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窗门讲沪语

2019-06-18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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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寝室里的聊天是方言杂烩的盛宴,我记得当年最开胃的一道小菜是讨论那种冬日街头随处可见、瞥一眼就心生暖意的小吃。“我最爱吃烤地瓜了,”山东同学喜滋滋地说。“哦,我们那里叫煨番薯,”广东妹在终于弄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以后,恍然大悟。我也跟着笑,用上海话告诉她们,从小,我只知道把这甜甜软软的玩意唤作“烘山芋”。

烤地瓜,煨番薯,烘山芋,九个字里没有一个重复,构词形式却高度一致;偶尔交汇,仿佛看见思维在穿透了语音的屏障之后相逢一笑、默契于心。

不过,细想下去,方言的独特性还是会执拗地浮出水面。就说这学名“甘薯”的“山芋”吧,上海人在前头轻轻巧巧加了个“洋”字,就直接拿来称呼另一种植物(马铃薯)。同样的物件,到了北方就完全从其生长的特点出发,干干脆脆地叫它“土豆”。从“洋山芋”的意义分析,显然上海人吃到马铃薯要远比接触甘薯更晚,所以相对于同样来自异域(查资料,原产地是南美)的后者来说,前者就更具有舶来品的意味。我猜想,但凡上海人当初跟广东人一样叫“番薯”,那么,后来引进马铃薯时也会义无反顾地称之为“洋番薯”。至于“洋”和“番”到底是不是语意重叠,搁在一起是否显得冗余,是否还存在更精简的命名方式,那绝对不成问题——上海话历来有这样的宽容度。不信,你想想,时至今日,阿拉上海人不是还把“洋番茄”叫得很顺吗?

上海话“叠罗汉”的杂耍功夫俯仰可见。沪语常以“头”为名词后缀,若译成普通话,有一部分是可以用“子”来代替的,比如“篮子”之于“篮头”、“盒子”之于“盒头”(这两种说法在沪语中并存);但也有很多,是别处(至少是吴语区之外)鲜见的用法,比如纸头、布头,更有甚者,小时候喝猪肺汤,听外婆一声声叫什么“肺头”,纳闷了很久。你如果硬逼着上海人讲“一张纸”而不是“一张纸头”,肯定会活活把他别扭死。

如果说上述前后缀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下面两个例子是直观到了极点的。昔日上海人家多用铅制的水桶,渐渐的几乎所有的桶都给叫成了“铅桶”。“一桶水”是没问题的,但“一只桶”似乎就没有“一只铅桶”叫得顺溜。时移世变,塑料桶大行其道,但时不时地,你还是可以听到满耳的“塑料铅桶”,说得恳切、听得自然,反正大家都晓得在说什么。以此类推,如果你习惯了“塑料铅桶”,那么,对于类似“洗(沪语念‘打’音)脚面盆”和“洗浴面盆”,也就可以见怪不怪了。同理,如果有个上海人嚷嚷着要“开窗门”,你大可不必令门户洞开——须知,这个“门”字跟在“窗”后面,功能与“铅桶”的“铅”字相当,只能让音节更铿锵,并没有表意的用处。

还有个更戏剧化的例子:初来上海者,大抵不晓得本地人在讲“吃茶”的时候,杯子里可能飘着几片茶叶,也可能只是清清爽爽的白开水。这里的“吃茶”,常常只是饮水的代称。问题是,如果在某些语境中需要强调是真的要泡一杯茶喝,该怎么办呢?这可难不倒上海人,他们会随口说——“来,阿拉吃杯茶叶茶。”

母语这东西,早就融在血液里循环不息,不必经过大脑,自然天天从舌头里蹦出来。但细想来,上海话的拉杂、絮叨、叠床架屋,纵然上升不成严谨的语法规律,却自有它缓和语势、增添情趣的家常妙用。仅举一例:两个人吵架,一方大吼一声“滚”,那一定是出离愤怒了;加一个字成“滚蛋”,则情绪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加三个字“滚侬格蛋”(滚你的蛋),骂人的那位脸上没准窥得见一丝笑影;地道的上海话还有一句最绝的:“滚侬格五香茶叶蛋”,脆生生地喊出来,当真是色香味俱全的调笑乃至娇嗔了。


(本文刊2005年12月26日报 · 笔会)


作者:黄昱宁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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