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资本与AI时代，回望钱钟书当年应对纷乱战局
1942年，朱光潜在在大后方推出《诗论》；1944年，竹内好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写下《鲁迅传》；1941年，钱钟书被困孤岛上海写出《谈艺录》，这三者有何相同点？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王德威看来，他们都意在以自己的文学立场与文学方法应对当代世界的危机。这便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希望能打破过去比较文学以欧洲理论为中心的方法论倾向，展现以欧美文学为重心的研究导向之外的更频繁的世界文学，在21世纪的第2个十年，如何在理论层面反思与探索。3月21日，受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王德威在《中国文论与世界文学：钱钟书、奥尔巴赫、巴赫金》讲座中，以钱钟书为核心，以奥尔巴赫与巴赫金为烘托，对中国的文论家或者是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什么意义上也能对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展开。
《谈艺录》的“弔诡”逻辑：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
1938年秋，钱钟书与杨绛旅欧结束，乘坐法国邮船归国，也在此时开始了《谈艺录》的创作
1941年，钱钟书从广西乘船至上海探亲，遭遇珍珠港事件，被困上海，在这期间完成了《谈艺录》的编撰。可以说，他在上海沦陷区的经历和情绪，不仅影响了《围城》的题旨的确立，也大大提升了《谈艺录》的编撰质量。
炫技之作还是人文关怀？《谈艺录》背后的微言大义
从文论史的角度来看，钱钟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最聪明的学者之一，《谈艺录》也毫无疑问是一部极尽天才的炫技之作。但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钱钟书与他的《谈艺录》却着实留下了一个难题：钱钟书在1940年代还在用文言文创作，虽不直接与当时社会背景下所需要的启蒙、革命等主流话题发生互动，但文章中却又能隐约察觉他对社会与世界的某种关怀；究竟应该将钱钟书放在怎样的格局之下才能使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对话与链接？
王德威以《谈艺录》的序言为材料，充分肯定了钱钟书在书中的微言大义。《谈艺录》序言写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谈艺录》虽在表面上是谈论文艺赏析之作，但实际上是钱钟书表达自己忧患的作品。他忧虑上海动乱时局，却无处可逃，连幻想一下都不敢，只能为了消除忧愁、抒发愤懑，续写《谈艺录》来追述过往之事，寄托未来之期，以古籍与诗歌聊以自慰。
1941年，钱钟书完成了《谈艺录》，1947年出版了《围城》
《谈艺录》的格局是以传统诗话范式为形式，以唐宋诗歌为大宗，内容一直沿袭到晚清民初的诗歌成就，旨在以诗人与诗作的良莠来思考中国诗学的来龙去脉。难得的是，这本书引用的参考资料高达1800多种，其中引述宋以来的诗话130余种，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
如果钱钟书的写作目的仅止步于此，那这部作品也仅能算是文论史上的佳作。在序言中，他的心路历程经历三次变化：首先是“掎摭利病，积累遂多。濡墨已干，杀青鲜计”，研究典籍时可差利弊，逐渐积累完成，却因为动荡的时局无心出版；随后却有想到“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一方面重振精神肯定了自己著作的价值，另一方面有对未来战局结束恢复太平盛世抱有期望；最终，又以“时日曷丧，清河可俟。古人固传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表达出对古人著书立传的行为飞肯定与向往，实际上正是对历史、对与世界产生联结的状态的肯定与向往。
从对《谈艺录》序言的解读可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主义的作品，那么钱钟书把自己的积累以旁征博引的形式一点一滴地写出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王德威在这里引用了《七缀集》中的《读<拉奥孔>》的内容并加以解析：“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王德威认为，钱钟书预言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天，我们必须从废纸残篇、断壁颓垣中重新去指认我们曾经错过的文明，并从中去发现与重建一个新的文明。这是钱钟书与众不同的看待世界、看待什么是文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体现他面对危机的发生时史识与诗心的不稳定性。
钱钟书及其作品《写在人生边上》
诗心与史事的的辩证结构的紧张性是钱钟书学术文章的征候
