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说五四新文学 |陈子善

4月9日 晴。刘以鬯代表作《酒徒》1962年10月18日至次年3月30日连载于香港《星岛晚报》副刊，1963年10月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初版。在这部以“酒徒”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中，作者让“酒徒”的“我”不断发表对五四新文学的看法，十分有趣。

“我”会写通俗小说，还向往“前卫文学”。小说伊始，报社同事邀“我”喝酒，就提问“五四以来，作为文学的一个部门，小说究竟有了些什么成绩？”“我”认为“《子夜》也许能够‘传’”，《激流》则“伤脑筋得很”，还坦陈“以我个人的趣味来说，我倒是比较喜欢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报社同事并不以此为满足，“又一本正经地要我谈谈新文学运动中的短篇小说”，“我”多喝了几杯，“胆量大了起来”，就滔滔不绝地对新文学短篇小说逐一评点：

五四以来的短篇创作多数不是“严格意义的短篇小说”。尤其是茅盾的短篇，有不少是浓缩的中篇或长篇的大纲。他的《春蚕》与《秋收》写得不错，合在一起，加上《残冬》，结成一个集子，格调与J.史坦贝克的《小红马》有点相似。至于那个写过不少长篇小说的巴金，也曾写过很多短篇。但是这些短篇中间，只有《将军》值得一提。老舍的情形与巴金也差不多，他的短篇小说远不及《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沈的《萧萧》《黑夜》《丈夫》《生》都是杰作。自从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后，中国小说家能够称得上St y l i s t的，沈从文是极少数的几位之一。谈到St y l e，不能不想起张爱玲、端木蕻良与芦焚（师陀）。张爱玲的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她的短篇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短篇小说”，不过，她有独特的St y l e——一种以章回小说文体与现代精神糅合在一起的St y l e。至于端木蕻良的出现，虽不若穆时英那样轰动，但也使不少有心的读者惊诧于他在作品中显露的才能。端木的《遥远的风砂》与《鴜鹭湖的忧郁》，都是第一流作品。如果将端木的小说喻作咖啡的话，芦焚的短篇就是一杯清淡的龙井了。芦焚的《谷》，虽然获得了文艺奖金，然而并不是他的最佳作品。他的最佳作品应该是《里门拾记》与《果园城记》。

这几乎是一部浓缩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史，至少是“我”的一家之言。但同事继续追问“五四以来，我们究竟有过多少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于是，“我”乘着酒兴，除了强调芦焚《期待》和姚雪垠《差半车麦秸》出色，又作了如下重要补充：

鲁迅的《祝福》、罗淑的《生人妻》、台静农的《拜堂》、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老向的《村儿辍学记》、陈白尘的《小魏的江山》、沙汀的《凶手》、萧军的《羊》、萧红的《小城三月》、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田涛的《荒》、罗烽的《第七个坑》……都是优秀的作品。此外，蒋牧良与废名也有值得提出来讨论的作品。

“我”“酒话”所说的这些，有的已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学经典，更多的文学史家至今鲜有提及。而且“我”对沈从文、张爱玲、师陀等作家的肯定，不能不说是得风气之先的灼见，须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初版只早了一年，可谓不谋而合。

刘以鬯为什么让《酒徒》中的“我”对五四新文学如此大发议论？四十年后，作者自己揭开了谜底：“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看法，与某些人的看法有很大程度不同。我将自己的看法写出，难免招致不满。没有办法，只好通过‘酒徒’的嘴说出，希望以‘酒后失言’的解释，取得原宥。”（刘以鬯《我怎样学习写小说》）原来如此。

作者：陈子善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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