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叟其实无缘庸

钱剑夫（1915—2002），湖南常德人，我国经济史学家、文字学家。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代局长，上海市银行总经理。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约研究员，《汉语大词典》编委、分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秦汉经济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撰有《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秦汉货币史稿》《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等专著及《洞庭湖的经济价值》《唐代的官僚资本》等论文百余篇。

图为钱剑夫先生（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及其部分专著。

家父钱剑夫，原名鼎元，又改名健夫，晚年自号“庸叟”。其实，他一辈子与“庸”无缘。前些年我应邀回家乡湖南省常德市，当地报章竟称：“常德神童的儿子回来了！”此“常德神童”，即指家父。

常德有神童

读书一种子

先说一下神童称呼的缘起。

家父小学三年级时，学校规定放学前要对对子，对子字数与年级数相同。

那天很冷，老师出题“天欲雪”，父亲不假思索对曰：“人思春。”笑谈就此传开：七岁小子懂何“思春”？其实此“思春”非彼“思春”。但说明，家父小小年纪已懂点儿“主动宾”结构了。

进了中学，家父未读到毕业，时任常德国学专修馆馆长的先祖父毅盫公命他去接受书院教育。书院，彼时正日薄西山，家父却秉承父命，扎实地把经史子集“撸”了一遍。他的这一功夫之“扎实”，有“例”可证。

钱剑夫先生与夫人蒋兰（摄于1948年）

家母去世后，家父晚年很是寂寞。我回国后常去看他，聊聊天，谈谈“蓬莱旧事”。不知怎地，那天忽想测一测他老人家的学问到底有多深。

我从书架上随意抽出《论语》《史记》《孔丛子》和《杜甫全集》，又随意从各书中拈出词句，没想到，家父基本上能答出上下文。也许是“同乡”的缘故，他对《离骚》特别熟悉，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而且是湖南的文白。

有一次，我想找一位“冷僻”的诗人来为难一下老先生，便选了清朝黄景仁的“似此星辰非昨夜”，岂料老人随口便来：“为谁风露立中宵”！至此，我彻底拜服。这也是我后来写包括黄景仁在内的随笔集《千古风流浪淘沙》的契机。

家父自小喜欢舞文弄墨，颇富文采；且练得一手好字，小篆、魏碑和大小楷书兼长。当然早就为文学创作而技痒，从三五少年时就写诗，写骈文四六体，特别写文言的或白话的小说。十几岁青年稚嫩的作品居然经常见报，也算不辜负这神童二字了。

落花生相招

香江“落花”生

家父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他说长沙话（湘方言，与属于官话区的常德话不同）、重庆话和英语都很挺括（沪语，很专业）。

因为先外祖蒋国经将军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家里颇有点日本氛围。先外祖颇看好这位自己相中的大女婿，所以鼓励他学了点日语。大概也和黄仲则当年觉得自己生于南方，缺少“燕赵之气”一样，那年，他出发了，却奔向当时并不发达的英属香港。

这时，出现了家父生平第一位贵人：以笔名“落花生”享誉“五四”文坛的许地山先生。

在家父搞他稚嫩的“新文学”创作时，就曾和许先生鱼雁往返。恰好，1935年经胡适推荐，许先生就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当即写信给家父让他去港大。这时，家父的国学腹笥颇符合许先生的要求，就先旁听了一段时间。后来，许先生觉得可以转为研究生了。可惜，旋即出现了一只拦路虎：许先生的研究生须修梵文，以便将来转向佛学研究。家父实在不愿意舍弃国学而去学梵学，考虑再三，只得依依惜别——大概也讲了一些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讲过的那些话吧。

1985年，我从美国游学回来，港大请我去当客座教授讲授“计算语言学”。我跟同事们说起这件事，他们都称是“父子同校，辈分颠倒”的趣事。

家父当时住在港岛的摆花街，可惜要“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在为《报·笔会》写的《香江文化随笔》中，我谈到过这条街的今貌。

生平治学杂

博览却有序

回到湖南，家父才发现，和“英国绅士”许先生相处，在港大那种浓厚的学术环境里经过一番熏陶，使他在追求文学之上，更添了一点学术憧憬：学习和研究理论的冲动洪波涌起。

当时，他在长沙一家报馆担任编辑，同时还在湖南大学听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课程，他自己称之为“杂学”。

为了就业、进修、读书，他把新婚的妻子留在常德老家，自愿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抗战爆发后，家父回到家乡，转行进了当地政府的财政部门，也就有了研究经济和财政的机会。

这时，他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胡善恒先生。

胡先生，字铁崖，湖南常德人。先生出身北大，在日本和英国留学，著名财政学家。当时，他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家父从常德的战时财政情况出发，拟定了一个宏大的“改革计划”，寄给了这位厅长。

