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交大毕业生是胡宗南部少将，卧底被抓。天天在监狱等死，结果有一天起床，发现监狱人都没了……

2019-05-25信息快讯网

这名交大毕业生是胡宗南部少将，卧底被抓。天天在监狱等死，结果有一天起床，发现监狱人都没了……-信息快讯网

▲1948年5月，交通大学校门口场景

他曾经为胡宗南创建了无线电通信网，是胡宗南最信任的电讯科科长，因参加地下党被捕直至解放才被释放。后来成为中科院数理学部顾问。

他就是戴中溶，是解放后我国通讯部队最初的成员之一，亦是上海交通大学1934届校友。

以下是他的口述：

我是嘉定人。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身体最不好的一个。

可能是家里老房子太潮湿，我的病看也看不好。后来，我在上海工作的姐姐把我接到上海，我考上了交大附小。小学有体操课，加上生活有规律，我从此以后也不再生病了。

我的弟弟戴中孚也是交通大学学生，我1934年电机工程学院毕业，他1932年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还早我二年毕业。我读书比较迟，是班中年龄最大的。

“西北王”的电台

那时候交大是12年制的，学校要求严格，读书风气很好。

大学里师资很好，教物理、化学课的许多教师都是美国深造过的，印象深的有张廷金、裘维裕、胡敦复等老师。

张廷金是我国无线电学先驱，在中国电信界享有盛誉，他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很多知识就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刚有的，从火花电机开始到电子管、真空管，当时就与国际接轨了。

我们那时有种说法是“通讯救国”，我学的是电讯门，出路很好。毕业时，学校介绍西部军队需要电讯技术人员，大部分人不愿去西北。但是，当时提倡开发大西北，我就想去看看。张钟俊教授推荐我去军队，说好最多呆两年。

我一点不懂政治，也不知道怕胡宗南。

当时，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黄浦军校一期学生，是他学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胡宗南号称“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个旅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师。

他为什么要交大人？

他的师部在甘肃天水，最初部队之间通讯用骑兵连，师、团相距几十里、几百里，那么大的地域，联系很不方便。

我去之前他的部队也有无线电台，一点点，是交大学生陈一伯帮助搞的。陈比我高二、三届，当时已经离开部队了。所以，胡宗南直接点名要交大人。

我去后把电台建得比较全了，无线电台网从团部到师部到军部都有。我的器材都在上海的福开森大厦买的。离交大不远的福开森大厦下面有一个三极电力公司，那是我的大学老师张廷金开办的，是我们国内早期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3家公司之一，它的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

我常到那里买器材，还曾专门去香港买过。

部队里，人们对通讯这新鲜东西感到很奇怪，这也不用到前线，一呼叫情报就传过来了。我作为懂技术的人，很受尊重，月工资130元，一般人只有十几元。

我刚去胡宗南部队时他还是师长，第二年他就升军长了，之后升十七军团军团长，差不多一二年就升迁一次，他的仕途很顺。

这期间，部队电台也不断扩大。

红军长征，胡的部队去阻截，毛儿盖、雪山跟着打，我当时在甘肃培训电报人员。1936年“双十二事变”解决那会儿，我两年服务期满，连假也没请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胡宗南部队开到上海与日军作战，仓促上阵，两度参战，两度失利，损失很大。

蒋介石怕他被打垮，让他回西北。回西北后，胡宗南开始整顿部队。这期间，他总感到通讯发展不起来，就来找我，一定要我回去，说是要抗战、要发展，要我去培养无线电人员，我于是就回去了。

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我是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我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

译电室是机要重地，规定只有胡宗南和参谋长可以进，而我是例外，我经常可以进到译电室去，甚至有时还把译电拿来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译出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胡部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都能看到。

译电室密码本一箱一箱的，一个人一本密码，有通用的，有专用的；译电员行军，一个人一个包，有专人保护。

我与译电室的人很熟，他们打牌输赢很大。我就住在译电室隔壁，当时胡宗南、参谋长等人也住在这个院落内。胡宗南知道，我不问政治，所以他也愿意与我聊天。我看到胡宗南军队内部的走私、腐败、赌博等黑暗面，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

1938年底，我妹妹黄葳（原名戴中扆）来我这里。她读书时就入党了，后来与于光远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清华内迁长沙，接下来要迁去昆明，她不愿跟随，想去延安。途径西安就住到我这儿了。和妹妹交谈几天，我表示想要离开这里，要入党，要到延安去。

黄葳到延安后汇报了我的情况，中央通知八路军办事处，让我不要离开，说，我们要打进去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我立刻明白了，从外面就算打进去也没有我这样好的条件。至于入党，上级认为我这样的处境非常危险，通知我暂时不要入，但一定要坚持留在这个位置上。

我搞情报，不用偷，东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一些情报到我这儿核实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线在收集情报，我的工作很简单。

我不写任何东西，不得不写的必须烧掉。

关键是听指示，不能妄动。当时中央派了一个人到西安，开书店，这个人在西安很吃得开。他派了一个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义上是我老乡，说是流浪到西安的，实际上是徐州人。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这个是保卫了延安，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

很多人都来找过我，想找点精彩的故事，结果没几天就走了。我说如果真的有你们想要的险象环生的故事，我哪里会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还能在胡宗南那里呆那么多年、那么多时间？惊险动作多了，还不早暴露了？胡宗南也不会保我了。

电台案入狱

我被捕问题不出在我这儿，出在北平。

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跟踪侦测到信号，电台人员当场被抓，牵连出很多地下工作者。

