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中的“礼查饭店”

礼查饭店旧景

2018年元旦前夕，位于上海外滩的浦江饭店悄然停业谢客。浦江饭店的前身是始建于1846年的礼查饭店（Astor House Hotel），这座 建立于上海开埠初期、已有170余年历史的老建筑，有着太多风光的回忆，见证过诸多属于这座城市的荣耀时刻，堪为一部上海史的重要插页。尤其幸运的是，历经风云变幻，它仍不失风姿，矗立于外滩。饭店停止运营后，在老建筑原貌不改变的前提下，转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博物馆。我们不妨驻足回首，去揣摩“从礼查饭店到浦江饭店”的这一段历史变迁，对于海派文化来说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尝试从城市记忆理论的视角切入，将其置于“记忆”的脉络中去思考。

从记忆的视角去看城市建筑，那么，“城市本身就是市民的集体记忆。人们建造了建筑，同时也使得自己顺从于建筑、限定于自己简称的构架之中。外部环境形象及其所保持的稳定关系成为一个表现自身的思想王国”[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城市建筑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建筑不只是物质图景，更是“说出”一座城市内在精神的要素。有“记忆”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是人的创造和社会化活动的结果，它最终拥有了自身的个性和意识，并反作用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表现为一系列的价值。因此，对于一座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来说，即便受到自然或人力的破坏，城市建筑被毁坏而仅剩下骨架，人们也不会轻易忘记它，因为其中所萦绕的意义和文化使她免于回归自然，这是阿尔多·罗西引用德里达对语言与意义的分析来隐射城市和记忆的关系（《城市建筑学》）。城市的记忆，是城市中生活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它通过建筑、仪式和传播符号等中介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记住”关于城市的历史。“城市的记忆过程并不是一个对过去的复制或恢复，而更体现为由现在开始，指向过去的一种主动建构过程。”（朱蓉《城市与记忆：心理学视维中的城市历史延续与发展》，载于《南方建筑》2004年第4期）城市建筑物由此超越了物质材料，它更是跳动着城市脉搏的生命体，无论是江南小镇的灵动婉约，还是北方建筑的厚重高大，都不只是建筑本身的风格差异，更是区域文化气质的不同，这种差异通过建筑符号被表现出来，同时又在城市建筑中进一步构成自身；同样，当一些历史建筑被拆除、滥用或破坏，人们的抗议也不仅仅是为了建筑保护本身，而是对城市记忆的自觉守护。

集体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是双面的：一方面，历史是记忆的材料和基础，除了亲身经历和口口相传之外，我们不可能抽离历史材料本身来谈论记忆；另一方面，记忆又不能等同于历史，相对于作为“逝去之事”的历史档案，记忆总是立足于当下去回望和言说过去。换言之，记忆视角下的历史是“活着的”、它是关乎现在与未来的、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因此，记忆一方面依赖历史，一方面又“跃出”历史。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对两者做了这样的区分：历史和纪念碑上的碑文一样简单笼统，历史材料的符号内容缺乏对于当下的意义；而记忆若仅是如此，人们就会感到完全陌生（《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2012）。所谓陌生或熟悉，就在于我们是身处历史之中，还是置身其外。

我们从记忆的视野出发去看城市的老建筑，一者我们需要处理客观的历史材料，再者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必须跃出“已逝之事”的囹圄，即站在城市文化的当下去回望历史叙事，反思内置其间的“更新性重构”，它与当下、未来之间是断裂还是连续？这也是我们回望上海礼查饭店的方式。

毋 庸置疑，礼查饭店有着“辉煌的”、“值得被讲述的”历史，但重要的是，生动鲜活、延续至今的上海浦江饭店，和即将作为证券博物馆重新开放的这座大楼，远不只是记录历史的物质形态。入住浦江饭店的旅人们很清楚，吸引他们的不是星级酒店的舒适（在这方面有更好的选择），而是老上海独特的气质和文化：气势恢宏的巴洛克建筑风格、美轮美奂的孔雀大厅、厚实深沉的欧洲硬木地板、严谨绅士的餐厅服务……从礼查饭店到浦江饭店，不变的是凝结于其中的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气韵。

