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应是“知识库”和“平台”

在沪上，按“楼龄”来算，徐家汇藏书楼称不上“老资格”，但里面的宝贝跨越了几百年时间，一次次在战火中幸免，现在依旧能安定地居于一隅，背后是一代代藏书楼人的集体贡献。

首任耶稣会会长南格禄就非常注重藏书，他还规定耶稣会士有义务贡献和收集图书。其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Zottoli），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Pfister）、夏鸣雷（HenriHavret），以及马相伯、李问渔等也都尽心尽力于徐家汇藏书楼的壮大。1870年，有中国籍神父许彬担任过藏书楼主管。1913年开始由张璜、杨维时、徐宗泽、王方等中国籍神父相继担任藏书楼中文部主任。1924年徐光启后裔徐宗泽任藏书楼中文部主任，历时24年之久，为任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

晁德莅是徐汇公学的创始人，在藏书楼任职期间，千方百计扩充资源，还编写拉丁文著作《中国文学讲义》、编纂汉语词典。夏鸣雷注重收集有关西学和汉学的西文书籍，同时创办汉学刊物《汉学杂编》。费赖之的名著《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就是利用藏书楼资源耗费20年心血编纂而成的，他同时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及在华传教士的书信等。

徐宗泽，字润农，教名若瑟，是徐光启的第12世孙。他曾不惜高价征集方志，使藏书楼方志规模达到2000种，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遭毁后，藏书楼名列全国方志收藏之首。在徐宗泽的主管下，原来主要针对耶稣会士开放的规定也有所松动，当时，只要有耶稣会士介绍或担保，任何人都可进入藏书楼阅览。中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就经马相伯引荐，查阅藏书楼里的报刊资料，这无疑将藏书楼往公共图书馆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前文提到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就是徐宗泽利用藏书楼资源编纂而成，收录了耶稣会士和汉学家的中文著述400多种。

解放前，徐家汇藏书楼已经达到中文书12万册、西文书8万多册的馆藏规模。1956年作为上海图书馆分馆，徐家汇藏书楼收入了亚洲文会图书馆、尚贤堂、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以及原上海租界工部局图书馆藏书，馆藏旧版外文文献总数现已达到75万册。

顾廷龙任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仍重视徐家汇藏书楼藏品的扩充。“他老人家的观念是有价值的就买回来。图书馆当时只有采购部门有权限买书，其他部门都没有，但徐家汇藏书楼是单独拨款的。”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还回忆起买书的情景：“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出去买，还不是到古籍书店下面的营业部，而是直接去人家库房挑，非常方便。我们几乎每天都去，看中的就挑出来。书店服务态度也很好，造成清册，全部送货上门。书进来藏书楼后要审核，和家底核对一下，重复的、觉得不合适的，都退回去，他们还派人上门取。”在陈秉仁眼里，当时比上图有钱的图书馆很多，“但藏书楼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规模，和图书馆掌舵人的兴趣、爱好、眼光有非常大的关系。”

藏书楼划入上海图书馆之后，也不是完全对外开放的，来阅览的人都要凭单位介绍信。“基本都是学者，老是那几人，隔三差五就来，像汤志钧、秦瘦鸥、田汝康等。他们都把我当小年轻，跟我讲很多东西，有时还一起到历史研究所的食堂吃饭。”陈秉仁感慨在藏书楼的那几年对自己影响很深：“很多都是从那时候开始起步的，包括学外语、古汉语，因为比较容易静心。”

1993年徐家汇地区进行地铁工程建设，据娄承浩介绍，“1号线徐家汇站地下连续墙，距离藏书楼东山墙最近处仅13米。”藏书楼受到了一定影响，藏品陆续搬到龙吴路书库和航头书库。1996年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原藏书楼的中文文献移到了新馆。经过2002年的大修之后，徐家汇藏书楼于2003年回迁了部分西文资料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随着徐家汇藏书楼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读者数量逐年上升，近几年每年都超过2000人，外籍人士和国内读者的比例差不多为1∶1。“有读者来查阅资料，发表了相关文章后，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就写电子邮件过来提出需求。比如今年4月，荷兰莱顿大学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看到某篇论文里提到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一本英文著作的稿本，他通过复旦大学的董少新老师联系到藏书楼，一到上海，刚下飞机，就赶来看书了。”据徐家汇藏书楼馆员徐锦华介绍，《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Shanghai HudecArchitecture）一书作者、上海日报专栏作者乔争月做相关研究时，就经常来徐家汇藏书楼翻阅老报纸，“馆藏也有很多珍贵的建筑期刊。”

2010年，徐家汇藏书楼有幸收入“罗氏藏书”，共1551种。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介绍，“罗氏藏书”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花20多年时间，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1477—1877年间出版的汉学西文印本。“这在国内影响非常大，是上海首次这么集中地引进如此大规模的西方珍本。从亚洲地区来讲，徐家汇藏书楼作为西方汉学资料中心的地位基本就建立起来了。”

目前，徐家汇藏书楼已经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在黄显功的观念里，图书馆不应成为一个单纯的阅览场所，“读者来才看，不来好像也无所谓。”他认为，把藏书楼建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就是要打造好一个平台，将这个场所作为互动空间的作用体现、发挥出来，具体内容包括举行一系列展览、讲座、图书首发、研讨会等。

作为上海图书馆的“当家人”，馆长吴建中始终心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徐家汇藏书楼的未来前景：“就图书馆功能来看，不断扩充藏品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些有针对性的收藏。国内学者曾经非常期待不出国门就能了解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罗氏藏书’的收入无疑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当然，图书馆角色的多样性又要求我们不能止步于收藏。”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是一个“知识库”，一个让人和资源充分交流、互动的中心和平台：“把徐家汇藏书楼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就是这样的考虑。我们开放藏品，就能凝聚起来中西学者。更可贵的是，人才本身也是资源，而且，他们不仅会带来已有的资料，还会带来学术研究成果、带来集体智慧。”

作者：孟珑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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