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母亲心疼 | 刘庆邦

父亲去世那年我九岁，正读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以后在外边别跟人家闹气，人家要是欺负了你，你爹不在了，我一个妇女家，可没法儿替你出气。要是母亲随口那么一说，我或许听了就过去了，并不放在心上。那天母亲特意对我叮嘱这番话时，口气是悲伤的，眼里还闪着泪光。这样就让人觉得事情有些严肃，我一听就记住了。

从那时起，带刺的树枝我不摸，有毒的马蜂我不惹。热闹场合，人家上前，我靠后。见人打架，我更是躲得远远的。以前放学后，我喜欢和同学们到铺满麦苗的地里去摔跤，常摔得昏天黑地，扣子掉了，裤子也撕叉了。听了母亲的话，我不再去摔跤，放了学就往家里跑。有时同学拉我去摔跤，我很想去，但我没去，我忍住了。

我这样小心，还是被人打了。打我的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远门子的叔叔。那年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每天早上和中午要往返好几里路到镇上的小学去上学。那个同学在上学的路上打了我。我至今都想不起他打我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招他，没惹他，他凭什么要打我呢？后来我想到，他比我大两三岁，辈分又比我长，学习成绩却比我差得多。我是班里少先队的中队长，他在班里什么干部都不是。他心里不平衡，就把气撒到了我身上。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打不过他，就骂他。我越是骂他，他打我打得越厉害。他把我按倒在地，用鞋底抽我的背，以致把我的后背抽得火辣辣的疼。

我在第一时间想到母亲对我的叮嘱，这事若是让母亲知道了，不知母亲有多心疼呢！我打定主意，要把挨打的事隐瞒下来。到了学校，我做得像没受任何委屈一样，老师进课堂上课时，我照样喊着口令，让同学们起立和坐下，照常听课和写作业，没把无端挨打的事报告给老师。晚上回到家，我觉得后背比刚挨过打时还要疼。我看不见自己的后背，估计后背是紫红的，说不定有的地方还渗了血。我从小长到十几岁，母亲从来没舍得打过我一下。母亲要是看见我被别人打成这样，除了心疼，还有可能拉上我去找人家说理，那样的话，事情就闹大了。算了，所有的疼痛还是我一个人受吧。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的后背，晚上睡觉时，直到吹灭了油灯，我才把汗褂子脱下来。第二天早上，天还不亮，我就把汗褂子穿上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几十年过去了，直到母亲去世，我始终没把那次挨打的事对母亲说出来。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我却没能瞒过母亲。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外村的同学，拿起一块羊头大的砂礓，一下子砸在我头上。我意识到被砸，刚要追过去和他算账，那小子已经像兔子一样蹿远了。我觉得头顶有些热，取下帽子一摸，手上沾了血。坏了，我的头被砸破了，帽子没破，头破了。我赶紧蹲下身子，抓了一把干黄土，捂在伤口上。砸我的同学跟我不是一个班，我在五年级二班，他在五年级一班，他跟我的堂哥是一个班。他砸我的原因我知道，因为我堂哥揍过他，他打听到我是堂弟，就把对堂哥的报复转嫁到我头上。背后砸黑砖，这小子太不像话！可是，我受伤流血的事万不敢让母亲知道。还是那句话，我宁可让自己头疼，也不能让母亲心疼。我把伤口捂了好一会儿，直到不再流血，我才戴上帽子回家。

有一天下雨，母亲对我说：来，我看看你头上生虱子没有？母亲让我坐在她跟前，她用双手在我浓密的头发里扒拉。说来还是怨我，好几年过去，我把头皮上受过伤的事儿忘记了。母亲刚把头发扒拉两下，还没找到虱子，却把我头顶的伤疤发现了，母亲甚是吃惊，问：这孩子，你头上啥时候落了个疤瘌？我心里也是一惊，才把受过伤的事想起来了。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把受过伤的事遮掩过去。母亲认为不可能，人不说话疤说话，自己受了伤，怎么会不知道呢！母亲让我说实话，什么时候受的伤？怎么受的伤？见实在瞒不过，我只好把受伤的过程对母亲讲了。母亲心疼得嘴啧啧着，问我：你跟老师说了吗？我说没有。母亲又问：你跟那个砸你的同学讲理了吗？我说没有，他一见我就躲。母亲说：躲也不行，一定得问问他，为啥平白无故的砸你！我说：只砸破了一点皮儿，很快就好了。母亲说：万一发了炎，头肿起来，可怎么得了！你当时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呢？我跟母亲讲理：你不是说不让我跟人家闹气嘛！母亲说：说是那样说，你在外边受了气，回来还是应该跟娘说一声，你这个傻孩子啊！母亲把我的头抱住了。

2010年9月7日于北京和平里

(本文刊2010年10月6日报·笔会）

作者：刘庆邦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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