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高质量发展必须去掉盈利“心魔”

创业创新正成为时代潮流——遍地开花的孵化器就是生动注脚。1987年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武汉诞生，今天我们的孵化器数量已居“世界第一”。如何总结30多年的实践经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创载体理论？以孵化器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载体发展的现状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创新创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湛。他也是新书《现代科技创新载体发展理论与实践》作者之一。

截至去年年底，长三角共有众创空间和孵化器2601家，占全国总数的22%，是我国创业孵化载体最集中的区域。图为上海张江科学城中一景。

【核心观点】科技创新载体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具有经济外部性，体现为公益性。这就要求政府承担起科技创新载体建设的责任，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是广撒胡椒面式的浮光掠影，而应该要有更明确的支持政策和要求，政策资源要向真正的创新科技企业倾斜。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建设有效的科技创新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科技创新载体研究视为创新理论的基础研究也不为过。

长三角是我国创业孵化载体最集中的区域

什么是科技创新载体？李湛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它是培育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和企业家的空间与新型经济组织。”从性质和功能上看，它是制度成本控制器、科技企业生长谷、资源集聚大平台、综合服务集成商、新兴产业发展极、创新创业策源地和人才培养大学校。我们今天说的科学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科技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创客空间、创意工场等等，都是常见的科技创新载体。其中，企业孵化器和科技园区是最典型的代表。

20世纪80年代，面对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潮流，我国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业是创新的“最后一公里”。1987年在中国诞生了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次年，上海第一个孵化器、全国第二个孵化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成立。同年，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北京成立。

李湛介绍说，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达4849家，在孵企业20.6万家，毕业企业当年上市（挂牌）944家，毕业企业当年被兼并和收购723家。至2018年3月，中国总计成立了168个国家高新区，集聚了4.1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39.4%。

另据记者了解，截至去年年底，上海拥有110家创业苗圃、193家孵化器、13家加速器和192家众创空间组成的体系化孵化载体阵营，总体孵化面积达到280多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超过2万家。长三角共有众创空间和孵化器2601家，占全国总数的22%，是我国创业孵化载体最集中的区域。

“孵化器”名目繁多，常常让“门外汉”摸不清头绪。对此，李湛解释说，“就像小学、中学、大学等等教育程度一样，当前针对科技创业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创新载体，比如科技创业苗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等等。”类似校园，孵化器内的企业始终处于“孵化-毕业”的流动当中，以提高孵化器资源的利用效率。他还提到，孵化器的流动机制是其重要特征，国外孵化器无论孵化成功与否，创业企业都得离开孵化器，国内则相对宽松一些。应建立更完善的企业退出机制，使孵化器的宝贵资源服务于更多的企业。

科技创新载体要有盈利能力，但不能“功利”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不过，李湛认为，与科技创新载体发展的实践相比，相关理论研究显得非常滞后。“孵化器和高新区的概念都是舶来品，包括大学科技园，也是在借鉴的基础引进的，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内就有孵化器。但是，国外的情况毕竟和我们不一样，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科技发展的环境也不同，这些都说明单单把国外的模式拿来复制是不行的。”他这样说。

李湛进一步指出，理论研究的滞后也造成了实践上的偏差，如科创载体功能的扭曲、科创载体发展政策的偏移，以及对发展科技创新载体的急功近利、轻视甚至限制等等。这导致有些科创载体以“孵化”之名，行“不孵”之实，不仅阻碍创业企业的发展，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推进的进程。

以孵化器为例，他举了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许多孵化器的运营者和管理部门有这样一个“心魔”，即将盈利能力视为评价孵化器成功与否的标准，甚至还设定税收指标。比如，孵化器的服务对象本应是科创型小企业，但为了实现盈利和达到税收要求，某些孵化器“挂羊头卖狗肉”，着力引入一些大企业，违背了孵化的初衷，也浪费了社会资源。比如，由于大家对“众创空间”应具备的要素和资质缺乏认知，误以为只要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创业，就都可以算“众创空间”，这就难免造成一种鱼目混珠的局面。这些都反映出大家对孵化器的性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都缺乏明确的认识。

