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露半边脸》试读
和珅为何讨不到嘉庆欢心
被打上“史上最贪大老虎”烙印的和珅,一生能大得乾隆之欢心, 位极人臣,享尽富贵,顺风顺水,可就是这样一位能臣为何却得不到嘉庆之欢心呢?历史上很多大臣都能做到历事数朝,和珅为何做不到?
皇子不能结交大臣,和珅根本没有机会亲近嘉庆
很多论者简单地提到,说嘉庆当亲王时即恨透了和珅,可是没有提 出任何依据,这恨从何来?
我们要从大清禁忌谈起。
古代帝制时期,为了皇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件比比皆是。 大清开国以来,宫廷内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夺嫡之争,想必人皆尽知, 由此还发展出朋党之争。王公大臣各自拥戴一个王子,公开争势,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之状,直接威胁皇权国本,在清朝初期和中期成为一大风景,皇帝为之头痛不已,康熙甚至不得不两废太子,常常被弄得心力交瘁。
为了防范诸皇子之间,特别是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历代皇帝都想了不少办法,但收效不大。
雍正元年(1723 年)八月,深受“矫诏篡位”流言困扰的雍正, 废弃了公开建储制,宣布实行秘密建储。雍正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共议秘密建储制,诸王大臣均无异议。雍正遂将密封的写有继位人姓名的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秘密立储就是让皇子们相信自己都有继位的可能。这虽然防范了太子之争,但皇位之争的隐患并未根除,既然大家都有可能,暗地里还是想搏一搏。
因此,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廷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 其与大臣结交。尚书房课读,便是其中之一,于平定三藩后形成制度。
“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养吉斋丛录》) 清代皇子虚岁满六岁便开始读书,早晨 5 点到下午 3 点,共 10 小时。一年只能休息五天,即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自己生日,此外连除夕都不能放假。清人赵翼在《檐曝杂记》中对此曾大发感慨:“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上书房课读既是清朝严格的皇子教育制度,同时事实上也是将皇子 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结交大臣。因此后人不难理解为何有的 皇子年已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到晚清同样如此,同治年间,诏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读书差不多形同一种处罚。
皇子读书是有师傅的,老师由皇帝指定朝中学养深厚的大臣担任, 他们与皇子们结成师生关系,朝夕相处,往往感情深厚。但是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
和珅是宠臣,也是能臣。他并非不想结交皇子,大清高官他也差不多挨个儿做了一遍,但由于他不是科举出身,连一个举人的名分都没有, 因此唯独没有当过皇子们的师傅。受制于清朝的禁忌,和珅没有机会结交皇子顒琰,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嘉庆。
嘉庆性格稳重,根本不吃和珅这一套
嘉庆本名爱新觉罗 · 顒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1760 年)生, 嘉庆元年(1796 年)正月初一于太和殿继位,时年 36 岁,在位 25 年。他是大清第七位,也是入关后第五位皇帝。
从史料来看,和珅聪明机敏、精明干练,既会笼络同僚,又会打击异己;既能与乾隆和诗、摹仿其书法、修持密宗,又能逗乾隆开心、顺乾隆心意。他不仅有才学,而且年轻、精力旺盛。他还是一个语言天才,精通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和珅办事能力也强,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时,31 岁的和珅奉命去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先从其身边管家下手,弄清楚事实真相,将李侍尧下狱查办,前后总共不过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其精明干练,当非徒有虚名。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六月十八日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事后, 英国特使是这样评论和珅的,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 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可见,乾隆亲信和珅、信赖和珅并非他一味顺帝之须,只会吹牛拍马,没有几下子怎么可能征服自大自满、自称“十全天子”的乾隆?
作为政治家的和珅,真正有机会和嘉庆打交道是到了乾隆退居太上皇的训政时期。嘉庆只是乾隆众多儿子中的一个,且排名靠后。但嘉庆之前的哥哥们不是夭折就是病死,只有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颙琰, 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心目中的继承人选。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颇有主见;颙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理应选择前者作为储君,但这只是后人的想法。自信的乾隆却选择了颙琰,其心理不外乎继任者能够保持他所开创的事业即可。事实上, 嘉庆也做到了,他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言听计从。朝鲜使者也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颙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而且即位后嘉庆爱按“实录”办事,没有令乾隆失望。
位高权重的和珅不可能不为自己的未来谋划久远,相信他在乾隆身边时无一刻不想探听储君的人选,但直到乾隆宣布的前一天,他才获知信息。可以想见乾隆对和珅也是有所保留的。和珅未尝不知,连自己的儿媳、深受乾隆偏爱的固伦和孝公主都意识到了,据昭梿《啸亭续录》中记载:“公主尝对丰绅殷德言:‘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
乾隆六十年(1795 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册封颙琰为皇太子,和珅如获至宝,于初二日即向嘉庆递上一只如意,这明显是想讨好嘉庆,在新君面前留下一下好印象。
然而,嘉庆并没有因此看好他,相反,在查处和珅时,嘉庆将之作为二十大罪的首款,称其“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说和珅漏泄机密,是恰如其分的;说他“居然以拥戴为功”则有些苛责。和珅有没有这个意思,当然有,但人家也是出于一片好意。或许在嘉庆看来,这个消息来得太迟了点。当然,这不是主要因素。
关键在于,性格沉稳的嘉庆根本不吃和珅这一套。当了 36 年皇子的嘉庆深知,别说乾隆只是宣布太子之位,就是真正传位之后,仍然可能将其皇位废掉。他唯有谨守周公的教训:“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 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对和珅这种小聪明,嘉庆只有反感。
我们看嘉庆亲政后所重用的大臣就知道,王杰、朱珪、刘墉、董诰等都是德行很好的官员。
嘉庆与和珅是两类人,不存在相互吸引,相反,只有畏惧,像畏惧父皇乾隆一样
对于嘉庆这个皇帝,史家历来评价不高。如阎崇年称其为平庸天子, 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的品格。这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嘉庆。试问,清朝哪个皇帝有革新精神? 试问,嘉庆处理和珅,有哪个皇帝比得上他?没有政治胆略,没有理政才能,能够将和珅案处理得水波不惊?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制造舆论, 干脆果断,颇为讲求策略。当朝臣力主穷追余党时,嘉庆却反而及时收手,对那些由和珅保举升官或行贿官员,概不追究: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一句话迅速稳定大局。那么精彩,那么漂亮,怎么称他平庸呢?
