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编注札记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王洞 主编 季进 编注

季进（左）与王洞摄于2015年4月台湾“夏志清院士纪念会”上。

2013年10月夏志清（右）与夫人王洞摄于家中

1955年的夏济安（右）、夏志清

夏济安（1916-1965)，评论家。江苏吴县人。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曾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香港新亚书院任教。1950年由香港去台湾任教。1956年与友人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兴盛产生了重大影响。1959年赴美。1965年病逝美国。著有《夏济安选集》《现代英文选评注》《夏济安日记》等。

夏志清（1921-2013），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生于上海浦东。1942年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深造，获英文系硕士、博士学位。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在美国纽约去世。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夏志清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并发掘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从而奠定了其在评论界的地位。

夏志清给夏济安的信

■季进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这对耀眼的双子星座之外，近年来引人瞩目的还有夏氏兄弟——夏济安和夏志清。兄弟俩在海外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成为北美汉学界的一个重要分支。

从1947年底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初夏济安病逝，十八年间，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书信往来达六百多封。他们在信中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生活点滴，欲望心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为我们留下了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极为珍贵的史料。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评论道：“他们信件的内容还原了世纪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断，忠实呈现驳杂的历史面貌。”并称其书信集的整理出版必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件大事。

夏志清晚年有两大愿望，一是整理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2013年已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是整理发表他们兄弟俩的通信。夏志清生前只整理发表了两封与兄长的信，夏志清去世后，由其夫人王洞统筹，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率领其团队整理编注，2015年4月，《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7月，第二卷共一百五十八封信业已整理交稿。全部五卷本书信的整理预计2016年8月底可完成。本报特刊发夏氏兄弟书信集的整理编注者季进教授的文章，细说该书信集的整理过程及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意义，并独家首发该书信集第二卷部分内容。

                                                       ——编者

去年8月中旬，我刚刚办完“第四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就收到王德威邮件，跟我商量夏志清夏济安书信整理的事，希望我能够协助夏师母王洞女士一起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这些信件，可还是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我想能够参与其中，既是夏师母和王德威的莫大信任，也是一种缘份，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尽力做好。

自那以后，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把工作重心转到了书信的整理上。经过紧锣密鼓的工作，终于赶在春节前，交出了第一卷的稿子，共一百二十一封信。今年4月底，在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举办的“夏志清院士纪念会”上，专门举行了《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的首发式，名家云集，反响热烈。

上个月，我们又完成了第二卷，共一百五十八封信。第三卷争取今年秋天交稿。夏氏兄弟1955年以后有不少信越写越长，粗略估计，全部书信大概可以编成五卷，争取明年8月底能完成全部的书信整理。《书信集》的繁体字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简体字版则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北京活字文化分别出版，希望明年底或后年初能出齐全部五卷本的《书信集》。

浩大工程 披沙拣金

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整理和编注书信会如此地耗费时日，完全不是原来想象的把书信录入电脑、再加几个注那么简单。我们书信整理的大概流程是这样的，先由夏师母扫描原件，考订书信日期，排出目录顺序，然后发给我进行整理编注。我组织了一个由研究生组成的团队，负责书信的电脑录入，我对照原稿一字一句地进行复核修改，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整理出初稿。夏师母对初稿进行审阅，并解决少数我也无法解决的难题。在此基础上，再对其中的人名、篇名、电影名、专有名词等加以注释，完成后再提交夏师母审阅补充，从而最终完成整理工作。

书信整理注释的工作量之大，真的超乎想象。夏济安先生的字比较好认，但夏志清先生的中英文字体都比较特别，又写得很小，有的字迹已经模糊或者字迹夹在折迭处，往往很难辨识（现在随着我们对书信字体、内容越来越熟悉，辩识率越来越高，速度大大加快）。有时为了辩识某个字、某个人名、某个英文单词，往往需要耗时耗力，查阅大量的资料，才会豁然开朗。特别是第一卷时，这方面的困难特别大。注释的难度并不亚于整理，为了注出某个人名、某个篇名，有时也不得不上天入地找资料，一天下来，只能完成几个注释，充分感受到了考证的艰辛和乐趣。

