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见郭沫若 田汉 欧阳予倩

上海交游记

（之二）

《学人》2017.07.14

文/谷崎润一郎 译/徐静波

谷崎润一郎

见面会

当晚六点，我与北京以来所认识的、八年后再次邂逅的《大阪每日新闻》的村田君一起出了门。日本人方面，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还邀请了上次一起去的宫崎君及中国戏剧研究会的塚本君、菅原君等。我走进店内时，在暖炉前坐着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青年，此人即为郭沫若君。圆脸，宽额，有一双柔和的大眼睛，毫不卷曲的坚硬的头发散乱地向上直竖，仿佛一根根清晰可数似地从头颅上放射出去。也许是有些弓背的缘故，从体形外貌上来看显得有些老成。我们立即被引到了二楼的会场。接着谢六逸君来了。穿一套薄薄的、似是春秋季西服般的浅色的西装，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这是一位脸颊丰满、大方稳重、温文尔雅的胖胖的绅士。内山氏向谢君介绍了郭君。党派不同的两位头脑藉此机会互致初次见面的寒暄。然后开始了非常流畅的日语谈话。谢君说：“我认识您的弟弟。我在早稻田时曾师从他。精二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一看他递过来的名片，背面印有MR. LOUIS L.Y. HSIEH M. A. (DEAN OF SHEN CHOW GIRLS’ HIGH SCHOOL, PROFESSOR OF SHANGHAI UNIVERSITY)。即谢君在从事文艺的同时，还担任上海大学的教授并兼神州女子高中的教务长。看这名片，以及从他稳重得体的举止和有些稀少的头发来看，使人感到已有相当的年纪了，但他说曾是精二的学生，一定还很年轻吧。但不知精二是否知道他的一个学生已在上海取得了如此的地位。

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学习

谢六逸（1898—1945），贵州贵阳人，文学家，翻译家，大学教授。1918—192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回上海从事教育和文学活动，著作有《日本文学》等，译著有《日本近代小品文选》《万叶集选》等。

欧阳予倩推开门走了进来。白皙的脸上戴着眼镜的样子，到底是一位站在舞台上的人。一头乌发宛如漆色一般地闪烁着黑色的光泽，鼻梁线挺拔而轮廓分明。从耳际后面一直到脖颈上的发际间的肤色尤其白皙。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诸君也来了。我右面的椅子上坐着谢君，左侧为方君。在中国西服虽未如日本那么流行，但今日在座的都是清一色的西服。他们不仅对我说日语，而且自己之间也尽可能用日语交谈。我现已移居关西，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种用纯粹的东京话发言的聚会了。

欧阳予倩

大家都已入座、谈兴正起的时候，最后出现了田汉君的身影。说实话，我要是没听到内山氏的一声“田汉君来了”，实在不会想到进来的一个穿着素色洋装的汉子竟是中国人。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大概是东京的哪一个文人，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当时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田君的容貌风采竟与日本人如此相近，而且当时的印象是与我们这些同伙别无二致。肤色黝黑，瘦削，长脸而轮廓分明，头发长得乱蓬蓬的，眼睛里射出神经质的光芒，长着龅牙的嘴双唇紧闭略无笑意。习惯于低着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神态，都令我们想起自己二十几岁时的模样。他脸对着桌子，眼睛往上一抬扫视了一下桌边的人，目光又默默地沉落了下来，过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

“谷崎先生，我见到您这是第二次了。”

（其时我为他的声音再次感到惊讶。这种脆爽的声调不就是典型的东京腔吗？）

“是吗，你以前曾见过我？”

“是，见过。《业余俱乐部》在有乐座[1908年建于东京有乐町的日本最早的西式剧场，是日本近代新剧的重镇，1923年毁于关东大地震，1936年重建，田汉这里说的是原有的有乐座]首次上映的时候我去看了。里面有你的特写镜头吧。”

“噢，是吗？那么你是在电影中见到的喽？”

