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不能忽视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是6月8日。

从有人类活动的远古开始，人类就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迹。当它们成为考古的文化层，每一个断面都是一段历史和创造的过程，而彼此之间则是历史的传续。

人类从制造工具和装饰自身开始的文化创造，所有的一切留存给我们的是必须珍视的文化遗产——它们有着难以数计的存量，有着不同的品类和材质，有着不同的工艺和设计；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从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尤以文明古国居多。尽管它们如今可能还深埋于地下，可能是断壁残垣，可能是锈迹斑斑，可能是日晒雨淋，可能是灰头土脸，但是，它们都有其各自的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我们必须珍视，必须厚待。

遍布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博物馆，可谓承载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方式，为人们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伟大创造。而怎样让这些文化遗产超于以前的尊重和保护发挥出更大的功能，如何让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服务于今天的社会发展，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博物馆思考。

可移动文化遗产表现出相互依存的文化关联，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赋予文化旅游独特的魅力

文化遗产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部分。

可移动的文物都是传世的一些文化遗产，代代相传，成为我们今天能够在博物馆中见到的那些珍藏以及私人家中的珍爱。这些属于馆藏文物的可移动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中，不管其体量大小、时代远近，都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厚待。它们有的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厅之中，有的深藏于博物馆的库房内，有的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有的是亟待修复的内容。这些在博物馆中的文化遗产，利用自身的特性叙述着自己各自不同的身世，有的成为一段历史中的节点，有的是一段历史中的过程，有的则作为见证而说明历史关系和艺术源流——凡此种种，它们对于这个世界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在不同博物馆之间，文化遗产因为相同的时代和类型、相同的品种和材质，又串联起了博物馆之间的学术关系。同样，它们各自的存在可以互为补充、互为阐发，表现出了相互依存的文化关联。

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散存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是古代文明中的杰出的创造，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各个国家所重视的国家文化财富。

因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体量，以及建造方式，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得它们只能在原地保存。如中国的敦煌、云冈石窟、克孜尔石窟等，还有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不可移动文物如今大致于所在的区域都有受到保护的范围，而在当地都是名声显赫的旅游胜地，而像马丘比丘那样的国际旅游胜地则是驴友的必须打卡地，他们行走在当年印加人所走的古道上，又好像中国的茶马古道，连接着的是与之关联的人文历史。如此就有了一个特别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在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关系，既关系到保护，又关系到利用。

毫无疑问，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对于国家和城市的重要性是难以比拟的。所以，当国外游客到中国，“不到长城非好汉”则成了一个最基本的观光和见证项目，如同在埃及膜拜金字塔一样。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因为历史久远而透露出了许多可知与不可知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们的存在，就是历史的见证。因此，每个人不管其身世背景和学识高低，它们面对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可游、可观、可思、可想、可研、可学，都会有各自的不同收获，而这正是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

历史的遗憾，正表现在文化遗产从“不可移动”变成“可移动”之中

虽然，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在整体上具有搬不动、搬不走的特性，但是，其“不可移动”也具有相对性，这是因为人类有战争和破坏，有地震等自然灾害，使得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可能会变成遭战争和破坏的遗迹。当它们经过罹难而被人们再次发现的时候，它们中的体量不是很大的残存部分就有可能成为可移动文物，被搬进博物馆，或被人们收藏。所以，原本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今天也陈列在博物馆之中，而因为这个移动，原本不可移动的属性却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移动，也失去了与原来不可移动的区域以及原貌之间的文化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包括陈列有像埃及神庙中那么巨大的建筑构件与雕塑，以及像中国非常难以想象的巨型壁画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国家博物馆中。而现在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中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原在陕西礼泉县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的两侧。还有现今分别藏在美国多家博物馆中的河北响堂山石窟中的佛教造像，正是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遭受到大规模盗窃和破坏的见证。这些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在经过破坏和盗取之后，变成了可移动的文物而离开了它们原来的所在地，离开了它们的家乡，飘洋过海，身首异地，每一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身世，这就是不可移动文物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种种问题。

毫无疑问，不可移动文物所受到的破坏，包括像建筑、石窟、神庙、墓葬、摩崖石刻等等，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能够看到它们被移动到了展厅，其中有许多的可知与不可知。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展厅之中唐代雕塑的代表“昭陵六骏”之二的“飒露紫”“拳毛騧”的周围，还有一批不同时期的原本属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中国古代壁画和陵墓雕刻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曾经有过的历史和灾难。显然，这种文化的灾难不仅发生在曾经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此经历。曾经的被殖民，曾经的被侵略，都会带来文物的被掠夺，都有可能使国家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变成侵略者或殖民者国内博物馆中的可移动文物。而这样一种由不可移动变为可移动的历史，在今天又可能成为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的特别立项，有可能被还原成历史的当初。曾有展览就史无前例地将流散各地的原本属于响堂山石窟的精美石刻聚集在一处，并通过数码技术而还原成不可移动的原状。