很快，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等地，整个北方系统的中共情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西安方面，与我联系的书店老板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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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反内战被捕同学留影

机要处主任王微是胡宗南的亲属，平时我跟他关系很好。当时，我在延安，王微打电话问我，王金平被抓，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

一小时后，王微又来电说，是南京国防三处（情报处）直接来抓的。我当时想：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抗战时就曾被捕过，很有气节；王金平，大家都称赞他是最老实的；我相信他们两个。所以，我决定不动，静看发展。

没几天，胡宗南派了架小飞机要我回西安。我以为一下飞机就会被抓起来，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下飞机直接送我回家，我还是不动。

天黑后，胡召见我，也不讲抓人的事，只问前线情况。最后，看看谈话就要结束，他也还没说这事。因此，我反而问胡先生你找我干什么？他嘿嘿笑笑，说，你到参谋长那里去。去到参谋长家，参谋长告诉我，南京要人，我和胡宗南不同意，但现在南京仍要人，面子上过不去。这样，我就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让他们调查。胡宗南的太太还来看守所看望过我。

实际上，那时南京方面早就搜查过我的住所，但是我没留下任何痕迹，什么都没有，查不出什么，只是延安的妹妹来过。

胡宗南不相信我有问题，他认为我这人不问政治，正常与延安的妹妹来往正说明这一点。当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个处长找我谈话，说，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妹妹在延安，我们也知道你与她来往多次，我都坦然承认。

妹妹两次到西安，两次去延安，都住在我这儿。

她从延安来西安生孩子，第一次大着肚子活动就已被特务盯上了。妹妹问我怎么办？我叫她赶快住院生孩子，我还天天去看她。这是个教会医院，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护士说，外面有人要抓她，但院长不同意。院长说，没出医院我要管，出了医院我不管。

特务守在医院门口。妹妹让我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夜里派车冲出去。我去了办事处，办事处说，朱德和周恩来要回延安，办事处要派8部车送，你妹妹可夹在中间，我当时就放心了。因为胡宗南是周的学生，车队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问此事，我也承认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

军统拿不出我通共的证据，但也不放人。

年底，电台案在案的十七八个人被转押到南京军统看守所，各地的都转过来，我也在列。

我是少将军衔，被关押在南京羊皮巷监狱，有军人身份的关在这里，没军人身份的关在老虎桥。书店老板在西安监狱时和我关在一起，到南京后就分开了。后来他是去了台湾，但据说他没有直接把我供出去。我的活动他没讲，我也感觉到是这样，因为公判时审方提戴中溶与共产党有交往，仅仅是指我有个妹妹在延安的事，没其他事实。

入狱后，因为我是军人，胡宗南又是知情人，所以没受过刑。胡总是不相信这事，不想南京方面把事搞大，要不然我被枪毙也不稀奇。

我被解到南京后，胡宗南也不敢多管了。副官被抓，军统又讲我已经承认好几年前就是共产党，据说，胡因此被蒋介石骂了一顿。

北京被抓的人中有一个人是冯玉祥部队里的传教士，冯玉祥得知这个消息，就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蒋政府腐败、独裁，把他的传教士也抓起来了。

中外报纸一登，蒋介石只能专门成立特种刑庭，对此案进行公审。结果有公开枪毙的，有无期徒刑的，我是最轻的，被判10年徒刑。

我们这个案子总共牺牲了5位同志，1948年10月19日在雨花台枪毙的。

他们为什么会被枪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东西留下，或者电台，或者字。他们没掌握我任何证据，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给我判了刑。

10个人的监狱

后来，解放战争南京吃紧，监狱要搬到杭州去。几千名犯人，很多是政治犯，每天早饭前枪决一批，每天早饭没开，就打开门叫号，拉出去枪毙。第二天也是这样，后来下午都枪毙人了。之后，余下的人被迁到杭州。最危险是在杭州，当国民政府又逃到广州去时，杭州又吃紧了，杭州监狱又与南京一样，政治犯一批一批被枪毙，到后来判无期的都被杀了。

大家心里没底，我心知我这10年徒刑也是假的、装样子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那感觉真是天天等死。最后，监狱里只剩了10个人，都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军人。

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打报告问怎么处置？报告打到广州，让解到上饶集中营。

由于路上太乱，回函传到南京去了，南京一查人押在杭州，再往杭州转函转押就晚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天天就是在等死。

这么大的一个老监狱，都空了，只留9个看守10个政治犯。大家认为要10个人一起死了。

1949年5月1日早晨，早饭送来后，门都没锁。吃了饭，也没人来收碗。我们感到奇怪，10个人一起出去看看，整个监狱什么人都没有！再一起到大门，看到了部队！怎么搞的？昨天夜里听到几声枪响，但没有打仗。我们看看是解放军，就想找部队保护我们，但野战军要继续追击不能停留。

我们商量下来还是不动，等进驻部队。

到了晚上，进驻部队正愁没住的地方，听市民说这里空着，很高兴就来驻扎，因为杭州监狱很大，可以住2000人。

第二天，地下党还没来。第三天，地下党来了。

我们说，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怎么不来保护我们！他们说，忙得不得了，但我们知道部队在这里，你们绝对安全。

我们出来找老百姓房子住下，每天有人送饭来，又过了几天。

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杭州市军管会成立，军管会成员名单中有文教部长顾德欢。

名单一公布，我一看，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啊。我知道这个名字很少重名，但又怕不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他就派警卫员来接我到他那里。嘉定解放后，我要回家，他写了路条，给了我三元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