那什么是史识与诗心呢？这与钱钟书的历史观的转化密切相关。王德威梳理了钱钟书历史观的变动过程，指出在1933年《旁观者》一文中，他肯定了历史的重要性，认为“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拆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实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实，有头有尾，是因是果，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此时，他认为历史的眼光把纷乱不堪的各种事实串联起来并赋予了起承转合的逻辑和意义，但是后来在《谈艺录》的《补记》里这一想法发生了变化：“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稍空之巧辞，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王德威在这里点出了钱钟书文论精神的核心：“我们通常只了解到，诗与史的关联基本上是着重于诗可以作为史的最为重要的一种记录或是见证历史的一种方式，但是钱钟书强调，其实在历史最最核心的关键点处，需要一颗诗心。只有有一颗诗人的慧心，才能让历史叙事的起承转合别开生面，才能够产生意义，才能够让野蛮的、纷乱不堪的生命有更好的叙事的方式。换句话说，要三个方向：先要有一颗文学家的诗心，才能使下笔有了史事，进一步才能赋予生命中形形色色的形象以交代。”
王德威总结道，《谈艺录》所显现的结构紧张性其实是中国文学、甚至学术，面临现代性考验而衍生的危机：一方面是宏观整合的文章大业，一方面是支离散漫的饾饤之学；一方面极尽展演学问之能事，一方面藉文字、考证隐藏无限心事；一方面赏析，一方面忧患。史识和诗心的链接若断若续，不再体现钱钟书心目中那样水乳交融的关系。而这样的紧张性在新中国建立后变本加厉，成为钱钟书学术文章的征候。
闵行校区图书馆，再次迎来了学术大牛，现场慕名学生云集
战火纷飞的40年代，以“诗心”应对危机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如果说诗心是历史的核心，那么其他文学研究者们是否也希望他们看待文学的诗心能够重新赋予历史以一个不同的意义呢？答案是肯定的。王德威选择以奥尔巴赫的《仿真论》与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作为主要论证对象。
奥尔巴赫以《仿真论》肯定文学存亡续绝的韧性
1936年，前马堡大学教授奥尔巴赫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迫流亡伊斯坦堡，并在此处完成了《仿真论》的创作。当时，他所面对的法西斯政权以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血统论统治德国，并扩及欧洲，在文化建设上，强调希腊雅利安文明的优越性和纯粹性，并以理性和进步为名，形成一种绝对排外的机制。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为被清洗排除的对象：希伯来宗教也被视为有别于正统基督教的异端。
德国比较文学家奥尔巴赫（1892-1957）的著作《仿真论》又名《摹仿论》
面对这样的危机，借着《仿真论》，奥尔巴赫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对他而言，这既是作为犹太人对自己的始源的向往，又是对西方文明存亡绝续的个人努力。他要证明西方文学源远流长，兼容并蓄，不容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所绑架。《仿真论》第一章以《旧约》对照《荷马史诗》，以荷马的作品与圣经旧约的比较开篇，即从“两希文学”探寻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紧接着从语言和风格分析着手讨论西方写实主义流变，涉及包括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内的3000多年的文学种类。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呈现真实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不必是柏拉图式的理想的、本真论的再现，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作家会用自己灵光一现的瞬间去捕捉与证明那个永恒的、理想的真实。不管历史如何分崩离析，写作者总能抓住实在的东西记录下来，经过文学的运作再次到达那个心向往之的境界，以待有朝一日再次呈现，而非有了柏拉图式的作品后，所有的后之来者的文学都是低劣的模仿。
“副博士”巴赫金众声喧哗下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
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1895年-1975年）
