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新中国外交1 | 前30年赢得独立跳出美苏冷战格局
中央党校章百家教授2019年7月4日应邀做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讲座
【导读】日前，著名中国外交史学者、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应邀做客中国人民大学“人大重阳系列讲座161期·对话名家”，主讲《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两小时内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以生动的史实和深入的思考，系统梳理了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并作了理论上的归纳。现场师生兴味盎然。今经演讲者授权，整理为上、中、下三期，以飨读者。本期聚焦“中国革命塑造的基本外交观念”。
我今天的讲座主标题是《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还有个副标题：“从革命、民族的视角到发展全球的视野”。以新中国外交观念为题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所学理论大部分由西方引进，而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总结我国的实践，而且要上升到理论高度。二是参与外交决策的人范围很小，且高度保密。决策时考虑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如何拿捏分寸。但是，一般公众仅能看到报章公开的有限信息，很难了解到决策幕后的种种考虑。公众的认知与我国外交实际之间存有很大差距。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公众需要更准确地了解我国的外交政策。鉴于这两个原因，加上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我就借此机会讲讲新中国外交。
简单说，外交观念是对外交和国际问题的宏观认识和大局判断。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既是最初的基础，又可能上升到顶层，具有指导作用。最初，它可能仅是某种感觉或想法；以后，随着实践步步深化，上升为大政策或基本原则。外交观念所包含的考虑，不仅限于对外关系，还有内政的需要。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此后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外交基本以革命为视角，外交观念带有鲜明的革命性；后一阶段以发展为视角，外交观念既有对前一阶段的继承，也有诸多变化。这个视角与观念的演变过程，展示了中华民族通过革命获得新生之后是怎样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以求相处之道的。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新时代需要新思路，也更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创新离不开现实环境的需要，也离不开历史的积淀。
一、中国革命塑造的基本外交观念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时代。而这场革命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积累起最初的外交经验，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外交观念。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尤其是其初期的探索和实践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紧密联系，并深受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外交观念的影响。这个阶段的外交观念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20世纪中叶，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
（一）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
看点：1944年，延安出台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结束“屈辱外交”，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先谈判后建交是重要特点。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喜欢使用“新型”这一词语。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和原则，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割断旧中国屈辱的外交传统，改变半殖民地地位，在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将旧中国的外交定义为“屈辱外交”，而没有采纳当时常用的“卖国外交”的提法。这是客观、准确的。旧中国的执政者从晚清直至民国，虽然会为维护统治的需要与列强进行各种利益交换，但总的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异常复杂的国内问题和外交问题，中共中央在外交方面采取了相对简单的处理方法，快刀斩乱麻。
*新中国外交基本立场在1944年延安时期已经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外交基本立场在延安时期就已提出。1944年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由周恩来亲自起草，其中就提出了两条重要要求：一是强调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二是要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中国新人典型，反对近百年中国外交史上“排外与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点。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从延安撤出，原先在延安和重庆的两个外事组合并，建制被保留下来。这是很有远见的，当时并不知道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此后形势渐趋明朗，周恩来就给外事组布置任务，讨论新中国与各国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重点是新型外交应有哪些特征。
*力争外交主动权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自1948年底占领沈阳之后，中国共产党就面临如何与外国领事馆、外国通讯社、外国企业、外国银行等机构打交道的问题。最初确定的一项政策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1949年春，毛泽东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这项政策概括为“另起炉灶”；同时，他又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即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稍后，又提出“一边倒”，意即中国在国际上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夕，一艘英国军舰闯入长江南京水域，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为此，毛泽东起草了解放军发言人声明，其中首次提出外国与新中国建交的条件。即：新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外国政府如欲与新中国建交，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是对新型外交关系内涵的首次诠释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起源。
新中国在与外国建交时有三个问题必须考虑：一是中国存在两个对立的政权，当时内战还未结束，后来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二是在美苏冷战已形成的大背景下，如何尽快获得国际承认。三是估计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太可能较快承认新中国，而新中国也希望先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然后再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保持了相当大的政策弹性。当获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未离开，中共中央就派黄华与他接触。新中国领导人还告诉苏联，如果英国等国承认新中国，新中国会考虑与它们建交。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上说明，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并不代表以后我们不与这些国家来往，也不等于将来不同它们建交。
