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想当居里夫人的交大女生被自己的男友发展成地下党！80年代，她为经济生产几次上书朱镕基并获奖

她1945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工学院工业管理系，当时校址位于重庆九龙坡。次年4月，随交大师生复员上海。在校期间，与穆汉祥等人组织创办交大民众夜校。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撤退至解放区。1949年春随解放军南下，参加扬州、上海的接管。1985年离休后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特约研究员，几次发现经济生产中的问题而上书朱镕基，并获奖励。

以下是她的口述：

我的父亲周厚复是一位化学家，他在1933年至1942年担任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杭州告急，浙大开始西迁。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随浙大师生队伍长途跋涉。

我二伯父周厚枢按教育部指令，收容沦陷区学生，在四川合川创办了国立第二中学，并担任二中校长。于是，我们投奔二伯父，翻山越岭，来到了嘉陵江畔的合川。父亲把我们送到合川后，就追随浙大的队伍到了贵州，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

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们在合川乡间，艰难度日。高中毕业后，我于1945年夏离开合川，到沙坪坝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分别被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录取。我选择进了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读的是工学院工业管理系，是公费生，学费全免，供食宿。

交大风气艰苦朴素，学校管得很严。老师非常认真，对学生学习抓得很紧，考试非常多。一年级下学期我们复员回上海，在上海的教学就不像在重庆时那么严格了，但老师讲授的知识面要广得多，结合讲课，介绍了很多国外新知识，而且很多老师都是用英文授课。

在重庆入校后不久，我参加了进步社团今天社。今天社是重庆交大创办的第一个进步社团，由张攸民、李嗣尧等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发起组建。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壁报。今天社的壁报《今天》以宣传抗日、民主、进步思想为主要内容，它的很多观点我都很欣赏，所以我经常去看。

电信管理系一年级学生穆汉祥也常去看壁报，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男同学跟我一样喜欢看今天社的壁报。因为穆汉祥过去在厂里做技术员的时候发生事故，脸烧伤了，脸上、手上有很多伤疤。我就觉得这个同学很特别，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后来今天社贴出了一个小布告，欢迎同学们入社。我就报名加入了今天社，参加社内组织的时事政治、哲学讨论会，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我认识穆汉祥后，也介绍他参加今天社，那是复员回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1946年4月，我随交大师生复员，乘坐大卡车走川陕公路，又挤在铁皮车厢内，经陇海、津浦铁路返回上海。大卡车没有棚，每一部车坐40人左右。我是工业管理系的车长，我们工管系和电信管理系的一年级拼一部车，穆汉祥也在这车上。

我们这辆车老是抛锚，驾驶员下去修车，穆汉祥动手能力很强，总是帮着修车、推车。有时我们会到沿途的老百姓家里，买点吃的东西。

我和穆汉祥都喜欢跟老百姓聊天，贫苦农民向我们诉说恶霸地主、伪乡保长残害老百姓，以及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征军粮的种种暴行，大家听了都义愤填膺。当我们车子到宝鸡以后就听到枪炮声了，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我和穆汉祥很谈得来，慢慢地互相熟悉起来。

复员回上海后，一开始还没有上课，我和穆汉祥等几位同学一起去逛大上海。在南京路跳舞厅门口看到灯红酒绿，在先施公司看到卖的都是高档洋货，这跟复员路上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形成鲜明的对比。

创办交大民众夜校

那时候我们很穷，没有钱买课本和计算尺。为了解决书籍文具费用和日常生活所需，我在校外兼职做过家庭教师、小学教师、专科学校教师等工作。1946年五六月间，我们刚刚参加了救灾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我又与穆汉祥、何孝俅等进步同学一道，开始创办交大民众夜校，吸收失学的工人、青少年入学。

当时，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学生救济会拨来一笔钱给交大，用半工半读的形式救济家境清寒的同学。校方决定创办一个自助食堂和一个洗衣作坊，还办一所民众夜校，由清寒同学担任教师，发教书津贴。

一天上午，学校的学生生活辅导组突然把我和土木系的何孝俅找去，把创办民众夜校的事交给我们负责。当我去找穆汉祥商量办夜校的具体工作时，他连声叫好。他说，他一直有个梦想，希望所有的穷苦工人和他们的子弟都能上学；现在自己动手来办夜校，附近失学的孩子们和没有钱读书的工人们都能有机会读书了，这太好了！

