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一边在苏格兰俱乐部输牌，一边写出了《国富论》

【导读】：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之父，他的《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这两个文本被视为该年度最重要之作。1902年，严复翻译此书，名字为《原富》。该书提出了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成为市场经济的指导，亚当·斯密另著有《道德情操论》，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本文揭示了斯密写作的18世纪苏格兰政治和商业风貌，许多重要的思想来源于与商人、学者的具体讨论。对今天颇有启发。

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写到，“如果他一生中不是那么多重要时代在格拉斯哥度过，也许他也不会成为那么卓越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共生活了17年。除了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的3年外，对斯密思想影响最大的是1751年至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阶段。这段时间也恰好是格拉斯哥烟草贸易的黄金时代。在此其间，格拉斯哥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学术和商业精英参与的俱乐部，在这一公共空间中，思想与实践相互碰撞，为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各类主题俱乐部聚集了学者、政商精英，斯密至少参与其中2个

在18世纪，俱乐部已经成为了格拉斯哥的公共空间。

总体而言，格拉斯哥的俱乐部分为两类：

一是严肃型的俱乐部，其主要代表为政治经济俱乐部和文学会和安德森俱乐部，参与对象为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

另一类是娱乐型俱乐部，其主要代表为大杂烩俱乐部和格拉斯哥集会，参与对象为商人和专业人士。

政治经济俱乐部，又名科克伦俱乐部。1743年由烟草商人安德鲁·科克伦发起。该俱乐部每周聚会一次。其公开宗旨是“研究各个商业部门的性质及原理，相互交换这方面的知识和意见”。成立之初，该俱乐部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当科克伦于1744至1745年出任市长时恰逢苏格兰詹姆士党叛乱，他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协调政务，俱乐部的活动也一度停滞。1750年后，随着亚当·斯密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入，该俱乐部开始逐渐复苏。

文学会成立于1752年。相较政治经济俱乐部，该社团更具精英化特点，发轫之初，其成员人数在30人左右，主要成为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少数商人、乡绅、市政官员也厕身其中。其主要发起人是格拉斯哥大学希腊语教授詹姆士·摩尔和亚当·斯密,詹姆士·瓦特和大卫·休谟也一度出现在该俱乐部的名单之列。参与该俱乐部的烟草商人为罗伯特·博格和安德鲁·弗里斯。

安德森俱乐部，又名“罗宾·西蒙森先生的俱乐部”。顾名思义，其发起人罗宾·西蒙森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数学教授。罗宾终生未娶，从来也不参加一般的社交活动，但他给学生上完几何课后，习惯去校门附近的小酒馆玩一会儿纸牌，起初有一两位教授陪他，后来人数逐渐增多，成为一个定期聚会的俱乐部，其活动为每周五在学校附近的小酒馆吃完饭，周六再去格拉斯哥市郊的安德森村吃午饭。亚当·斯密是该俱乐部的一员。

大杂烩俱乐部正式成立于1752年5月，由格拉斯哥医生约翰·穆尔等人发起，在其成员的打油诗中这样描述到：“这是年轻人的选择，每隔两周晚上相聚。一个晚上的欢声笑语，诙谐幽默与愉悦。就像在国家的市政议会厅内，他们经常辩论：探讨陆军、海军和国家的走向。在这个俱乐部里，混杂着有意义与无意义的——这也就是大杂烩这个名字的由来。”从1752至1802年间，该集会的主要成员共有48人，其中商人达27人，其余成员主要为教师、医生和律师等。

格拉斯哥集会，发起于1758年。主要发起人和理事为烟草商人、时任市长约翰·默多克、商会会长阿奇博尔德·因格拉姆，以及亚力克山大·斯皮尔斯、等烟草商人。

俱乐部内作诗为首选，也是18世纪交流信息的主要方式

无论是严肃型俱乐部，还是娱乐型俱乐部，丰盛的酒宴、通宵达旦的赌局，以及席间的谈笑与诙谐的诗歌，成为公共空间内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

约翰·斯特朗描绘了大杂烩俱乐部一次活动的场景：“每次聚会晚宴开席前，桌上已经摆上了至少5至20种酒精饮料。等大家入座后，还有烟熏的莎朗牛排奉上。席间，大家推杯至盏，相互敬酒，酒酣微醺后，人们谈笑风生，分享起本人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巡游时的所见所闻。”

安德森俱乐部的周末聚会中同样也是觥筹交错。

另一大项目是玩纸牌。在安德森俱乐部，吃喝完毕，便将桌布撤掉，端上一大钵甜饮料，开始玩牌。玩牌时，谁也不愿意和斯密在一起，据当时人回忆，如果玩着玩着他想起了什么，他就会瞎垫牌，或者忘记叫牌。