“我也知道栗原托马斯。你们是去海边拍外景吧。那时我正好也去镰仓避暑，看见你们正在拍电影。”

这不由唤起了我大正电影创立时代的遥远的回忆。那是大正九年夏天的事了。那时田君恰好在日本留学。

田汉

方光焘（1898—1964），语言学家，文学家，浙江衢州人，1914—1924年间在日本留学，后又去法国专攻语言学，回国后在各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饭桌上的话题不久转到了中国的文坛和影坛上。我最想要知道的，便是从宫崎君那里听来的有关日本的作品被大量译过来的情形，我想了解其范围的种类。我表示说，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们尽量帮我把这些译本收集起来，我带回去作为赠给日本文坛的礼物。但据田、郭两君所言，实际上已有各种各样的筹划，日本作品的翻译，去查询一下的话也有相当不少，但许多人虽已将此译成了中文，无奈一般的读书界尚未对日本的东西产生很大的兴趣，因此就很难作为单行本在书肆上梓出版。日本的作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前者的作品译出的有《一个青年的梦》《妹妹》（《妹妹》是由田汉氏的门生周白棣氏翻译的，中华书局发行。《一个青年的梦》我未拿到）。后者的作品有前述的《日本现代剧选》，像样的出版物也就这些。其他的也有不时地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但这些杂志寿命都很短，才出版不久就马上停刊了，因此从中收集翻译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说，不过您要是特别需要的话，在您归国之前设法拢集起来给您。我说道：“原来是这样。这样说来，眼下的中国正如同我们的《新思潮》时代了。”“对，对，”田汉君性急地点头说。“剧坛方面的程度和日本那个时代一样。所以我们即使在写剧本，也不敢奢望能在剧场上上演，只是有时圈子里的人举行小规模的试演。”话语中夹着不满的语气。郭君苦笑着说：“总之，还处在一个令人羞愧的状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时代过来的。你们若还都是二十几岁的话，今后还须得雌伏十年以上。”我再次回想起了自己的往日时光，今天作为过来之人在这里与他们交谈感到很愉快。

“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从事电影的工作，以等待机运的成熟。”

欧阳君也感慨地说道。于是就谈到了上海的电影公司。现在上海称之为“某某影片公司”的大概有四十来家，但真正拥有摄影棚的才一、两家。女演员中最近出名的张织云小姐最为走红。但日本方面的人认为，中国的电影故事过于洋气，目前尚不成熟。“这话不假，不过我所属的那家公司临时聘请了田汉君，我打算将田汉君的原作导演成电影。”欧阳君辩解说。然后说定了过几天带我到电影公司去，把我介绍给女演员们。……

徐蔚南（1900—1952），江苏吴县人，编辑、散文家，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有散文集和译著问世，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献委员会副主任。

唐越石，生卒年不详，是1920年代南国电影剧社、晨光美术会、上海戏剧协社的重要成员。

大家的聊谈虽未尽兴，但说好以后再相会，于是在十点彼此分手了。我留了郭君和田君，三人在街上闲逛着继续聊谈。……两人一直来到了我下榻的一品香旅馆，喝着绍兴酒又继续谈开了。藉着醉意，两人都坦率地诉说了现今中国青年心中的苦恼。他们说，我们国家古老的文化，眼下由于西洋文化的传入而正遭到人们的遗弃。产业组织受到了改革，外国的资本流了进来，琼脂玉浆都让他们吸走了。中国被称为无穷尽的宝库，虽然新的富源正在为人们所开拓，但我们中国的国民不仅未受到一点惠益，物价反而日益攀升，我们的生活渐渐困难起来。上海虽说是个富庶的城市，但掌握财富和权力的是外国人。于是年复一年，租界的奢靡之风波及到了乡村，蠧毒着地方上的淳朴的人心。农民们耕种田地也赚不到钱，而购买欲却被刺激起来了，因此就日趋贫困。我们家乡的田园日渐荒芜，农业日益衰败。究其根源，这都是外国人的行为造成的。这些话我都是初次听闻。我原以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虽有排外思想，但若到乡村去的话，中国的农民至今仍是无忧无虑的，“帝力于我有何哉”，对政治和外交心无牵记，吃着廉价的食物穿着廉价的衣服悠然度日。但两人满脸沉重地说，这样的情形已不复存在，乡村里的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地悠然无虑了。我说，财富都集中在都市里，乡村日趋凋敝的现象是世界性的，恐怕并不限于中国吧。而且说起外国资本，主要是指美国和英国的钱财，这也已经席卷全世界了。这类经济情况我也不甚了了，但即便是日本，恐怕也被盎格鲁撒克逊的金钱之力所支配了吧。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吮吸着全世界的琼脂玉浆，受苦受难的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中国还算国土广大，有那么多的富源在，稍微借点钱也不会有丝毫的影响，比起别的国家也许还胜一筹。