也是机缘到了，胡厅长读后大为欣赏，当即把家父调到省府财政厅任要职。从这时开始，他有10年时间都在财经部门工作，就地取材，近水楼台，研究起财经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和论文，杂而有致。以至于抗战胜利后马寅初先生出版《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一书，其中称道家父为“中国著名财政学家”（大意）。其实，这位并未谋面的“学家”只是一位三十出头的财政职员。这是后话。不久，颇受蒋介石看重的胡先生调任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会计处长，也把家父和我们全家带去了。胡先生不但学识渊博、办事干练，还喜奖掖后进，为人极好。记得家母因沿途流离颠簸小产，正当严寒时节，胡先生竟双手捧着炭火炉子，一路步行送来我家！

在胡先生门下，家父在学术上初露头角，如鱼得水，《战时金融论》《当前的动力问题》等书相继出版。

学而优则仕

当官非所愿

但是，行政院小职员的工资完全不能养活三口之家。后来，祖父母又来重庆投靠小儿子，经济更加拮据。恰好这时，家父的第三位贵人适时降临，他就是隶属江浙财团圈子的浦拯东先生，时任重庆总电力公司总经理。浦先生读到家父写的财经文章，非常赏识，就设法把家父调到身边，当了一名新旧文章都是拿手好戏的大秘，工资也一下子涨了25倍！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后来直到现在还在传扬的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他住在桂园，我家就在山坡下面。负责保卫的蔡团长是家父表叔，一次来我家闲谈，说起毛先生的保卫工作很不好做，因为他黎明即起，且喜四处走动。家父说这不难办，我写一条子，你放在毛先生书桌上，他就不会再乱走了。蔡团长姑且一试，果然灵验。就来问个究竟。原来，纸上写着“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16个字，家父用了《书经》里的典故“伏戎于莽”（草丛里埋藏着兵器）。毛泽东一看即明白。

重庆选派接收敌占区的官员。上海是重中之重。浦先生就任上海市财政局长，让家父任主任秘书，实际上主持局里工作。此后四五年是家父在财经方面的著作大丰收时期，除了引起马寅初先生关注的报刊文章，《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问题》和《中国物价史》两本专著相继出版，奠定了家父作为财经学家和财经史学家的地位。

接收大员是肥差，上海的接收大员更是极品肥缺，有所谓“五子登科”之说。家父也遇到了一件咄咄怪事。

1945年9月底，自称“渡边”的一日本人来到办公室指名要见家父。家父首先叫他改说英文。渡边结结巴巴说，他是日本驻上海“居留民团”的头子，有一张支票要“送”给局座。家父马上叫来国库专员，支票“立即入库”。原来，日本在上海的全部工厂商铺等企业，它们的税是不缴给上海市政府的，而是由特殊机构居留民团收缴。这张支票就是上海开埠以来所有日本企事业的全部税款，款项之大简直可以挑战读者的想象力了。

家父任职于政府部门，但最感兴趣的还是读书和写作，很少应酬。星期天，他基本上在建国西路茂龄别墅26号那间房子二楼书房里度过。

屡屡佩青睐

大势却清楚

这时，家父生命中第四位贵人露出身影了，他就是“最有美国范”的上海市长吴国桢。

吴国桢也是从中文水平上赏识这位小他十几岁的“小老弟”的：家父代表财政局写的上报市府的呈文水平最高：要言不烦而文从字顺，自然给讲究文字的吴市长留下深刻印象，在市办公会议上经常点名让他发言。

1949年5月上旬，吴国桢突然找到家父，问他“走”还是“留”？

有了上面在重庆对于毛公的那番故事铺垫，不说也猜得出家父对于吴国桢是如何一番婉拒的了。

1949年后，家父曾与新政权派来接收财政局的顾准先生共事一段时间，留下了对于中共高级财经干部的有趣回忆。

后来几经折腾，家父当了中学语文教师。这期间，他结合教学，悉心钻研自小喜爱的文字训诂之学，同时旁及早年致力过的中国经济史，文史贯通而常有振聋发聩的论文问世。

这时，他的第五位也是最重要的贵人出现了，那就是吕叔湘先生。

说来我也算得是吕先生的一名“私塾弟子”。家父和我各有一篇怀念他的散文，同时收入《吕叔湘全集》。

终于致大用  

实至必名归

吕先生对于家父几篇讨论古籍校注的文章评价很高。在他的奖惜拔尤之下，家父被聘为《汉语大词典》编委和分卷副主编，并进入上海文史馆，晚年可谓否极泰来，实至名归了。这前后，他的《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秦汉货币史稿》和《秦汉赋役制度考略》陆续出版，还写了一本《对联大观》，为其五岁时就会对对子的佳话作了最终的佐证。

家父一辈子虽有飘茵落溷之处，其实也是儒家子弟典型的一生。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我想，家父是做到了的。

所以，表面上看，他从不跟命运斗争，其实，不管是在茵席之上“处乐”，或者藩溷之侧“处约”，他都把握好了自己，坚守底线而在学术上有所追求，根据客观条件最大限度地作了一个学者应做的事。

这点，恐怕非我辈所能及。所以，写出来以飨读者，也许还是有点意思的。

作者：钱定平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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