然而，历史的遗憾正表现在这一“不可移动”变成了“可移动”之中。

不管是运用何种方式使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变成了博物馆中的可移动文物，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中的巨大伤害和损失。因为在盗取过程中的伤害和损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像石窟雕塑这样的文化遗产，有些是连在山体上，盗取往往是只能取首而弃身，而与之关联的凿或者砸，都难以保全。如“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当初就是打碎成大小不同的碎块而装箱运到西安，后被转运到了北京，大约在1916年至1917年间被偷运至美国。在中国的龙门石窟中，宾阳中洞内东壁上北魏年间的浮雕《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藏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其中当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普爱伦就主导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偷盗。这些原本是不可以动的文化遗产被不择手段地“移动”，使得今天的宾阳洞只能看到那个区域内的空白和与之关联的盗取。而石窟壁画往往依附于山体，其泥质的墙面本来就十分脆弱，因此，截取只能是分割，或者是取其局部。新疆克孜尔石窟今天残存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当年盗取者的手段。如今在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文化遗产保存地，都可以看到伤痕累累与相关的劣迹斑斑。不可移动文物受到的破坏，正成为我们今天反省人类文明发展中若干问题的必须。

文化遗产的社会功用，今天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成为可移动的文物，进入到博物馆之中，展览的陈列虽然割裂了它与原产地的关系，减少了它的文化内涵，但依然能够看到它与不可移动所在地的关联，更让人感叹这些文物的身世不同寻常。如果博物馆在展览陈列中能够揭示这样一种关系，那么，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负责。遗憾的是，并不是每家博物馆都能如此。在博物馆中丧失作为展品的文物与始初状况的关系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也有多方面，有些是因为博物馆专业水平的不到位，而有些则是因为来源的不可告人，有意避之。如此，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复杂。

当我们今天满怀着对于先人的尊敬，对于先人文化创造的敬仰，以崇古、探古和发现的心情去寻访文化遗产，在玛雅、印加，在古埃及、古希腊，或者是吴哥的丛林、缅甸的塔林等，抑或就近在自己所在的区域附近，都可以看到那些断壁残垣，看到那些不可移动的地基或者是石柱，如此等等，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所留给我们的。因此，当文化遗产今天成为我们的珍视，成为我们的骄傲，成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它们能够保存至今，哪怕是一砖一石都是非常的不易。毫无疑问，即使是那些断壁残垣，即使像吴哥石窟那样破败的景象，但它们今天依然是我们需要去精心保护的。可是，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在今天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是因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一是因为商业的利用和开发。而其中商业利用和开发的问题在眼前更为严重。当我们今天在马丘比丘遗址看到那基本上不见人工保护和利用痕迹的状态，情不自禁会联想到对于有些文化遗产的利用，比如它们周边的商贩与吆喝等等，不仅仅是改变了它的原貌，更重要的是伤及了它的文化内涵。保护和利用是一对矛盾体，可以看出态度和水平，精神与品格。保护不仅是加个护栏那么简单，也不是使其出新那么容易。保护既要维持现状不让它继续受到破坏，又要在维护中保持它的基本面貌而不改变它的本质。利用的限度应该以保护为基本的前提。保护不仅是保护本体，还有关联；不仅有内在，还有外观。马丘比丘遗址面对悬崖之下的万丈深渊，没有任何护栏的警示，也没有任何文字的告示，所以，身处其中的徜徉能够连接到它的当年。然而，这是以每一位到访者对它的尊重为前提。所以，对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责任不仅在所属地的主管，还关系到每一位造访者。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可能受到天灾人祸。而天灾人祸对于文化遗产的摧残是无情的，阿富汗因为战争而使那世界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受到了破坏。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米扬大佛，虽然深藏在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的巴米扬石窟中，可是，却难逃2001年3月12日塔利班的劫难，而使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定格在这悲惨的一天。这种破坏在今天的不可避免，还有2015年4月25日14时11分发生在尼泊尔（北纬28.2度，东经84.7度）的8.1级地震，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覆钵体半圆形佛塔的博大哈佛塔顶部开裂，周围小佛塔部分坍塌。而同为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为世界建筑史的“露天的博物馆”的帕坦杜巴广场上的一座神庙坍塌，其他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些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受到的破坏令世人震惊和惋惜。

可是，今天好像随时也都可以获得关于文化遗产的好消息。当吴哥石窟消失在原始的丛林中而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的喜悦，人们的惊奇，人们用那久违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历史遗存。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文化遗产待发现，还有多少考古工地在发掘，文化遗产的与日俱增正是基于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与深厚积淀。虽然文化遗产的存量难以估计，可是，人们并不能因此悠游于期待之中，也不能因此而忽视现存的状况。

可以说，文化遗产正成为这个地球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博物馆成为文化遗产的栖息地，或者是庇护所，正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贡献。我们可以设想，今天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博物馆的话，那么，文化遗产的状况实在堪忧，有许多难以想象。因为这些文物即使在收藏家的手中，也能得到保护和善待，可是，却不能与公众分享，只是某一位私人藏家的自己的收藏，仅此而已。因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用，今天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博物馆的存在，重视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发挥，使得文化遗产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体面地生存，教育和启迪后人，让他们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荣光。

作者：陈履生，艺术评论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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