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者：我有话要说

《黑箱：日本之耻》

【日】伊藤诗织著

匡 匡译

雅众文化公司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而揭开这个“黑箱”时，暴露出来的则是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的更为巨大的“黑箱”。

2015年4月3日，伊藤诗织就工作签证问题与当时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首相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相约进餐会谈，却遭对方性侵。之后的一年，面对媒体、社会、司法的重重壁垒，她以无比坚韧的勇气与毅力，不断诉诸法律……这是一次对社会、司法、媒体的激烈审问，是给所有女性的勇气与鼓舞：为何司法系统无法制裁伤害女性的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社会不公、大众冷漠、舆论暴力兴盛的今天，应当如何生存、如何自救？——“在日本，女性公开承认遭受性侵不可想象，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绝不会一帆风顺的记者会

2017年5月29日，我借用东京地方法院二楼的会场，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内举办了一场媒体见面会。

并非一切都进行得如我所愿。

所谓司法记者俱乐部的见面会，意味着以之前完全未曾报道过本案的主流媒体为对象进行发言。所以，一开始才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有位记者跟我说：“假如是我自己的女儿，被那些不打算进行报道的媒体围着，只是为了看看当事人长什么样子，问些纯粹满足个人好奇的问题，我可接受不了。”

尽管《周刊新潮》给予了报道，但是愿意跟随的媒体比预想得还要少。我希望能围绕当局在判定中留下的疑问，进行更加公开而广泛的讨论。

原本想要控诉的内容，依然没有改变。只是，这次是借由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请的机会举办记者会，我考虑，在法院的司法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是正确的选择。要是做到这一步，日本的媒体仍旧不愿给予报道的话，那么，我想有必要对日本的整个新闻系统也表示质疑。

为了减轻某些不可预知的压力带来的风险，我决定，在记者会的前一天才发布通知。

我把消息压了好几天，才向清水先生汇报。电话里，清水先生道：“你这个决定可真够大胆啊！” 就在当晚，他再度打来电话：“就算在司法记者俱乐部搞了发布会，也没人会写的。只会让你自己受到伤害。还是算了吧。只面向外国记者搞一场吧。”

我很受打击。

就连此前一直对举办发布会表示支持的清水先生也这么说。的确让我信心动摇。

次日，一位相熟的新闻撰稿人联络了我。

“政府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说这个案子情节复杂不宜报道，奉劝大家谨慎自律，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

可以想象，各家媒体原本就态度暧昧，这么一搞，还有没有人报道就更难说了。不过呢，发布会该开还是要开的，只是需要花些心思而已。可是，官方有必要介入本案到如此程度吗？真是无法理解……”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让我心乱如麻。

正发愁时，我告诉《周刊新潮》的记者，政府劝告各大媒体自觉不要报道记者会的消息，听说正在水面下扩散，他却口气轻松地答道：

“哦，我知道啊。”

那副满不在乎的姿态，仿佛在反问 “So what（那又怎样）？” 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勇气。

就像清水先生在电话里提醒的那样，继司法记者俱乐部之后，我决定刻不容缓，立即在外国人记者俱乐部（驻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也举办一场见面会。在这里，我认为不只海外媒体，一些并非俱乐部成员的其他日本媒体也允许进入，不必担心会有无法预知的“不可抗力”。

可惜，实际提交了申请之后，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

“Too personal，too sensitive.”

也就是说，问题太个人化、太敏感。原本性侵受害就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不是吗？以前，外国人记者俱乐部也召开过关于强奸受害、跟踪狂受害的新闻发布会。而所谓“问题太敏感”，究竟是对谁而言太敏感？

外国人记者俱乐部拒绝新闻发布会申请的例子，过去几乎很少听闻。

发觉自家附近有反常的动静之后，我收拾了一点东西就离开家，暂居在朋友 K 的家里，除了几件 T 恤和牛仔裤，几乎没什么换洗的衣物。我懒得为了发布会的着装，特意上街去。可再怎么嫌烦，穿着 T 恤牛仔裤上法院总归不太合适。为了买衣服，我去了繁华的商业街，可是在那里，又一次经历了恐慌症发作的袭击。