接着，穆汉祥、何孝俅和我一道为创办夜校而忙碌起来。学校拨给我们做教室的是校门外右首的几间破平房，我们自己动手，打扫整理、填平地面、擦洗门窗，把教室修缮得漂漂亮亮。许多家境清寒的进步同学和自愿来夜校工作的同学，如张培性、谌文聪、林雄超、刘秀英、归小芳等纷纷应邀来夜校教书，夜校的第一支教师队伍形成了。

为了招生，我们手提浆糊桶，把“免费读书”的大幅广告从交大校门口一直贴到徐家汇。交大办民众夜校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三天内就有一百多名失学青少年和在工厂工作的工人赶来报名入学。

我们把学生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编入成人班、儿童班的各个年级。星期天和寒暑假，我们就搜集资料，为夜校的各个班级编写实用教材，从刻写钢板、油印到装订，都是自己动手。那时候，我们要读好自己的书，在学生运动中还担负一些工作，在半工半读、夜校教书之余，还要编写夜校教材，确实是比较辛苦的。穆汉祥总是任劳任怨带头干，并且用鲁迅先生的话“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来鼓励大家，更好地为夜校学生服务。

夜校刚开学不久，教会提出要开设圣经课，教唱赞美诗。穆汉祥把这个问题交给夜校的教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上夜校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礼拜的。谁想要传教，请他到教堂去讲吧”。就这样，圣经课最终没有开成。

不久，在穆汉祥倡议下，夜校开设了常识课，内容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外，大部分是时事政治讨论。我们从《群众》《时代日报》《文萃》等进步报纸上找来材料，在课堂上一起讨论。很多学生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工厂里的实际，越讨论越热烈，有时到了深夜，课堂上仍然谈兴正浓没有散。通过这类讨论，我们做教师的从学生那儿学到的东西，其实比教给学生的要多得多。

夜校从创办时起，名义上我和何孝俅是教务主任，但应该说穆汉祥才是真正的教务主任。夜校从创建到发展，每一步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每天，他最早一个到夜校，又最后一个离开，天晴下雨，几乎从不间断。到了1946年10月，我一度离开交大，教务主任的工作正式由穆汉祥担任。1947年11月我重返交大，再次回到夜校工作时，发现夜校在穆汉祥和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科学救国？革命救国？

我父亲周厚复是一位富有才华而正直的知识分子，很早就给我和弟妹们讲《礼记·大同篇》，教我们跟着他吟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父亲常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不屑，他认为：这些官员都是政客，国家败在他们手里；国家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人类进步、国家兴盛，都要靠科学。

我非常崇拜居里夫人，并把科学救国作为自己的志向。1946年暑假，我和妹妹周绮芸一道投考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录取为公费生。

就在我转学清华大学前夕，穆汉祥已经和我谈到共产党了。他在斗争实践中迫切地寻找革命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地下党通过进步社团组织的政治性集会，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三大敌人，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他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找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但是他还没有找到。

这时候我和他就有分歧了。我一心想学居里夫人，要科学救国。我表示我很佩服共产党员，但我认为无党无派也可以革命。

1946年10月，我离开交大，暂别一起战斗的战友，来到了清华大学。我和绮芸妹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先后参加了清华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然而，父亲的不幸遭遇使我的思想出现了极大的转变。

父亲一心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培养出大批优秀化学人才，包括优秀的军事化学人才。在抗日战乱环境下，他借助简陋的实验设备，进行了多项科学研究，发表了多篇高水准的论文，被誉为中国的物理有机化学家。

1943年，父亲应邀去英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受教育部委托带一批研究生去英国进修。就在他投入紧张工作之时，发现自己辛勤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被人剽窃，公然冒名发表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他去找英国皇家学会交涉，遭到冷遇碰壁，又找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求助，也遭到搪塞推托。父亲接连遭受挫折和打击，身心遭遇重创，罹患精神疾病。1945年羸弱的父亲被好心的学生送回国内后，失去了工作，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