新中国成立后，在与外国建交时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先谈判，后建交”。这是很特殊的，而非外交惯例。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以后，原先的建交国只要表示承认新政权，两国就算建交了。为何新中国要采取谈判建交的方式呢？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权还存在；与此相连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在外交声明中使用的提法是“中国新政府”，而不是“新中国政府”，这主要是考虑国际承认和为进入联合国提供法理上的便利。此外，建交谈判还涉及财产问题、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问题等。但这些是第二位的。实际上，新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等是未经谈判直接建交的，因为苏联承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率先承认。苏联大使是第一个递交国书的，东欧国家紧随其后。
1949年10月2日，中国与苏联正式建交
*美国、英国、以色列、南斯拉夫当时为何没有建交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内部曾围绕“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等待尘埃落定”。尽管不是没有机会，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很低，主要是美苏冷战已经开始，美国在西半球采取反苏反共政策，同时在东半球立即承认新中国，这是难以想象的，其政策无法平衡。
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新中国一成立，英国就表示承认。但双方进行建交谈判却不成功。主要原因是，英国不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苏联支持中国，美国反对但表示可不行使否决权，国民党当局因是当事方而不具备投票权。于是，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就成为关键。法国提出，如果新中国承诺不支持越共，法国可以承认新中国。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率先承认。因此，法国表示不承认新中国。对英国人来说，如果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则形成2比2的局面，仍无法解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反而会严重影响其与美国、法国的同盟关系。所以，英国决定在联合国问题上不支持新中国，中英两国也因此未能建交。
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一个是南斯扶夫，另一个是以色列。这两个国家都是新中国一成立就表示承认，但中国没有与它们建交。南斯拉夫是因为共产国际情报局的问题，以色列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与大多数国家的建交都经过谈判，但有几个特例，如印尼是新独立的，不存在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问题，所以没有经过谈判新中国就与之建交了。
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突出，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国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中提出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等基本原则
（二）独立自主与和平——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
看点：“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凝练地表达出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周恩来率先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概括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
先讲个小故事。一次，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遇到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奥尔布莱特说，你能否用两个词概括中国的外交政策？李肇星就反问她，你是否能先用两个词概括美国的外交政策？奥尔布莱特就说：第一是领导，第二是伙伴。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维持对世界的领导权，而做领导则必须有伙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两根支柱。李肇星回答，第一是独立自主，第二是和平，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柱。的确，“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它们不仅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在外交方面的基本诉求和对国际和平的渴望，也凝练地表达出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把独立自主看作是新中国的基本外交立场。他曾说，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结盟，周恩来多次提醒外交干部，要注意“中苏有别”，对于苏联不能盲从。
新中国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是写入《共同纲领》的。具体地说，和平外交政策包括六条方针，前三条是毛泽东提出的，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周恩来又补充了三条，即：“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世界人民”。
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很多人以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提法。其实早在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把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过，此后很长时间这并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提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长和中国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才普遍使用这个提法。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的基石
看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是对公认的国际准则的提炼，超越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具有普适性，有效消除了当时就存在的“中国威胁论”。
1954年6月，《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印两国联合声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3年年底，周总理在中印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率先提出这五项原则，并写入了双方的共同宣言。真正产生重大国际影响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缅甸，发表了中印总理、中缅总理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一贯都讲“共同倡导”，正是为了扩大它的影响。
在中印总理、中缅总理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例如，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就提出：希望美苏之间也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他还提出，应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主要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中国需要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此，就需要消除当时就存在所谓“中国威胁论”，意指中国要搞共产主义扩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是不断扩大的。首先用于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因为周边国家对中国最担心。随后，其应用范围扩展到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1955年英国议会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时，毛主席特别说，希望中国和美国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应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是对新型外交关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也是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提炼，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周恩来说，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要和平相处、共存共荣，就必须找到一些各国都能接受的原则。