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悖论”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一点知识

亚当·斯密留下了庞大的学术遗产，但只公开发表过两部著作，第一部是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第二部就是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斯密在世时对《道德情操论》作过多次修改，直到逝世前几个月，第六版才出，可见其倾注的心血之多。只不过人们偏爱《国富论》，其影响迅速超越《道德情操论》，就连斯密墓碑上写的都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斯密是个极富远见的大师，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预见到，后人从这两部书中“提炼”出来一个“斯密悖论”，并乐此不疲地围绕着它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调“道德人”的同情怜悯心及利他的一面，他一开始就说：“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在《国富论》中，斯密阐述了以“经济人”“自利动机”为前提的经济思想，他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斯密悖论”的始作俑者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是“利他”，《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两者很难在商品经济领域实现统一。这一判断后来被不断引申和扩大，有悖论派与无悖论派的论争旷日持久，都企图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使得“斯密悖论”成了谜一般的存在。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表示，有没有“斯密悖论”取决于学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德国人、法国人一定认为斯密是有悖论的，英国人就不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也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表示“斯密悖论”的提出是基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从思想史溯源，经济学诞生于启蒙时代，但是在欧陆传统中，经济问题的探讨被置于广义的‘政治科学’的范畴之内——属于理想社会建构的问题之一（这是希腊时代柏拉图哲学的继承）；但是在英国思想传统中，经济问题属于道德实践问题，即‘道德哲学’的范畴（这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因为亚氏就曾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将经济问题置于‘论正义’这一卷中）。早期我们讲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其实是从欧洲大陆的法国人那里传来的，并不是英国传统。”

那么，“斯密悖论”究竟存不存在？方钦直截了当地表示，“斯密悖论”已经被很多学者证明是伪命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构建的和在《国富论》里面构建的，其实是同一个有关个人行动的模型，即在一个斯密所认为的自然自由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下面，个人的实践行为构成良善的社会运行。这是斯密整个道德哲学体系的核心架构，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首先是狭义的伦理学，即何为‘合宜的行为’，这是《道德情操论》处理的内容；其次是‘与法律相关的伦理学’，这一部分斯密未能成书，但是我们能从其课堂讲稿《法理学讲义》中略窥一二；最后是‘基于权益原则的旨在增进国家的财富、力量和繁荣的政治条例’，这正是《国富论》里面讨论的内容，即 ‘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原理。”方钦进一步解释说，《道德情操论》解决了“陌生人相互交往的商业社会”中的“陌生人”的行为如何界定的问题，而《国富论》解决的是“陌生人相互交往的商业社会”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当《道德情操论》界定了个人利己之心会受到“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约束，自爱之火不会让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之后，那么《国富论》中通过诉求个人的“私利”反而能促成社会利益的增进，其前后逻辑才自始至终是一致的。“只是按照德国学者的传统，形而上与形而下有别、利益之心和道德之心有别，才会解读成矛盾。”据方钦介绍，斯密受哈奇逊和休谟的影响很深，他们两人就从来不认为利益和道德冲突：“哈奇逊明确表示，社会公共福利是用效用来评价的，凡是符合效用的就是福利增进，不符合效用的就是福利减损；休谟的观点更简单，他认为衡量正义的唯一标准就是公共效用。在这两人的观念里，效用这个利益问题和道德问题是密切结合在一块的。”

要分析“斯密悖论”，或许首先要解决几个概念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所指的道德和情操，表达了一种应当受到理解和尊敬的行为、思想境界，他认为人之所以是“道德人”，有同情心，是看到了人类生存的不容易，但个人首先要把自己顾好（利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钟祥财表示，结合中国孔孟精神，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亚当·斯密：“我们都认为孟子讲的是性善论，但性善论的来源，仍然是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比如孟子就承认，受生存条件的约束，要求人人都向善是不现实的，所以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他还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都是推己及人、向外扩展的，内在的起点仍然是对自己利益的考虑。”钟祥财认为亚当·斯密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使得市场经济有个真实的道德基础——每个人为自己考虑是整个社会走向善化的基础，当然，还需要规范自己的行动和相应的法律制度。

有没有悖论都是后人的解读，也许是大家的一厢情愿，但也不排除斯密自己存在困惑和痛苦，所以才在生前不断地对《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进行修订。钟祥财猜想，斯密或许觉得两本著作里面的一些具体观点需要调和，“但谈不上根本理论的冲突。有悖论不一定是坏事，没有悖论也不一定是好事。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恰恰表明斯密理论有着无限魅力。”

作者：孟珑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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