比如，夏志清信中讲，台湾官方认定的祭孔官孔德成来美，曾去华盛顿见过蒋夫人，有一次H.H.King还来看他，送他一盒雪茄烟。其中“H.H.King”不知何许人也，遍查不得。于是就去找孔德成的资料，发现他与孔子后裔往来密切，其中有孔子第七十四世孙孔祥熙，这个名字一下子警醒了我，一查，孔祥熙的英文名果然是H.H.Kung，查看手稿，夏志清的手迹果然更像Kung，而非King。还有一封信中，夏志清提到李赋宁来美四年，论文研究“中世纪的Mss”，刚刚有些眉目，还没写完，就不得不匆匆乘船返国，很是为他惋惜。这里的Mss应该是指手稿，可是指什么手稿呢？我先是遍查李赋宁的文集，没有找到他自己关于耶鲁论文的说法，然后再到网上找，偶然发现在一篇访谈录中，李赋宁提到一句，自己以前研究的是中世纪政治抒情诗。于是循此线索，发现Mss，其实这里是特指Harley Manuscripts，是RobertHarley (1661-1724)和EdwardHarley(1689-1741)父子及其家族收藏的大批珍贵的中世纪手稿，现在珍藏于大英博物馆。李赋宁的博士论文ThePolitical Poems inHarleyMs2253，即利用手稿研究用十三世纪英国中西部方言所写的政治抒情诗。为了这个注，我差不多花了一天多的时间！

这类的考证有时还会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夏氏兄弟信中多次提到他父亲的朋友徐祖藩，我查到的资料说徐是江苏吴县人，1946年做过台北交通处港务管理局局长。我记得夏氏兄弟的父亲夏大栋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在航务管理局做秘书，一查，原来就是徐祖藩请他去的，之所以会请他，是因为夏大栋是徐夫人的堂兄，也就是说，徐祖潘应该是夏氏兄弟的堂姑夫。类似这样披沙拣金的曲折和发现，让原本以为单调的书信整理注释，变成一件相当愉悦的工作。当然，我得说明，书信的注释面广量大，十分庞杂，还是有少数地方不能准确出注，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正，将来有机会修订出版时再作完善。

文化富矿 珍贵史料

现在保留下来的夏氏书信，总共有六百多封，时间跨度是从1947年底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初夏济安病逝。这十八年中，夏志清与夏济安之间鱼雁往返，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生活点滴，欲望心事，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为我们留下了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极为珍贵的史料。夏志清晚年有两大愿望，一是整理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这就是前几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是整理发表他们兄弟俩的通信。可惜，因为身体的原因，夏先生生前只整理发表过其中的两封。夏先生逝世后，夏师母承担起了这个重任。承蒙夏师母和王德威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加入到书信整理的工作中，通过书信走进夏氏兄弟的心灵世界，重新认识两位夏先生。王德威邮件里说：“夏氏兄弟原籍苏州，此事由苏州大学教授出面主理，似乎也是难得的因缘。”我很珍惜这份缘分，希望竭尽全力做好这件事。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团队，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有的同学沉浸其中，被夏氏兄弟的故事所感动，迫不及待地等待下一批书信的到来。我们仿佛每天都与夏氏兄弟同呼吸，共悲欢，万千感慨，难以言表。这批书信的意义和价值，王德威在第一卷的《后记》中已经作了精彩的阐述，就我而言，感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略作评说。

一是作为情感史来看。曾经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梳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情感谱系，现在夏氏书信完全可以置于其中加以考察。特别是夏济安的情感史，实在是无比丰富而又令人唏嘘。他喜欢了一个又一个的女生，从董华奇到刘璐到秦佩瑾再到Ruth等等，不断经历着各种情感的跌宕起伏，却一无所获，伤痕累累。夏济安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既自负，又自悲，对感情既有明确的渴望，又隐隐畏惧，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夏济安不断追求女友却又不断失败的经历，似乎也透露出这一代读书人在大时代的巨变中惶惶不安的心理症象。相比而言，早年的夏志清一心向学，无比孤独，一直到遇上Carol，才有了真正的恋爱体验。此外，兄弟二人不断地谈论那些电影明星，沉缅于电影的想象中，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青春欲望的情感投射。这些内容，我们不妨都可以从情感史的角度来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