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恩来从普遍认同的国际准则中提炼出来的，因而具有普适性，能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同时也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新中国外交强调共识、自律与互相约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即周恩来在解释五项原则时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新中国还提出“平等相待”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是对传统国际秩序的颠覆，反映了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共同心声，对塑造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交干部的教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大国主义。在“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调解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关系时也主要强调反对大国主义。周恩来在同亚非国家领导人谈话时经常讲，中国在这方面尤要注意，如做得不好，请批评。这点现在很少有人提及，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正因为中国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相待，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在国际社会站住脚跟，使得一批亚非拉国家愿意同中国交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在当时的重要作用是突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与孤立，经过长期检验，现已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政策，能够长期适用的基本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范例，它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非常多。
（四）国际统一战线——基本外交策略
看点：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首。中共的外交工作是从统一战线中派生出来的。统一战线分清敌、我、友的方法对新中国外交有深刻影响。
1936年，“西安事变”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但很少有人注意，统一战线列在首位，其后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统一战线划分敌、我、友的分析方法和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实行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建立起统一战线。国内统一战线向外伸延就成为国际统一战线。中共最初的设想是，利用日本侵华与英美的矛盾，开展英美方面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抗战，同时牵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明确而重要的对外政策。主要内容是抗战与民主合作。那时，中共的对外活动称之为“外事”，在党的文件中称为“半独立外交”，因为它要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并非完全独立。从这段历史表明，中共的外交工作是从统一战线中逐步派生出来的。
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份外交政策文件强调，统一战线的原则一般也适用于外交工作。统一战线的基本方法就是划分“敌、我、友”，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其功效在于壮大自己，孤立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起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同时坚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不过，虽然反美口号喊得特别响亮，但采取行动时却十分慎重，基本是“动口不动手”。从当时的档案和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竭力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中美双方也有些默契，都保持克制。例如，解放军即将进入青岛时，司徒雷登就告诉黄华，美国不会介入。当然，共产党始终有所防范
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一直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时说明：外交工作“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开辟外交阵线，“首先要认清敌友”。这显然是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的延续。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曾提出建立和平统一战线，但效果并不很好，这主要是因为1957年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向“左”倾斜。中苏分裂后，又提出建立“反修统一战线”。
应该说，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易于使人们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或敌或友的划分去认识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和中国重返联合国，预示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这种观念的影响将逐步下降。
（五）从“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战略划分
看点：毛泽东对现实世界作过三次战略划分，前两次划分以国际阶级斗争为理论支撑，最后一次实际以国家综合实力为标准。中共十二大以后不再使用“三个世界”的划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提出世界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随后，毛泽东提出，在“两大阵营”之外，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美苏矛盾主要争夺的是中间地带，美苏虽有矛盾，但不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双方迟早要缓和，但美苏缓和不影响中国进行革命。他曾形象地说，现在是两只老虎打架，一只白老虎，一只红老虎，它们的头在欧洲，尾巴在亚洲。美苏争夺主要在欧洲，我们在亚洲就有机会。这个判断很准确。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苏联对中共的支持都是有限的，这使得国共双方可以凭自己的本领一争高下。
胡乔木说，从“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可以导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边倒”。苏联对中国革命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美国惧怕中国革命，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但援助有限，最后没有采取武装干涉政策，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大陆。1949年，美国在其发布的《白皮书》中表示，不是美国丢掉了中国，而是国民党无能。
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把“中间地带分”为两个。主要原因是中国走上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霸的道路。这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指亚非拉地区，另一个指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这就把“两个阵营”里的“头头”和“随从”分开了。
进入70年代，晚年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与“一条线”战略，主要目的是联合美国、日本和欧洲反对当时最危险的苏联霸权主义。
从“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从形式上看具有一致性，但标准变了。前两个划分都是以国际阶级斗争作为理论支撑，而“三个世界”划分其实是以国家综合实力为依据，将美苏划为一类，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是一类，最后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种内在的变化似乎预示了中国将从以往的斗争哲学转向发展哲学。