1947年6月，父亲病情严重，我和继母强行把他送进南京的中央医院精神病房治疗。看到父亲神情呆滞、目光茫然，我感到锥心的痛：为什么我从小敬仰的父亲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为什么一个为国家做过许多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会被彻底的遗忘？

父亲的悲惨下场使我深刻地意识到：在黑暗的旧中国，学习居里夫人，像父亲那样科学救国，这条路走不通。这时我相信：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统治，才能救中国。于是我决定放弃攻读物理科学的初衷，在1947年11月回到了上海交大复读。

当我回到交大时，穆汉祥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他再跟我谈入党的事，我马上就接受了。这时我的想法是先要投身革命，推翻反动统治，等革命成功了再搞科学。

1948年4月，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穆汉祥。不久，他告诉我党组织已同意发展我入党，并对我说：某一天晚上在工程馆的第几教室，有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份报纸，卷起来的报纸用绳子扎着，你去找他。你第一句话要问什么，他回答什么话，然后你再讲什么，两人暗语应答对了，他就是你的领导。当晚来接头的是总支书记庄绪良，我们接上了头，他带我进行秘密宣誓，大体内容是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解放事业勇敢奋斗，奉献个人的一切，不惜牺牲生命。以后我介绍了多位优秀同志入党，并在学生自治会任职工作。

秘密撤退至解放区

1948年春，我积极投身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简称“反美扶日”）等学生运动中。当时，学委由上海学联出面，在交大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性集会，组织全市学生参加。交大逐渐成为上海反美扶日运动的主战场和“民主堡垒”。

▲1948年5月4日，建在交大上院、中院南面大草坪上的“民主堡垒”

同年6月，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把矛头指向交大，扬言要对交大学生进行神经战。他致函校方提出七点质询，提出：“何人向系科代表大会要求行动？何人主张罢课游行？等等。”几日后，吴国桢不满交大复函，又再次质询。

学生自治会根据党总支的指示，先后发表5封公开信，针对吴国桢的七质八询提出反质询，重申爱国立场，严责吴国桢：我们爱国犯了哪一条法律？违了哪一条校规？如问反美扶日运动是谁操纵？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爱国同胞的良心操纵。反问吴国桢：不许学生爱国，不许学生反美扶日，是谁操纵？

给吴国桢的这5封公开信都是我起草的，我根据学生自治会集体讨论的意见执笔写好后，再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需要改的，然后修改定稿。

6月26日，交大学生自治会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发动各界人士举行公断会，彻底粉碎了吴国桢对交大的神经战，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公断会后，总支书记庄绪良告诉我们，组织上已设法从国民党内部拿到了特种军事刑事法庭拘捕黑名单，我和学生自治会其他成员等一批学生都在黑名单上，所以将要安排我们离校撤退至解放区。我一听到要撤退的消息，就去找穆汉祥。那时候穆汉祥大部分时间在夜校工作，此外他有很多班级上的事情，还要绘制《向炮口要饭吃》《民族堡垒》等宣传画，所以他也忙得很，有时候我们半夜才能约着见一次面。

▲1947年穆汉祥所作“向炮口要饭吃”巨幅漫画

那一次我告诉穆汉祥，组织上安排我撤退，我希望他最好能够和我们一道走，我说你最喜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到解放区去干革命不是你最迫切的愿望吗？他却强调说你们这么多人走了，留下来的工作需要有人来负责。我说：“你在同济事件中为保护女同学，被军警马刀砍伤，已经暴露了。”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他却安慰我说“我们会用巧妙的方法对付敌人”，要我不必为他担心。他对我一再说，鲁迅先生说过“让我肩负起黑暗的大闸门，让受难的人们通过大闸门走向光明的前方”。他用坚定的语气反复对我说：“我愿化为泥土，让人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

直到解放后我才得知，当时党组织已经通知他和我们一起撤退，他却没有告诉我。是他自己经过党组织同意，毅然选择留下来。就在我走了之后，他又送了好几批同志其中包括夜校的师生，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他自己却仍坚持留下来，继续在非常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日日夜夜辛勤工作。

