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洋泾街道评选诚信“红榜” “好丈夫”入围引争议

路遇老人摔倒不敢扶，想见义勇为的人被迫“三思而后扶”；染色馒头、三聚氰胺，让“民以食为天”的消费者一度“谈食色变”……近年来，社会多个领域出现的各种不诚信行为每每成为关注焦点。

近日，记者从浦东新区洋泾街道获悉，该街道在本市社区中率先通过公布“诚信红榜”等方式打造诚信社区。首批荣登“红榜”的人物故事中，除了人们传统观念中诚实守信的经营者外，还包括36年不离不弃照顾病瘫妻子的“上海好男人”朱新泰等。

照顾自己的家人是否也算是诚信？对于这样的上榜人物，一些居民存在争议，到底什么才是新时期的诚信标准？为此，记者走访了洋泾社区，寻找背后的答案。

曾评到“上海好丈夫”

栖山小区的一幢老公房里，打开老旧的大门，没有电梯，楼道光线昏暗，记者在居委干部的陪同下来到4楼朱新泰家。朱新泰夫妻俩早已在家里等候，一打开门，只见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让人眼前一亮。虽然都是些简单的家具，却整理得干干净净，令人难以相信这都是出自男主人的“成果”。

说是三房一厅，总面积不到80平方米，仅一间朝南的房间敞亮些。因为妻子毛帼珍瘫痪、上下楼不便，朝南的房间就留给了她。毛帼珍正坐在一张藤椅上，看到来人马上微笑着示意。朱新泰告诉记者，1991年，自己曾评到“上海好丈夫”，也是主办方之一，一晃20多年过去了。

毛帼珍正在看电视上2014年世界杯的重播，“她很喜欢看球赛，特别是世界杯，还会半夜把我拉起来一起看。”毛帼珍无法开口说话，只能靠手势表达意思，但只要朱新泰一说话，就常常把她逗乐。

朱新泰的母亲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前阵子心脏病发，被送进附近的医院，朱新泰天天家里家外忙个不停。他的兄弟姐妹看他辛苦，家里还有瘫痪的妻子，便请了护工，轮流照顾母亲，让他可以稍喘一口气。

36年照顾病瘫妻子

记者看到，在卧室的床头上摆放着朱新泰一家3口的合影。照片中，朱新泰年轻帅气，妻子清秀斯文，女儿当时7岁左右。

朱新泰和妻子都是上海知青，到安徽插队落户，共同语言加上外向活泼的性格，让两颗年轻的心很快走在一起，并组成家庭。

当初是谁追的谁？记者开玩笑道。说不出话来的毛帼珍露出少女般的羞涩，指指自己，朱新泰“翻译”道，她说，“是我追的他”。可惜的是，幸福的新婚生活突然遭遇意外。结婚5个月后，妻子就突发急性脑炎，从此瘫痪在床。

朱新泰不会说甜言蜜语，却用行为表达着对妻子的爱意和忠诚。在妻子情绪最低沉甚至想轻生时，他寸步不离，开导妻子，逗她开心。妻子情绪稳定了，朱新泰去上班，虽然工资不高却早早买了助动车，妻子一有事就马上赶回家。晚上累得不行睡得太沉，妻子要上洗手间，只好揪他的头发才能把他叫醒。“我的头发就是被她揪少的。”朱新泰笑着说。

如今，两人已经“升级”为外公外婆，却依然甜甜蜜蜜。听说朱新泰上了“红榜”，他的阿姨特地赶来对他说：“你没有丢你爸爸的脸，是个模子！”

社区名人登上“红榜”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洋泾街道正式启动诚信社区建设，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率先开展社区诚信体系的建设，发掘具有引领作用和标杆意义的诚信“红榜”典型。

几个月来，洋泾挖掘出了一大批诚信好人好事，在首批登上诚信“红榜”的人物中，包括以志愿者身份在社区坚持宣讲了150多场的三尺讲坛“七旬翁”、坚持“夜门诊”10余年的退休医生、从事个体经营十多年从不缺斤短两的农贸市场经营户等。

在评选中，许多人提出，什么是新时期的诚信标准？什么样的人能当之无愧登上“红榜”？有的居民认为，照顾自己的家人是应尽的义务，为社区志愿服务也属于“学雷锋做好事”，不应纳入诚信的范畴。

但洋泾街道副主任熊申认为，在平凡生活中，日积月累的善行，哪怕是对自己家人的，也是诚信的一种表现。只要把诚信深深根植在社区日常生活的土壤中，紧密结合在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的整治工作中，与道德教化、管理规范和自治共治有机统一起来，就能产生强大的化学反应。

专家点评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胡申生表示，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面，对于纳入自贸区范畴的浦东新区，更是需要重点强调和弘扬。

他认为，诚信从狭义而言，指的是恪守诚实。比如，子债父还，甚至有人捡垃圾也要还钱等，都是这种体现。

从广义而言，言必行、行必果都是诚信的表现。就朱新泰的例子而言，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承诺。现在结婚一般都有宣誓仪式，既然结为夫妻，就要信守诺言，无论疾病还是其他困难，都要互相扶助。但对于朱新泰那个年代的夫妻而言，可能没有这样的宣誓仪式，甚至没有山盟海誓。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恪守了这份婚姻的承诺，36年坚持照顾瘫痪的妻子，就是一种诚信的真实体现。

胡申生认为，洋泾街道在社区治理中，根据本社区的特点，打造诚信社区，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体现。有了诚信这个“抓手”，有利于解决许多社会治理中的顽症。比如，对于群租现象，如果房东、房客都能信守诺言、履行合同，不搞群租，就从源头上杜绝了群租的发生和蔓延。

为此，他建议，各个社区都应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情况寻找基层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并将好的经验复制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