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评《切尔诺贝利》：一场“自我欺骗”的巨大悲剧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那天——1986年4月26日，恰好是我八岁的生日，所以切尔诺贝利在我的大脑皮层，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关于《切尔诺贝利》这部剧，我更想从哲学角度提出一个关键词，即「自我欺骗」。

粗糙地解释「自我欺骗」，就是指一个人其实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某件事情的，但是同时又要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欺骗自己。

《切尔诺贝利》这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情节，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表现，比如那位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副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

当爆炸发生时，尽管已经看到满地散落的石墨材料（石墨具有良好的中子减速性能，最早作为减速剂用于核反应堆，整座工厂里只有核电站运作最核心的部分，即核反应堆堆芯周围才有石墨材料），测量仪器已经爆表，厂内人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皮肤溃烂和流血、咳呕，种种迹象都已经强烈表明，是核反应堆爆炸了，但迪亚特洛夫仍然坚持「不可能是堆芯发生爆炸」。

甚至声称是汇报的下属出现幻觉了，并用威胁的口吻强制其他厂内人员按照他的判断执行，不准随意对外泄露“不可能”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多多少少已经具备「自我欺骗」的主要特征了。

这个情节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作为一个核电工厂的副总工程师，他虽然也是一名官员，但他至少是受过一定专业训练，并且非常清楚发生的情况的，面对这样一场显而易见的事故，他竟然会采用自我欺骗对自己进行麻痹，这到底是为什么？

自我欺骗是一种区别于「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与「完全被骗」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最神秘的居间状态，比如《切尔诺贝利》里的迪亚特洛夫，明明眼前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一种推理结果，他却仍然要逼迫自己相信反面结论，两种信念在脑海中打架，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

我们知道，在讲逻辑的时候有一个基本规律，叫做「排中律」。就是指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命题和它的否定性命题，不能同时为假，必有一个是真。但是，自我欺骗就容易让人陷入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中。

要分析迪亚特洛夫行为的成因，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案。第一种方案：产生自我欺骗，可能是由于在思维过程中某个时间序列上，突然因为某种因素，从开始相信的结论，游移到相信该结论的反面，在两种矛盾结论中来回游移。

以副总工程师的反应为例，当下属向他报告情况，总工程师当下第一反应可能是相信了，但是下一秒他又认为不对，因为他想到没有任何一份设计材料上表示堆芯可能会发生爆炸，一旦出事至多也是熔化，于是他马上把前面一个想法给否定了。当后续看到石墨材料等等新证据，他的想法又发生了游移。

第二种解释方案就认为，实际上一个人是分成多个小的自我的。比如剧里这位工程师，他同时具有一个科学家的自我，但也是整个官僚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一个官员身份的自我，这是两套不同的逻辑。作为一位科学研究者，他应该根据科学证据给出一个合理推测；但作为官僚体系的一员，他考虑的可能是如何担责，如何向上交代。这是两套不同的行事逻辑。

于是，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现状的评估，在迪亚特洛夫脑海中可能形成两套评估方案，作为科学家的自我评估结果相当糟糕，但作为官僚体系成员的一部分，那个小的自我，则会相信结果还没有那么糟糕。这两个自我就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持有了两种矛盾的信念。

第三种解释方案，你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那就是一种来自马基雅维利主义思维的一种解释。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一个人说出来的话，未必要与自己相信的理念或事实相符合，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撒谎也是可以的，这也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个大框架。

你可能会指出，撒谎和自我欺骗不是一回事。但请注意，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对于自我欺骗的解释，一个人要欺骗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欺骗自己，让自己完全或者一定程度上相信。

按照这样一种对自我欺骗的解释，自我欺骗本质上变成了一种「表演艺术」。不同于艺术表演中为了美的目的，切尔诺贝利那位副总工程师的这番表演，他的目的更明显是为了一些功利性目的，他长期受制在苏联那套官僚和管理体系之下，他更恐惧承认事故结果，将影响他在整个社会里生态位的安全。从这个角度上看，切尔诺贝利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特点，具有一定普遍性。

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使用这种自欺欺人的状态，或许是为了得到其他社会团体成员的肯定，或许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许是为了保证自己心理的一种稳定性，强迫自己接受一个并不那么相信的观点或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不至于破坏掉你的整个信仰体系，自我欺骗甚至一定有限范围内，是保持我们人类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

非常不幸的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太过庞大，这种自我欺骗的倾向所可能暴露的负面后果，就会被几何级数地扩大。这也是我们对这件事故的肇事者，感到无法原谅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让自我欺骗现象所导致的负面结果，可以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这就是我一直反复强调的，一定要牵涉到制衡的思想，均势和平衡是让辩论得以健康进行的一个基本的社会条件。具体而言，由于每个人的思维定见不一样，每个人的背景信息不一样，每个人产生自我欺骗的具体方式也可能不一样，所以要让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力量的人在一个公开场合公开讨论，这时候才可能让一些明显的自我欺骗慢慢消融。

比如，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之所以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也是来自于第三方的力量。

当核辐射物质远飘到瑞典以后，瑞典引发了警报，因此瑞典的外交部门向莫斯科提出了严正警告，随后各国（尤其欧洲）外交部门都向莫斯科提出警告，戈尔巴乔夫颜面大失，他才意识到这件事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再做「自我欺骗」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这就意味着瑞典这些国家政府，其他独立的科研机构、独立的科学家对这件事的揭露，实际上是促使一小部分当时苏联掌权者能够清醒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这种外来制衡力量，灾难很可能还会继续拖延，更多的人会因此失去宝贵的生命。

所以，一个公平的、科学的论证，前提就是能允许不同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而且意见方本身都应有各自独立的财政来源、经济来源和政治权威，这样才能构成真正的相互制衡。

作者：徐英瑾
编辑：陈瑜

来源：微信公众号“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