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一条线”战略需要做些补充说明。大约在1982年前后，中央决定不再提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胡乔木说，三个世界的划分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问题很多。许多国家都问，你把我划在哪儿？是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与美国或苏联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也都不赞同这个观点。十二大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都不再使用“三个世界”的提法。至于“一条线”战略始终也不很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来保障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而上述战略划分在一定历史时期也都发挥过指导作用。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时，首次公开提出“三个世界”
（六）战争、和平与革命——冷战时代的困惑
看点：如何分析美苏缓和与紧张，如何处理本国建设的需要与支援外国革命，如何看待战争、和平与革命，这是冷战时代新中国外交面对的三道难题。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充满探索和学习，这一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客观形势：新中国经由革命战争建立，处于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中，周边情势多变。另一方面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点：一是基本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和理解国际问题；二是主张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斯大林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新中国基本以现存世界秩序挑战者的姿态行事。具体地说，以下三方面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为直接。
（1）如何看待美苏关系。在两级格局下，美苏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着国际形势是趋于缓和还是趋于紧张。中国领导人对美苏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不仅影响着中国外交，而且影响着中国内政的发展。
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1954年、1955年，周恩来、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说，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建设已被置于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地位。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时提出，国内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当时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主旨一样。然而，党的八大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国际形势骤然紧张。从这时起，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又重提国内阶级斗争。1958年后，赫鲁晓夫谋求美苏缓和，而中国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尖锐对立，对此不赞同。随着此后中苏矛盾加剧，中国领导人提出要警惕美苏合谋主宰世界，“反帝必反修”。国内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
回过头来看，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基本是紧张与缓和轮交替。原因很简单，两极结构下，一方面，美苏需要国际关系有所紧张才能拢住盟友；而另一方面，过于紧张的关系又会疏远盟友。而那时我国的认识是非此既彼，而美苏关系也无法真正实现缓和。
（2）中国外交的任务以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主，还是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为主？两者孰轻孰重，如何权衡？这是新中国外交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二战后亚非拉地区普遍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浪潮，新中国作为已经取得革命胜利和独立的国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如何把握本国建设的需要与支援外国革命的关系却颇费思量。朝鲜战争停战后，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国领导人都反复强调，中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张闻天等人还提出，外交工作除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完整，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和平环境。但是，毛泽东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强调要支援世界革命。
这道难题的最终解决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出现的民族独立浪潮基本结束，和平发展渐成时代主题。
（3）如何看待战争、和平和革命三者的关系。一般谈到国际关系，各国共同关心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但从革命中走出来的一代中国领导人，往往是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
特别是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革命形势。他提出的问题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毛主席经常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多少年，二战后已经过了多少年。他对于爆发新的战争既有担心，又抱有期望。我认为，这与他终其一生都是以革命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大势分不开。相比之下，周恩来更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认为和平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之所系。所以，他在处理外交和国际问题上也更富于建设性。
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新中国第一阶段的外交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或倾向。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既可以看到主要是为国家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强调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观点。关于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既可以看到主张和平共处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坚决同“帝、修、反”斗争的观点。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取向日趋激进，直至70 年代初发生戏剧性的转折。
小结：
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中，革命外交是一个成长阶段和特定时代的产物。总的来看，上述六方面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前三个观念直接与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基本外交政策相联系，更为根本，因而也更稳定、影响更深远。后三个观念与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策略相联系，具体变化更多，也不同程度的带有历史局限。这个阶段，新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是：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率先从美苏冷战格局中脱身，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为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了力量。
下篇预告：
整编：李念、金梦
照片：现场为王鹏提供，其余为网络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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