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随笔丨吴昌硕的苏州地图

光绪六年（1880）庚辰新春，37岁的吴昌硕来到了苏州。1882年正式定居苏州，1912年赴上海，这32载春秋岁月，正是吴昌硕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华彩乐章，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从苏州师友群到海上师友群，吴昌硕在苏州完成了从一名书画篆刻家到一代艺术大师的华丽转身。

【平斋吴府遇知己】

光绪六年，37岁的吴昌硕在正月便来到了苏州。

梅花香溢、天竺红艳的姑苏城，大街小巷还沉浸在佳节的余庆中。暂居在小旅馆中的吴昌硕这一天在观前街邂逅了金铁老，自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一别，至今已有六载。尽管金铁老已年过花甲，但性格依然豪放洒脱，见了老友，更是热情相邀到其寓所以酒相待。望着这简陋衰败的老屋，吴昌硕深为老友的晚景所担心，他在《晨坐铁老寓斋》写道：“默抱天涯感，如亲酒味醇。相逢情不浅，林卧欲呼频。”

寄居售艺的生活毕竟没有什么保障。当时苏州大收藏家、著名士绅吴云婉请吴昌硕到吴府设馆授课，教吴门孩童。早在1872年吴昌硕初到苏州时，就在师友的引荐下与吴云缔交。

吴云的听枫园，也是当时苏州文人学士、书画名家的雅集之地。时常到听枫园来作诗填词、品评书画的朱祖谋虽然比吴昌硕要小13岁，但出身名门，自幼青箱家学，是当时文坛出名的青年英才，他和吴昌硕成为知己之交，其友谊延续了终生。

在寄居听枫园的日子里，吴昌硕的生活状况还算是平静而从容的。吴云的古印收藏甚称翘楚，这对吴昌硕的篆刻大有启悟。另外，他的恩师俞樾的寓所与听枫园相邻，他时常去先生家拜望请教，其社交圈也不断地扩大，先后与吴秋农、金心兰、顾茶村、胡三桥、方子听等结交。此时，老友杨岘亦在苏州，他们时常赏陶玩砖。

▲吴昌硕笔下的葫芦

【正式定居西畮巷】

光绪八年壬午（1882）春，由于家乡安城闹匪乱，吴昌硕把家眷接到了苏州，正式定居西畮巷之四间楼，这一年他39岁。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他正式开始融入了江南城市，具有了城市人的生活认知和市民意识。在这之前，他虽然也曾在湖州、杭州、苏州等地游学从艺或作门客幕僚，但他的身份依然是乡村文士。无论他的人生形态、生存方式，还是人文意识、价值取向及相关的人际交往、经济来源等，还是以乡村内蕴为主体。

吴昌硕当时的主要收入是鬻艺，以刻印为主，但生意清淡，家中为愁云所罩。好在那些师友对他的境遇颇关心与同情，全力为他凑了些钱，捐了个县尉，总算有些薄俸以维系生计。

吴昌硕相识潘祖荫是在1883年，是由他的朋友潘瘦羊所介绍的。潘瘦羊虽吴门贵胄，家境优越，却能平和待人，对吴昌硕相当友善，因而入吴著名的十七《怀友诗》中。潘祖荫是清末顶级的收藏大家，以收藏青铜国之重器大克鼎、大盂鼎名重天下。潘祖荫不顾等级之差，约请吴昌硕见面，并将自己所藏彝器拓本及古籍碑帖善本多种慷慨地赠送给清贫的吴昌硕。而后又邀请吴到其府上做客，将攀古楼所藏的不少青铜彝器、金石碑帖及名家书画让吴昌硕过目欣赏，为吴昌硕日后的金石书画创作提供了难得而又宝贵的资源。

【“怡园七子”笔墨谊】

就在吴昌硕于1882年定居苏州时，姑苏城内一座建筑典雅、景色明丽、花木秀美的园林——怡园刚建成，其主人是江南名门顾氏家族之后顾文彬。早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顾家就建造了被誉为“江南第一家”的“过云楼”藏书楼，坐落于阊门内的铁瓶巷，意取苏轼名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楼内藏有上千幅历代名家书画及八百余种宋元旧刻的古籍珍本及碑帖印谱等，因而在收藏界名闻遐迩。顾文彬在建造过云楼后见到有较多石块、建材余下，于第二年（1874），即在尚书巷开始建占地十亩的“怡园”。

顾文彬精心打造的怡园建成后，为吴门的文人学士提供了一个一流的雅集之处。由吴云所书的  “坡仙琴馆”内，就藏有宋元佑四年（1089）苏东坡监制的“玉涧流泉”琴。当时定期来怡园参加书画诗文雅集的有顾若波、金心兰、胡三桥、倪墨耕、吴秋农、顾文彬，吴昌硕亦在此时加盟，从而一起被称为“怡园七子”。

怡园旖旎的景色，令吴昌硕为之陶醉，他在《怡园》诗中，曾动情地写道：“藤走修蛇影，苔披古佛衣。背高山石敻,涉趣水风微。绿竹媚当晚,春城晴见稀。天涯魂欲断,胡蝶故飞飞。”