创新需要获利，但不能  “功利”。因此，李湛强调，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孵化器和高新技术园区等创新载体，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特征。其服务对象是处于创业期的科技企业，以孵化器内的在孵企业为主，但也包括孵化器外的科技创业企业。此外，一个科技创新载体应具备六大资源要素，分别为空间资源、科技资源、资本资源、政策资源、专家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六者缺一不可。

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应分类支持

2018年，全国孵化器获得的投资总额2525.5亿元，在孵企业当年获得风险投资额630亿元；平均每家在孵企业当年获得风险投资额30.58万元。

资本与技术的结合，缔造了一个个创业神话。但李湛坦言，“从数量上讲，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成为孵化器世界第一大国，但还不是世界强国。”从孵化的成果来看，上市的科技型公司已经有很多，但真正出名的并不多。现在甚至还有这样一种  “怪现象”：一些大企业会否认自己在孵化器中待过的经历，“这也可能是这些企业认为自己并没有在孵化器中得到明显的帮助”。

究其原因，李湛认为，受盈利为导向的影响，过去我们的一些科技创新载体还是停留在追求快的、粗放型的“野蛮生长”阶段，但数量的急剧上升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服务升级，这不仅导致大量的创业企业面临夭折的风险，孵化器行业本身也正在面临重新洗牌。“重点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新一轮的建设要着重打造高质量的科技创新载体。”他这样说。

在他看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是做科技创新载体该做的事情，秉持创新的价值追求，着眼长远长效，精细化地培育有潜力的高科技创新企业，真真切切地发挥它的效用。

李湛强调，科技创新载体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具有经济外部性，体现为公益性。这就要求政府承担起科技创新载体建设的责任，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是广撒胡椒面式的浮光掠影，而应该要有更明确的支持政策和要求，政策资源要向真正的创新科技企业倾斜。

当前，科技创新已逐步从技术维度的单一创新转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集成创新。李湛认为，在这  “四新”中，相比基于现有产业升级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业”能够提供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创新“含金量”要高。且相较之下，“新业态”和“新模式”更容易从市场本身那里获得资源。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应该对“四新”分类支持。

我国创业孵化体系的战略定位在全球独树一帜

不同于国外企业孵化器的发展，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深植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定位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随着“双创”的兴起，众创空间成为源于创新团队、培育初创企业的新型创业孵化器。创业孵化体系成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定位在全球独树一帜。

“但是，目前关于孵化器的理论研究，大多数还是局限在载体本身，即对其经营模式、如何开展工作等具体实践提出指导性意见，并未上升到整个国家创新战略的层面。”李湛这样说。在他看来，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创载体理论，不仅仅是为了在具体的实践中“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它是整个创新创业理论的基石，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

“现在大型的创新企业，最初都是从创业开始。创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它是需要孵化服务的。外卖行业龙头‘饿了么’就是从校园里走出来，在孵化器里得到成长。Facebook也是如此，包括它在内的美国很多创新企业，最初也都在硅谷的孵化器里待过。”他指出，科技创新载体通过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空间场所、机构组织、环境条件、支撑服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创新基础设施的作用。

“这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必须由政府支持和推动，即便是硅谷，现在也在说‘谈创新创业，政府不能无为而治’。而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政府也是重要的主体之一。”据他介绍，在众多国家科技计划中，跟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和发展最为密切的是“火炬计划”。经过30年的实施，火炬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产生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涌现出华为、海尔、联想、用友、方正等一批高科技龙头产业。

因此，李湛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建设有效的科技创新载体。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首先要抓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科技创新载体研究视为创新理论的基础研究也不为过。“我们研究科技创新载体发展理论，不是从载体到载体，而是要凸显它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点上，现在强调得还远远不够。”

作者：杨逸淇  陈瑜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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