二是作为学术史来看。从夏志清早期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耶鲁所受到的西方文学的系统训练，他不仅亲炙布鲁克斯、兰色姆、燕卜逊等理论大家，而且系统扎实地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甚至读遍了英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大诗人的文集。以这样的学术训练，阴差阳错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写出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然就不同凡响。因为他的评价标准是西方文学的大经大典，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加以评析的。这些书信，为我们重新讨论夏志清与西方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比如我们都说夏志清深受利维斯的影响，而书信中就能看到，他1949年就读到了《伟大的传统》。我们完全可以把书信中关于小说史写作的相关内容拿来与《小说史》进行比较性的发生学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夏济安最早讨论《蜀山剑侠传》是在第76封信中，由此开始了他对通俗文学的思考，还有他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小说的创作、文学的翻译等等内容，都是研究台湾现代文学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更不用说，书信中还涉及相当多的汉学家和当年学界的情况，甚至还有“学术八卦”。比如《骆驼祥子》英译EvanKing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英文小说《黎明之儿女》（Children of the Black -HairsPeople），结果夏志清无意中发现，其实是完全抄袭改写自赵树理的小说。诸如此类的内容，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史的“历史细节”。

三是作为文化史来看。阅读书信，我们会发现，虽然夏氏兄弟生活于时代大变之际，但是书信中对时局的动荡，却罕见地着墨极少。除了1949年前后夏济安对时局的关切，几乎看不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呈现。到了后期，夏济安才开始较多地涉及社会政治的评论。这很能看出夏氏兄弟的志趣是一如既往的，对生活本身始终充满了热情。他们随时随地、乐此不疲地谈论着关于京剧、文学、电影、女友、穿衣吃饭等话题，坦诚地交换彼此的看法。无论生活如何困顿，兄弟俩都认真地生活，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文学、电影、女友、家庭等等，本身就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这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代读书人最真实的生活常态，最感人的人性情怀。现在重读这些书信，会发现这些无意中保留下来的日常生活的写真，其实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生活的质地，是真正的生活本质，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当然，其中也有日常生活的政治。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看到大时代的印记，看到时代对个人命运的掌控。《书信集》与现在流行的重返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倒有一种对话的可能性。书信中大量涉及欧美电影，影视明星，几乎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西方电影拍摄、上映、传播的基本面貌，成为研究影视文化的重要例证。而关于MissRheingold啤酒小姐、MardiGras节日等内容的记载，还有各种刊物、图书的信息，也为我们打开了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扇又一扇的窗口，甚至书信中的穿衣吃饭，服装品牌，生活用品，都真实记载了那一代人的生活常态，完全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加以梳理。

四是作为个人史来看。我们早就习惯了从大历史中了解历史，熟悉了革命、启蒙等现代性话语。可是，即使是在“史诗”的时代，总是会有有心人反其道而行，大历史背后总是有着无数的个人史，构成了大历史的丰富肌理。在夏氏兄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大历史之外，作为一介文人，他们如何凭借个体的努力，书写了个人的小历史，不断对话现实，增延历史。夏氏兄弟从小家庭的熏陶教育，还有西方人文主义的训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投笔从戎，真正投身到改造时代的潮流之中。他们更相信文学的力量，人文的力量，更愿意远离大潮，做一个边缘人、普通人。1949年以后，他们最初以为很快就能重新回到上海，回到父母的身边，但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是回不去了。从此，兄弟俩一个在美国，一个台北，开始了各自离散飘泊的人生。一个在台北，为台湾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一个在美国，开创了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传统，书写了各自丰富精彩的人生。对于时代来说，这是离散的个人史，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也是有情的个人史，呈现了1949年大江大海之后，知识分子不同选择的另一幅历史场景。

总之，《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生动记录了历史时空中兄弟俩的日常生活，它是一部离散之书，温暖之书，有情之书，让我们感动，令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