发布会之后，会不会被路人侧目，视我为“那个强奸受害者”？光是想象这件事，就觉得不寒而栗。

我不会关机崩溃

决定要举办记者会之后，我又开始跑步了。

起初，几乎可以说，我从来就没跑过。回想了一下，加入运动部还是十多年前的事。那之后，有段时间父亲差点因故离世，再加上我自己受困于人际关系的问题，曾前往印度练过一阵子瑜伽。我将全部心力投注在瑜伽的修行当中，最后甚至拿到了瑜伽教练的资格。

我一直以为，那时候获得的健康体魄，在后来繁重的日常摄影工作中得到了保持。可惜，这种想法只是不知不觉混淆了透支身体和运动身体的区别。

发布会当日，我也一大早出去跑了一圈。朋友 K 说，起床后发现我不在家，慌得要命。

我原以为，事前各种操心忧虑，等到发布会的时候，反而能镇静地应对。

谁知，在发布会现场，我的发言“共谋罪的审议一再遭到拖延，刑法修正案的审议也迟迟不见推进”却引起了各种臆测，被解释为“这是一场针对共谋罪的、具有政治意图的发布会，据说背后有民进党的支持”，瞬间在网上铺天盖地流传开来，令我震惊不已。

原来虚假新闻就是这样捏造出来的。对此，我有了切肤的感受。

发布会后，我的个人信息被晒了出来，各种骚扰、威胁和谩骂的邮件蜂拥而至。

母亲交代我，千万不要联系妹妹。让我觉得很受伤。用母亲的话说：“因为妹妹以前一直崇拜你，她的那圈朋友，也都对你特别仰慕。”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没和妹妹说过话。妹妹属于日常有很多机会接触网络信息的一代人，一定目睹了大量不愿目睹的东西吧。想到这里，我至今都深感心痛。

手机也一刻不歇地响个不停。K 把我的手机保管了起来，有一阵子暂且帮我应付来电。我甚至一度觉得没法上街见人。K 给了我家人反而无法给予的支持，在此对她深表感谢。

大概在发布会上，我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紧张，所以一结束，疲惫就压顶而来。

发布会后，我回答了几个承诺会做出报道的媒体采访，在回家的路上便晕倒了。幸好当时有朋友陪在身旁，马上被送到了医院。

之后的好几天里，我都没法下床活动。感受不到饥饿，连咀嚼的力气也没有。一个多星期只能摄入流食。无法深度呼吸，身体如同死人一样冰冷。

我祈愿，就这样按下关机键，彻底结束生命。

会见结束十天以后，终于，我可以一点点咀嚼进食了。身体也开始恢复了活动。

这个当口，我要是彻底关机可就难办了。召开了记者发布会的受害者，遭到舆论的非难与攻击而崩溃——千万要避免这种结果。原本想要促进整个社会关于性侵的公开讨论，我自己绝不可以成为其中的反面事例。

我又继续开始跑步了。

发布会后，我无法外出，每天蛰居在 K 的家中。这时候，K 的未婚夫对我展开了泰式拳击的培训。“要是早点教你就好了。”他一边给我温和的鼓励，一边对我进行毫不留情的训练。

起初，我因为害怕而闭着眼睛。他就会像个带兵严厉的铁面教官，对我大声怒吼，给我戴上拳击手套，练习出拳和防守。因为惧怕外出，所以能在家里活动身体，对我帮助很大。

每当不小心被一拳击中肋下，我都会出于对他的安全感而气恼自责，怪自己太疏忽大意。一边痛得头晕眼花，一边燃起斗志，启动了战斗模式。

通过这次发布会，我强烈感受到一件事。那就是，人为什么总是关注利益、好处，或吃亏、受损。

看看那些对发布会持抨击态度的评论，从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一种看待事物的角度——“要是没什么好处的话，不会有人愿意这么干的。”或许因此，才会冒出各种“出风头、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图”之类的臆测。

发布会上，出于保护家人的考虑，我隐去了自己的姓氏。但依旧遭到了各种“人肉搜索”。甚至有声音说：“这女的只是个在日韩国人。”

什么意思？如果是在日韩国人，就强奸她也没关系？我不是左派人士，父母都是日本人，拥有日本国籍。再重复一遍，就算我是左派人士，或民进党议员，入的是韩国籍，也不等于被性暴力随便伤害都无所谓。并且，更不该因国籍身份、政治立场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不管我是谁，事实都不会改变。

作者：【日】伊藤诗织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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