“不对。”郭君立即予以了否定。

“日本与中国不同。现在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是借了钱自己来使用的。而在我国，外国人要来就来，把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不放在眼里，他们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建造城市，建造工厂。我们看着他们这样做却一筹莫展，任人蹂躏宰割。我们的这种绝望的、眼睁睁地等待着灭亡的心情，决不只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日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很难理解，这使我们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因此一旦对外方面发生了什么事件，连学生们都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

“日本的所谓中国通可并没有这样说呀。中国人在经济能力上是伟大的种族，但没有政治方面的能力。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断地攒钱。这既显出了中国人的弱点，也显出了他们有一种难以理解的顽强的民族根性。从前中国人虽几度被外国人征服过，但中华民族却毫未衰竭，依然延生至今。而征服者却反被中国固有的文化所征服，结果熔化在‘中华’这个熔炉中……”

“但是以前的征服者，在文化上都是比我们还要低的民族。中国遭遇到在文化上胜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他们从东西南北各个方面侵入到我们中原来。这不只是经济上的入侵，他们还干了各种坏事搅乱了我们的国家。他们放款给军阀，向军阀出售军火，而且要是他们不弄出租界这种所谓的中立地带，国内也不会发生如今日这般的混乱，战争也不会延绵不绝了吧。中国从前也有战争，但今天的情形，我们觉得与野蛮人的侵略、单纯的内乱在性质上不一样。不，并不只是我们，全体国民都自觉地意识到了这次我们的对手不再是以前的野蛮人了，我们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与之对抗。我感到国家这个概念恐怕还从未像今天这样渗入到一般民众的头脑中。”

“可这样的话我已曾听过，不是真的吧？”我说。

“你要到南洋去的话，会发现那儿的中国商人拥有不得了的势力。他们握有所有的实权，连荷兰人在他们面前也不敢耀武扬威。但这些商人对他们本国的事情却并不关心，即使有中国的领事馆，他们也并不以此为依仗。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识汉字，忘记了母语，使用着荷兰语。在说到中国人似乎怎样的一个种族，人们常常援引这个例子。”

“噢，南洋的中国人现在也已觉醒了。他们渐渐开始明白到若无国家作背景的话，就会一步步地被白人所压倒。因此近来他们都把子弟送到本国来受教育。他们还积极地拿出资本来支持广东的排英运动等。我们文人虽拿不出钱，但我们将自己的苦闷之情抒发在诗中，表现在小说里，藉艺术的力量向全世界的人倾诉。我们认为这是使有良心的人理解中国苦痛的最有效的途径……”

两位的话语直至深夜依然缕缕无穷尽。我觉得这些话都很有道理。假使两位的观察有误的话（我不信会有误），也应该认真地看待使得他们精神痛苦的烦恼。两位离开这里回去时，已是十二时左右了。

《新思潮》，文艺杂志，初刊（如图）创于1907年10月，小山内薰为主编和发行人，以介绍易卜生、斯特林堡等近代西洋剧为主。谷崎润一郎参加的时代当为其第二阶段，时在1910—1911年，谷崎在上面发表了成名作《刺青》。

[原载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六月号、八月号《女性》，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10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年3月版]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