小有名气的巴赫金曾在20年代末因为研究康德哲学见罪于斯大林政权被流放，这也导致他在1940年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提交自己的博士论文《拉伯雷和他的世界》时，审核并不顺利。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展现了一个形形色色、嬉笑怒骂的狂想世界，小说中所有的社会秩序与政教秩序完全颠倒过来，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成为日常生活的百态。巴赫金认为在这样一个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转折点，一个嘉年华式的文学观诞生了，一种叫做众声喧哗式的知识论诞生了，而这些知识论的转型恰恰可以用《巨人传》来说明。在这样一个视野下，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然而当时正是战火纷飞、斯大林政权狂飙的时候，因此论文呈给指导委员会后引起了各位教授的不安，一直在争辩这样一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符的作品能否发表，这样的人能否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论文审核，直到1946年，研究院才勉强给了一个妥协的“副博士”学位。
《巨人传》展现了嘉年华式的狂欢中，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金科玉律全都瓦解的状态与众声喧哗的、三俗的、丑陋的世界观。巴赫金试图借助这部作品嬉笑怒骂、以下半身欲望驱动反叛的本能，唤醒沉睡的肉身，借助觉醒的肉身来冲击这各种道貌岸然的制度和体系。
好在佳作最终没有蒙尘。1960年，这部作品的英译版出版，轰动了整个英语世界，他呈现的嘉年华式的狂欢与众声喧哗式的价值观与当时美国流行的反叛精神不谋而合。
拉伯雷著作《巨人传》插图
当今社会要以“诗心”应对时代焦虑
相对于钱钟书，巴赫金摒弃诗歌，强调小说才能抒发生命多音复调的力量；相对于奥尔巴赫，他认为丑怪写实主义，而不是写实主义，才真正深入民间生活与想象的肌理。尽管具体的研究角度与范式具有很大差异性，但三位大师都在以自己的文论与文学观来见证历史、回应历史、应对历史大潮下汹涌的危机。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对资本与科技高速发展下个人分崩离析、疏离孤僻的危机，已经被边缘化的文学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面对这样的质疑，王德威首先指出文学的边缘化问题仅局限在传统文学概念之中，必须要注意网络文学并没有被边缘化，每天有上百万、上千万的文字被生产出来。因此，如今的问题关键在于需要重新去思考什么是文学这一命题，以及现在所适用的这套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体系，是否能应对未来一百年来的由网络与科技发展带来的知识革命产生的文学变化与社会危机。同时，他表示，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看，文学还是有自己的能量所在。面对资本主义的问题，面对人的问题，文学作为几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人类基础工程，是能够对危机作出积极回应的，文学并不是没有希望，恰恰相反，文学充满了希望。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诗心，什么是真正令人感动的力量，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来应对现在的社会危机与文学方式。
许纪霖主持讲座，王德威主讲
王德威以钱钟书为例，虽然学通中西古今，炫技之作信手拈来，看似闲庭信步却也内心暗含焦虑，因此他会选择创作《谈艺录》这样不随俗的作品来曲折地传达自己的心事。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也也一样，对抗与抵御并非是实力悬殊下应激的抵御，而是一个民族自我找寻认同的征兆之一。这并不只是本时代的问题，而是历史视野下的普遍性问题，从汉朝开始，这个问题始终存在。焦虑恰恰是意识到问题，并处理、思考和诠释的起点，他会产生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冲动，是文学批评者不得忽视的起点。一旦失去了这些焦虑，文学批评只是照本宣科，纸上谈兵而已。
异国的侵略、种族的迫害、思想的压迫无疑深深阻碍了钱钟书、奥尔巴赫、巴赫金等文学研究者们的研究之路，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却大开大合，以体例恢弘的文学批评作为创造世界、干预历史的方法。在这一意义上，王德威认为文学的论述是必须与历史相辅相成的，而在一个危机的时代，文学批评往往更能充分地彰显作为个人的学者和他所面临的时代、社会之间你来我往的各种对话的关系。这大抵也与钱钟书晚年的感悟不约而同：“大抵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本次讲座完整内容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敬请关注。）
作者：夏佳丽
编辑：袁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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