊晓哲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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