始建于1846年的礼查饭店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早于天津利顺德大饭店（Astor Hotel）、上海汇中饭店（Central House）、北京饭店（Hotel de Peking）和汉口得明饭店（Terminus Hotel），是 真 正 的“华夏第一店”。1910年改建后的礼查饭店具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风格，成为远东地区最大最豪华的西商饭店。环绕于礼查饭店的历史荣光实际道出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的胸襟、商业冒险精神，以及对科学技术所持的积极开放的态度。

作为当时技术先驱的电灯、电话和电影等新事物，都率先在礼查饭店登场。1882年7月26日，上海共十五盏电灯首次试点，其中就有七盏被安置在礼查饭店（《试燃电灯》，《申报》，1882年7月26日）。礼查饭店还是上海最早一批在1901年安装电话的单位之一，而当自动电话技术替代人工接线时，礼查饭店也是得风气之先，“礼查西客馆于近三礼拜内设有自动德律风，经中西人往视，皆谓机捩极灵人工较省，将来人人必愿装用……现在德律风之经理人亦言其工费甚省之……”（《记自动德律风》，《申报》，1906年12月7日）电影的放映也是最先在此地尝试。西方文化技术的输入也必定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引入，礼查饭店的茶舞会是“上海华人开始跳舞最早的场合”（《上海的跳舞场》，《现世报》，第三十六期）。

上海的城市精神还体现在对西方艺术所持有的开放包容的态度，礼查饭店是极其重要的窗口。魔术表演和西洋音乐演奏在礼查饭店亮相，英国的马戏演出  （《西国马戏》，《申报》，1882年7月27日）、从欧洲到东方巡演的“与中国别出其类、大不相同、观其机之灵变、器物之精妙”（《新到傀儡戏》，《申 报》，1984年3月22日）的外国傀儡戏、俄国音乐家的四弦琴演奏会（《俄音乐家将在青年会献技》，《申报》，1923年2月7日）等各种西方艺术表演，都假座礼查饭店打开了国人的眼界；礼查饭店更是中西方文化的荟萃地，礼查乐队演奏的西洋乐和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都在这里汇聚。另外，各类专业技术知识的讲座也在礼查饭店举办，诸如摄影协会曾邀请法国的照相机发明者在此进行照相技术原理的讲座，以及无线电影技术讲座等（《摄影学会请电力照相发明家演讲》，《申报》，1927年1月8日）。

礼查饭店是外滩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上海外滩本身又是上海文化的重要表征。外滩的西方建筑风格裹挟着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这是上海融会中西价值观念的体现。在礼查饭店的历史中，无论是1897年在这里举办的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上海举行的最早的盛大舞会，还是20世纪初在周末举办的、提供地道西餐的“交舞茶会”，还是电影、电灯、电话、电梯、热水等各种技术领先的第一次尝试，或是轮番上演的西方马戏和中国戏剧……如此丰富的“记忆”，所讲述的不只是这座豪华西商饭店的历史，更是融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现代商业精神、品质意识、理性实用主义，等等。这些早已越过礼查饭店一度只服务于上流社会的阶层藩篱，渗透进普通市民生活中。上海人所推崇的“有腔调”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包含了踏实理性的职业精神、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技术上创新求变的热情。这种精神当然离不开“昨天”的土壤，但它早已超越了“昨天”，“旧事物”中生长着“新的精神”，深深滋养着城市的当下与未来。礼查饭店的文化意义，当然超出了它的面积、功能和使用对象上的局限性，而参与到构建一个城市个性的更深更广的层面。

在阿尔多·罗西看来，城市是一系列价值的综合体。我们对礼查饭店的研究，重要的是从整体性的视野发掘其与城市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它绕开了局部的、孤立的观察，把礼查饭店的文化意义从功能的有限性中解放出来。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是重要的城市价值之一；礼查饭店即讲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精神。“从礼查饭店到浦江饭店，何以可能”，这个贯穿于“历史”与“当下”的问题，是在城市的记忆中强有力跳动的脉搏。这座城市的悠长岁月是一个圆融的整体，没有历时性的切分，属于城市自身的气质在百年间滋长、盛开，延续至今，直至未来。

作者：李敬 袁红涛（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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