他把生的希望送给了别人，却用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实践着庄严的誓言。

当年我离校的时候，有些女同学帮我化妆成一名穿着工装服的男孩子，由一名男同学骑车把我从学校的后门送出去。

那时候大门口都是特务，只好从后门出去。组织上事先安排好了，让我住到周桂香的家里，对她爸爸妈妈讲我是外地来考大学的。穆汉祥曾经到周桂香家里来看我，通知我哪一天去火车站，由一名叫许铭的交通带着我撤退。事先约好在火车站什么地方碰面，许铭穿着什么衣服，戴了什么帽子，手上还拿着一份报纸。穆汉祥还给了我离沪的火车票。

到了撤退的这一天，我化了妆，离开周桂香的家到火车站，在月台上联系到许铭。许铭是这位交通的化名，他的真名我并不清楚。同行的还有一个姓张的国民党起义空军，许铭带着我们两人一起去乘火车。当天，穆汉祥到火车站来送我，我老远看到他，但是我们装作互相不认识，没有打招呼，他目送着我们火车开走。这是我们最后见的一面。

1949年5月，我随解放军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军管会的中教室工作，作为接管联络员，负责接管务本女中、敬业中学、上海中学等。

我获悉穆汉祥同志牺牲的消息，是在从丹阳到上海的火车上。途中火车停下来，我们买到了一份1949年5月31日发行的《解放日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虹桥路荒地发现大量尸体，已认出内有交大学生……后来我才知晓：4月30日，穆汉祥不幸在虹桥路上被交大特务学生龚瑞盯上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不但义正辞严地痛斥敌人，还对看守人员晓以大义，做教育争取工作。5月2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穆汉祥和史霄雯两名交大学生被押至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秘密杀害。

临难前，两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6月5日，交大师生从上海殡仪馆迎回两位烈士的灵柩，安葬在徐汇校园内。我心情万分沉痛地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言。

敬爱的汉祥啊，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你！

上书朱镕基，切实解决问题

1985年离休后，我被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聘请为特约研究员。

当特约研究员的时候，我去外贸公司和码头上深入调查化工原材料进出口情况，结果发现：码头这边进口把苯运进来，那边出口把苯运出去。我觉得很奇怪，苯是很重要的化工原料，为什么同样的东西，我们一边进口一边出口？

调查后发现，这涉及计划经济的体制问题。这家公司负责进口业务，那家公司负责出口业务，两者都要完成各自的进出口考核任务，所以出现了同一种化工原材料这边进口、那边出口的奇怪现象。我感到这很不合理，我国外汇很紧张，这不是乱弹琴吗？！于是，我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朱镕基市长很重视，立马批转市计委，要求深入调查研究，认真举一反三，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发给我一笔奖金予以表扬。

我为什么会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呢？这与交大求真务实传统对我的影响有关。当然，我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开展工作——到这两家公司请他们谈谈进出口业务，然后根据这两家公司完成进出口任务的情况写一篇报告，这同样能完成经济信息中心的调查任务。但是，这样只做表面文章的工作方式不能够发现和解决任何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我们大量进口某种化工原材料，但我又听说这种化工原材料金山石化是可以生产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进口而不用国内自己生产的原材料呢？金山石化反映他们的设备有欠缺，需要用外汇购买新设备，才能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满足国内的需求，但问题是金山石化自已缺少外汇，因此无法更新设备，表面上看这问题似乎解决不了。其实另外某家外贸公司有的是外汇，它正使用这些外汇来进口这同一种化工原料，供应国内生产所需。很明显，如果采取一种措施，把这家公司用于进口的外汇转过来提供给金山石化更新设备，这种化工原料就可以由金山石化在国内大量生产，不但使国内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完全不必再进口，而且金山石化提高产量后还可以进一步用于出口，这就实现了进口替代。市计委的一位同志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两人一起做调查，写成调查报告递交给朱镕基市长。朱市长非常重视，又把这报告批转了，要求市计委举一反三地去调查和解决类似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交大对我的培养，对于我从事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帮助。我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受了交大求真务实精神的熏陶和影响。我认为，交大培养人才，还应该培养具有宏观思维的人才。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经济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从宏观角度来思考解决。但这些问题又不是抽象的，而是落实在微观的具体问题上的。我们更要有全球思维。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宏观思维，两者结合起来，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姜澎

本文摘编自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写《思源·激流》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图：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