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开枪，不准开炮”的上海解放战役中，邮政大楼如何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四川路桥是苏州河上的第三座桥，是上海南北交通干道的主要桥梁之一。如今，四川路桥上车水马龙，承载着上海的繁忙与快节奏，但其实这里还有不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四川路桥另有一俗名，唤作“邮政局桥”。因为就在大桥北堍有一座平面呈“U”形、沿北苏州路、四川北路和天潼路作周边式布局的宏伟建筑。解放前，那曾是上海邮政总局的所在地，人称“邮政大楼”。这幢楼始建于1924年，造价320万银元，是欧洲折中主义建筑形式的代表作，素有“远东第一大厅”之美誉。

上海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好这幢大楼及邮政财产，前前后后发生的惊险往事，至今令人难忘。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王裕光(1900-1968)，民革党员。上海解放前夕，代理上海邮局局长，使邮政大楼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市邮局副局长、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已迫在眉睫。为了使上海邮局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里，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邮局接管小组不仅要保护好资产、设备和档案，更重要的是使邮局在特殊时期保持正常通信状态。接管小组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认为代局长王裕光的去留是关键，于是，决定由中共地下党员戴孝忠负责做王裕光的工作。

在中共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下，代局长王裕光和工会理事长王震百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以局、会双方的名义，成立了护局委员会，王裕光任主任，王震百为副主任。

为避免引起警备司令部的注意，护局委员会对外的公开名称叫消防队。王裕光为消防队总队长，凌鸿钧、王震百两人为副总队长。下设总务、消防、防卫、交通、救护、供应六个组，组下设各个分队，其中不少共产党员都列为各组队的负责人。

在这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各组队公开地进行值勤训练，女职工大多参加救护组，在懂医学知识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包扎救护。供应组还不失时机地购买了大米、面粉、咸肉、酱菜，存放在大楼里，以备值勤留守者食用。

1949年的525日，四川路桥上的激战永远印刻在老虹口的记忆中。

5月25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地区已获解放，国民党军队退至苏州河以北。邮局大楼被国民党一个通信营约200人占领，由于从上海邮政大楼上发射的火力可以完全覆盖整个桥面，四川路桥成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据点。

看似是枪林弹雨的激战，历史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细节：毛泽东主席命令解放军将士，对顽固的国民党官兵只能开枪、不准开炮，为的是保护桥边的这栋历史建筑。

由于不能使用重武器，这场战斗也演变的异常严酷，在敌军密集的枪林弹雨中，突击的解放军战士一批批地倒在四川路桥上。

▲解放军向四川路北侧邮政总局的残敌猛攻。

早晨7点以后，邮政大楼被完全封闭起来，所有人不能进出。王裕光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领导保护局产的斗争。留守在大楼里的人员则尽力保护好邮局的财产设备避免受到损害破坏。

26日上午，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护局委员会除了护局，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敦劝国民党官兵缴械投降，并告知全市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桥南的支局都开门营业，信函照常投递，只等邮政大楼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武器了。

王裕光亲自带头做国民党军官的工作，同时安排留守职工努力做士兵的工作。

26日下午，国民党政府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致电王裕光，要他向大楼内的国民党军队传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点决定：（一）停止战斗；（二）放下武器；（三）愿留下的予以整编；（四）不愿留下的资遣回家；（五）尊重他们的军人人格。限定投降时间不迟于当天下午4时。

当时，敌营长仍然抱有幻想，眼看离4点只差半个小时，王裕光不顾个人安危，率领护局委员会成员冲进营长办公室。这位姓邓的营长知道大势已去，立即缴枪投降。

“赶快向解放军发信号！”王裕光急忙道。此刻，时针正好指在了4点。

第二天晚9点，国民党这一营士兵在蒙蒙细雨中排着队离开了邮政大楼。经过两天两夜的护局斗争，邮政大楼终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大楼内没有丢失一件邮件、损失一件设备或遗失一份档案，这可谓是战争中的一个奇迹。四川路桥也因邮政大楼的和平交接，而躲过了一场枪林弹雨。

目前，上海邮政总局大楼仍在使用，成为上海邮政史的见证。1989年9月，它被上海市政府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上海市对邮政总局大楼相关损坏部分进行了一次性恢复性大修和加固，同时利用邮政局大楼中庭、天台和部分楼面改建成上海邮政博物馆。2017年12月2日，大楼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来源：综合自民革上海市委文献

图片：部分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档案文献图集》
编辑：周渊
责任编辑：钱蓓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