和珅讨不到嘉庆的欢喜,最根本原因是二者不是一类人。众所周 知,和珅是私德很差的权臣能臣,而嘉庆被称为是私德最好的皇帝。他的勤政、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他的节俭、宽厚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治政理念务实:“虽有良好美意具于方册,而不得奉行之人,则治功不奏;虽得奉行之人,而不励勤敏之志,则庶事无成。”
嘉庆是个懂事的皇帝,“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也懂得民生疾苦、吏治之蔽。他即位初,在嘉庆五年(1800 年)写的《邪教说》中指出,民众叛乱的根本刺激原因是对经济的不满,追随白莲教叛乱,从本质上讲不是反叛行为。试问历代皇帝有几人有这胸怀,有这眼光?
嘉庆亲政以后,开始“咸与维新”,但他不喜欢这个说法。嘉庆四年(1799 年)元旦,国子监祭酒、蒙古旗人法式善,向嘉庆上表称贺,为“新政维新”欢呼,嘉庆反对这一表述,认为他只是继续皇父的善政而已,法式善因冒失被革职。但事实上,嘉庆做出了很多大胆的改革。 如广开言路,恢复了京控制度。这在顺康雍乾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几位所谓盛世帝王以充分的自信指出,天下兴亡,不在宰相,不在臣下,而在皇帝一人而已。他们反对书生议政,指斥臣下建言,甚至反对朝有“名臣”。宰执大臣只要忠实执行皇帝决策即可。导致宰执只好侵地方督抚之权,督抚侵下官之权,整个政治生态委顿,毫无生气。嘉庆还首次将军机处置于御史的监督之下,并建立回避制,恢复了“九卿” 议事制,从制度上制约军机处的权力。还创立了一种新的机构——发审局,隶属于按察司的审判机构。改变内务府终身任职制,变内务府官员为通常三年一任制,又限制征缴议罪银。
这些举措在大清入关以来都属于“新政”,嘉庆十年(1805 年)九月嘉庆东巡,发出“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的声音,据此被认为是“守成”之君,甚至还被人归结为荒唐的“接班人心态”。却不知, 名为守成,实则是巩固自己的新政。
而这些新政,很大程度是针对和珅而来的。和珅在时,言路不通倒不能算在其名下,但很多重大政事都不能上通下达,被其一手遮天。军机处、内务府、议罪银都是和珅牢牢把控的机务,别人插手不得。洪亮吉直言:大清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乾隆在晚年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政治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和珅自然负有重大责任。然而,要想改变这一切,亦非嘉庆所能办到的。
还有一种谬论,说乾隆明知和珅腐败,却故意养着他,好让儿子嘉庆处置他,一来立威,二来吃饱。乾隆有这么荒唐吗?他难道不知道和珅钱再多,也不过国库一二年的收支,吃完以后呢?他难道不懂得放纵他腐败,影响有多可怕?严重点说破坏政治生态,损害民心;往轻里说, 也容易误国误民。
其实,和珅能赢得乾隆欢心,完全出于报恩心理;乾隆信赖和珅, 完全是出于盲目自信。和珅固然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他试图讨得嘉庆欢心,讨好不成,才设计限制并监视嘉庆。嘉庆对和珅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他做亲王时,无疑听闻过和珅的所作所为;在乾隆训政时才直接接触了和珅。他对和珅只是本能地抱有一种畏惧。
《秦鬟楼谈录》中记载,当时和珅出入宫中时,伺乾隆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三年训政期间,嘉庆感同身受。“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曰上震怒某阿哥,当杖几十。’”这还只是一些细节小事。这样一个人,嘉庆不可能亲近他,相反,有的只有畏惧,像畏惧他的父皇乾隆一样畏惧和珅。
和珅被下狱后,嘉庆问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传说和珅有异志,有谋反之心,这是不可能的,和珅绝对是个忠臣,他对乾隆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嘉庆能够接纳他,相信他对嘉庆也会一样忠心耿耿。这是和珅的性格和经历所决定了的,事实也是如此。但从这一问中,也不难发现,嘉庆其实并不了解和珅。吴熊光回答说:和珅这个人,无论满人、汉人,几乎没有人归附他。
可见,和珅心里眼里只有乾隆,他没有刻意结党,无论是奔走其门者还是受其压制者,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至于权,他相信只有乾隆能够给他,也只有乾隆能够废他。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得了好处者还是受其迫害者,都从心里不归附他。和珅死后,嘉庆一言吐露心结:“和珅罪之大者,盖由事权过重。”事权过重,天子畏惧;钱财太多,臣民愤怒。这就是一代权臣和珅的悲剧。
通观史册,和珅的遭遇不是异数,是大多权臣之所以身死家灭的共同规律。
作者:刘绪义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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