除了宴饮和玩牌外，另一个将俱乐部成员串联在一起的是描绘彼此的诗歌。

这种诗歌不分职业，成为学者和商人共同的爱好。曾发起大杂烩俱乐部的约翰·穆尔曾用诗歌描绘安德森俱乐部的成员、解剖学教授托马斯·汉密尔顿博士：“我们的领头人是托马斯，又高又壮；他能使我们发笑，我们也使他发笑；但对不起，汤姆（托马斯的昵称），我要悄悄对你说，千万注意，不要使我们笑得忘了付小费。”

而在大杂烩俱乐部内，有成员这样描绘烟草大王约翰·格拉斯福德之子亨利·格拉斯福德：“乡绅、律师和商人，紧随其后的是军人。这不是歌曲中的虚幻，而是真实的版本。在格拉斯福德身上，这些元素相互混杂却高度和谐，没有人比他更配得上‘大杂烩’的称谓！”

知识交换：探讨贸易本质、设计贸易规则和纸币、票据的作用

商业社会的本质是交换。

通过俱乐部这一公共空间，我们发现商人和学者之间实现了另一种知识的交换。

在商业社会的交换中，商人从学者这里获得了什么？

例如，在政治经济俱乐部中，一位牧师亚力克山大·克里尔曾回忆到——“在这个俱乐部中，各成员表达了他们对于探寻贸易的本质，设计贸易规则的强烈兴趣。在其中，他们相互学习知识并且交换观点。”

就是在该俱乐部上，亚当·斯密提交了“1755年讲稿”（Lecture of 1755）。尽管该文稿散佚而不能知其内容，但根据贝尔推测，“很有可能是讨论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关于贸易原则的话题，这些贸易原则对于（俱乐部）会员而言将带来很大的影响”。

除了亚当·斯密外，烟草大王格拉斯福德、科克伦还向俱乐部会员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讨论，其问题有：纸币对物价有什么影响？对通货、对外贸有什么影响？小额银行券有什么影响？不兑换银行券有什么影响？在此问题上，三人意见不一。

在文学会中，最主要的是对于1750年后格拉斯哥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展开讨论，曾参与其中的亚当·斯密认为 “毫无疑问，不断扩张的贸易和商业已经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例如，1767年，在文学会的一次讨论话题为：票据信用对于贸易国家而言究竟是利是弊？ 这恰恰是当时烟草商人最关注的话题。

那么，斯密等学者从商人处获得了什么？牧师亚力克山大·克里尔是俱乐部成员，他回忆到：“当斯密和怀特博士加入到俱乐部后，我才和柯克兰市长逐渐熟悉起来的，我为其敏锐和丰富的知识、礼貌的仪态、雄辩的口才而深深折服。斯密博士也承认在准备《国富论》的材料时，他从这位先生（指科克伦）那里汲取到了许多知识和养料。”

斯密的《国富论》受益于俱乐部，是当时商人活动的活素材

除了在俱乐部之外，斯密还和烟草商人保持了书信往来。

1764年11月5日。斯密已经离开了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格拉斯福德给他写信称，“在您离开格拉斯哥后，虽未获教示，但不时听到您情况佳胜，深感快慰。希望您日子过得很好，您在空闲时间正在写一本有益的书，在这里早有耳闻。假如成书的时间，比您自己认为必要的时间更长，那是使人感到遗憾的。”另一处是在信的结尾之处提到：“关于此间任何新闻，请您向别的通信者探寻。我确实想不起来什么值得奉告的，除非只有这么一点，那就是苏格兰的议员们现在已经似已决定，要在下一届议会中提出废除银行和银行钞票可以任意兑换现金的条款，您知道，这一议案在上一届议会中被否决。”

从中也不难看出，斯密与格拉斯福德日常交流的也是此类与商业相关的话题。

在《国富论》的第一篇中，斯密明确定义了商业社会的基本内涵，“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18世纪格拉斯哥的俱乐部恰好是当时商业社会的缩影，亚当·斯密等学者将格拉斯哥及其商人群体及其经营活动纳入研究的素材。同时，烟草商人们也通过俱乐部和大学讲堂获取了学者的商业的思想。

斯密与商人之间的这种类似交换的关系，恰恰是当时商业社会的相互帮助和交易的法则。正如斯密所言：“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正是这种基于市场交换基础上的“商业社会”原则，促进了格拉斯哥贸易的发展，也使格拉斯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诞生和发展的温床。

作者：赵博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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