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打开《天问》之门的一把新钥匙

《<天问>解读》

乐国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施伟达

一位刚过花甲之年的理工男，忽生奇想，信心满满地闯入不无神秘色彩的《楚辞》天地，做起了对《天问》的解读和辨析，并为读者奉献了一部近十八万字的心得之书，且文笔清丽简洁，哲思别具。更让人惊诧的是，作者还挪借了诸多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给呆板乏味的诗词注释带来了一股新风。

《天问》是屈原除《离骚》之外的又一首重要长诗。屈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高官”，而是一位官场上的另类，极为难得的饱学之士。他不仅对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历史传说稔熟于胸，而且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自有一套经世治平之理。更为不易的是，他拥有的天文、地理知识也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据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介绍，屈原遭放逐之后，忧心愁惨，彷徨于山泽之间。一天他走进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王、怪物等故事，于是欣然命笔，题辞写就此篇。问及天、地、人事，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的看法，全诗共三百七十四句。说是“天问”，其实是在“问天”。王逸解释说，这是因为“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原本不过是屈原用以排解心头的愤懑，舒泻胸中的愁思，谁料竟成传世之作，真是“愤怒出诗人”。

自《天问》传世以来，注家蜂起，就是近现代，也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深入地研析，有的还试图将其通俗化，为青年学子们打开通往《天问》的便捷之门。然而这些解析，多还是局限于文史的圈子内，受专业的局限，都在文史层面上游走，对作品中涉及的天文、地理等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只能蜻蜓点水，语焉不详。

乐国培则不然，他做《天问》的文章，没有沿袭以往专家、学者们的老路子，这可能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乐先生与诸多同龄人一样下过乡、种过田、砍过柴、修过桥、筑过路，还开过拖拉机。有所不同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工余饭后，青灯下他读完了程允升的《幼学琼林》，清代二吴编选的《古文观止》，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范文澜的《中国史简编》，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后来他有幸进入高等学府，学的是数学专业，课余却“不务正业”而沉湎于王力的《诗词格律》、黑格尔的《小逻辑》等。毕业后进入中国工程研究院，干的依然是理工行当，且屡出成果，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五次荣获国家科研成果三等奖。

横跨文理两界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人生历练，有助于他以新的视角，对《天问》进行不落俗套的解析。他将原三百七十四句、每两句合为一条共一百八十七条的《天问》，每条都按不同的知识属性，分列成天文自然现象、地理现象、神奇传说以及历史事件四大部分，然后逐条作答解析，并全部采用四句四言，摹仿《天问》原文的古典行文方式，对屈原的提问进行回答，以使读者对问题有概括性的认识；“解”则全部采用现代白话文的形式，对各个问题进行深入阐释。

作者认为，不知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是作者在创作时的其他原因，在《天问》原文中，对有些事件的提问顺序，出现了很多次序上的穿插。有些是历史人物前后顺序的穿插，有些是天文现象和地理现象的穿插。所以在解读时他调整了部分原文的顺序安排，以便进行连贯而系统的阐释。

在对自然现象和地理现象的解读中，作者依仗其深厚的理工科专业背景，吸纳了很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对一些传统说法进行认真的辨析，比较以往文史学者们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譬如他就《天问》引申出的宇宙本体论问题，强调非均匀场势态、不对称不守恒，就表现出他颇具个性和思辨的一面。

而在对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的解读中，其文则主要通过对现有的记载和传说的分析，在合乎逻辑的情况下顺势而答，并不注重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虽然如此，却又能特别注意出土文献与传世记载的异同，并且在二者产生异议的方面，倾向于采用信赖前者的态度。譬如他尤其重视《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份西晋初年出土的文献，对于离其年代较近的西周和东周历史来说，具有较高的记载可信度。这种对资料的看法与选择上的功夫，不得不说，正体现了其作为一个理工科学人的科学理念和信仰。

因而，笔者认为，让更多的理工科学者，带着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及其思维方法，介入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领域，似乎是颇值得提倡的，以其不但有意思，而且有意义、有价值之故。

乐国培的《<天问>解读》，称得上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诠释和解读的成功尝试，是打开《天问》之门的一把难得的新钥匙。《庄酒·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屈原的《天问》，正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所包孕着的天地之大美、深美；而乐先生此著的问世，虽不能妄说是自视为圣人，但向圣人之道法看齐，心向往之，慕而从之，则是在仿佛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