【沈砚吴铭巅峰作】

吴昌硕虽然毕生以金石书画为主业，但他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诗文情结，一生以诗纪事抒怀，可以讲缶翁本色是诗翁，而这与他定居苏州后所结交的诗友沈石友有着相当重要的渊源。“乐府鲍明远，诗城刘长卿。”这是吴昌硕对沈诗歌成就的评价，其乐府诗作可比南朝诗人鲍照，五言诗则可比唐代“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可见沈诗的造诣与功力。

在清末民初的藏砚名家中，天津的徐世昌、常熟的沈石友、无锡的许修直为公认的三名家，而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沈石友。吴昌硕毕生爱砚，有时亦取古砖自制。自与沈石友相交后，砚林共赏，佳作迭出。一位是书画金石高手，一位是藏砚造器名家，两人珠联璧合，玉思琼想，相得益彰。常常是由沈氏觅石制砚，吴氏题铭镌刻，可谓是博雅之物，铭心之品。“沈砚吴铭”，成为砚史上的巅峰之作。

【名臣大儒结人脉】

八月的一天，吴昌硕身穿官服，公毕回家，正好被前来看望他的任伯年撞见，只见吴昌硕头戴红顶花翎官帽，身穿一袭显得肥大的朝服，腰佩短剑腰牌，足登朝靴，双手抱胸拱以作揖。尽管连九品也算不上，但这身官服一穿，倒还是有些官气的。最令人感叹的是吴昌硕那种公差后的疲惫、木讷、拘谨乃至无奈的神情，被任伯年在瞬间捕捉到了，并定格在画面中，相当精微传神而又幽默发噱。

作为庚寅年最大的收获，吴昌硕在这年秋季与潘祖荫的门生、一代金石书画大家吴大澂相识。吴大澂对吴昌硕篆刻中所凸显的那种高古苍逸的金石气十分欣赏，请缶翁为其刻了白文印  “愙斋鉴藏书画”，边款曰：“庚寅秋仓硕。”此方印取法于汉官印而参己意，雍容朴茂而端庄大气，吴大澂甚喜之。

吴大澂将吴昌硕引为难得的艺坛同道与笔墨知己，让其遍观愙斋中所藏钟鼎彝器、古玺碑刻、陶器名瓷乃至古币镜铭等，使吴昌硕再一次广采博取，吸纳精萃，为其金石书画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提供了最后一次的大充电。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一位胸前长髯飘拂的日本友人来到了缶庐，他就是专门来中国书法朝圣的日下部鸣鹤。日下部鸣鹤是一位有着极高的笔墨认知和书法境界的高士，他感到在缶翁的刀笔翰墨中，有一股郁勃的大家气度和高迈气韵。为此，日下部鸣鹤诗赠缶翁：“海上漫传书圣名，云烟落低愧天成。浮槎万里求遗矩，千古东吴有笔精。”

▲吴昌硕《苏州天平山景》

【甲午姑苏从军行】

光绪二十五年甲午（1894），吴昌硕五十又一。“甲午”，这个镌刻在编年史上的干支，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缶翁个人来说，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甲午战火燃起时，正在姑苏息影愙斋的吴大澂，不顾年近花甲，毅然慷慨请缨。光绪帝在老师翁同龢的竭力支持下，下诏征召吴大澂为督办东征军务副帅，督领湘军、淮军北上御敌。吴大澂诚邀吴昌硕作为高级幕僚，参佐戎军。吴已年过半百，且一直体弱多病，北上边塞，“水寒伤马骨”。但吴昌硕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

吴大澂率军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下月初三即开拔出山海关，兵锋直逼东征的辽东。而正在此时，吴昌硕的家中却来了急函，告知继母杨氏病重。百事孝为先，吴昌硕只得向吴大帅告假。

吴昌硕对这段短暂的军旅生涯因失败而告终感到很郁结，不愿多提及。实际上，这种铁马冰河、关山冷月、大漠孤烟、塞外羌笛的岁月，给一向生活在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吴昌硕以性格上的磨砺，境界上的开宽及视野上的拓展。特别是对其书画创作与铁笔之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其金石书画更趋粗犷豪迈而大气磅礴，奇崛恣肆而雄健郁勃，这是一种人生可遇而不可求的际遇。

【1912年移居海上】

宣统三年辛亥（1911），缶翁已六十又八了，在这人生的暮年，他似乎依然沉湎于书画金石与诗文行旅。正月初二，他在苏州新春游园，寻梅闻香，意兴盎然，并作长歌以记之。

一个“旗翻片片风”的大时代来临了，辛亥年正是以“辛亥革命”载入了史册。随着社会上天翻地覆的变化，缶翁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机，1912年5月，吴昌硕正式告别居住了32年的苏州“移家海上”。1913年初春，吴昌硕在王一亭的帮助下举家从上海吴淞乔迁到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当一位真正的大师从古城苏州到一座极富活力的现代都市定居时，那么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融合将迸发出创造的能量和绚丽的火花，吴昌硕以领袖群伦的能力打造了一个大师级艺术团队，并将海派书画引领进了鼎盛期。

作者：王琪森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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