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代表问毛泽东喜欢清一色还是平和，毛答：平和，只要和了就好
▲解放南京
国共和谈的进行
1949年4月1日下午2点，南京政府代表团一行，乘坐“空中行宫号”飞机到达北平，下榻于六国饭店。当晚6点，周恩来等人设宴招待了他们。
当晚，周恩来先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恩来问张治中这次来平前为何去溪口见蒋介石？张治中解释说，蒋仍拥有力量，不得到他的同意，和谈达成协议也没用。
接下来，双方代表团成员个别进行交谈。交谈中，国民党代表团成员普遍对“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同周恩来在香山会见张治中。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这一天，毛泽东给李宗仁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对战犯问题，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电报敦促李宗仁说：“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态度：即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为了使国家和人民早日进入富强康乐之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反对国民党借以自保的假和谈，一方面积极促进真正和平的实现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真和谈。
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又陆续约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人分别谈话。
毛泽东同刘斐会谈时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刘斐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泽东扳着手指头对刘斐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哇！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靠不住；第三，蒋介石的残存军队靠不住；第四，他自己的那点桂系军队也靠不住；第五，如果不搞和谈，南京支持他和谈的那些人也靠不住；第六，如果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奉陪他打到底。
吃饭时，刘斐试探着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是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会意地笑着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为了促成和谈，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军事部署方面的调整：第一，根据李宗仁、白崇禧的要求，决定我军不攻安庆，让驻守安庆的桂系军队向武汉撤退；第二，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由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22日；第三，在4月11日到16日期间，命令长江一线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
4月13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宣布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
当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国共双方开始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先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逐条内容进行了说明，张治中把对其中不能接受的三点逐一提出，表示愿意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修正案。
经过一天的研究，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于4月14日晚交给周恩来。第二天，双方代表又分别交换意见。
4月15日晚9点，还是在勤政殿，国共双方和谈代表进行第二次正式会谈。周恩来把接受南京代表团意见所作的各点修改作了说明，并对不能修改的各点也作了说明。最后，周恩来说：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定案。我们期待你们接受这个协定。张治中表示要把这个最后的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同意。周恩来正式告诉张治中：请代表团回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宗仁，到本月20日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散会后，南京代表团商定第二天派黄绍和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劝李宗仁接受。
《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
黄绍等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等人商议。白崇禧看完协定，怒气冲冲地对黄绍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会议决定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拍着桌子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4月21日，毛泽东同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又一次作了揭露，指出：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
按照命令，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于23日占领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国民党反动派所玩弄的假和谈阴谋也就此宣告失败。
在北平的张治中决定24日回去“复命”。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代表团进行了恳切的挽留。他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他情真词切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面对共产党人的真心挽留，代表团成员终于留了下来。4月25日，当白崇禧派来接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时，不但一个代表没有接走，反而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也一起送来了。原来这是我们的地下党秘密安排的。
新中国成立时，南京和谈代表团的代表，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参加者和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为和平做出贡献的人士，是充分尊重和照顾的，对实现和平是真心诚意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中国统一的杰出贡献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国人民终于同心同德地战胜了国民党玩弄假和谈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了。中国终于没有像国内外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搞“划江而治”，而是实现了大陆的统一。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所描绘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前景也终于胜利实现了。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著名文章和这一伟大思想的正确性，显示出毛泽东对历史把握、对前途把握、对命运把握的准确性。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当人们纪念统一的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当人们庆幸中国没有出现又一个“南北朝”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思想的历史贡献。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致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战胜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而且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因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统一的一大杰出贡献，是对国内外各种企图让中国“划江而治”、南北分裂的势力的彻底打击。我们必须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也只有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和高度，才能真正地、全面地、深刻地理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意义。
还在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国内就有人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的文章，把“南北朝”列为中国三个可能去向的首位。“南北朝”一般指的是东晋末年到隋文帝统一，即公元420年到589年这170年的南北政权分立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混乱时期。
1947年夏天，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对中国情况进行“调查”后，为国民党制订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在军事上，把中国分为6个区，国民党重点经营西北、西南、华南三个区。
蒋介石对美国这一构想也暗中运筹。同年9月，蒋介石让原行政院长宋子文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给他下达任务：力求南方稳定，策划停战议和。
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右翼势力，更认为在“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的相持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如果第三方面也拥有武装，在未来的局势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他们到一些地方策反军队，收编土匪，建立地方武装，策划某省独立，准备割据一方。
1949年2月，美国方面向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传递出明确信息，希望国共两党“决定南北自治，以长江为界，各不相犯”，“深恐组织联合政府，亦为共党所控制，前途堪虞。”
1949年3月1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傅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期望什么呢？这在当时是个谜。前些年，有人公布了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的一个内部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们的同志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从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也是期望中国“划江而治”的。
如果出现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我们今天的任何人，恐怕都不如当时人和当事人说得真切。
我们先来看看1947年夏天“南北朝”之说闹得沸沸扬扬时，上海《时与文》周刊是怎么说的吧！该刊第1卷第21期《魏德迈的“调查”与中国大局》一文这样写道：“如果真是暂时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命运便泰半系于世界形势。……最可怕的就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其次可怕的就是弄成今日德国、朝鲜的模样，硬把一个统一国家拆得稀烂，那就悲惨了。”
我们再来看看曾梦想“划江而治”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是怎么说的吧！在自己的梦想破灭十年后，李宗仁回忆说：“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时，我不禁不寒而栗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这两段并非中国共产党人写下的历史文字，倒是让我们更加看清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结局，是怎样避免了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的。李宗仁担心如果真的实现了自己想要的“划江而治”，“在我们敬爱祖国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正好从另一面告诉我们：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打破李宗仁等人“划江而治”幻想的毛泽东，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们敬爱祖国的历史上，有着统一中国、避免中国陷于分裂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这一功，使无数中国人免遭涂炭，使未来中国史少一断章。仅以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功在千秋，是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历史功臣！
作者：杨冬权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宣晶
摘自《毛泽东在1949》，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