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文学研究的“化之境”

《石斋语痕》

吴福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尹诗

“能把艺术从云端拉下，拉到能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来”，这是我援引吴福辉评论丰子恺创作的原话，借此来形容他本人的写作风格也是不为过的。这有些像张爱玲，既能将中国普通旗袍穿得有滋有味，又能大胆设计出夸张式样的摩登服饰。毕竟都是上海人。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在中国城市文学、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具有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而能将高深的学术写得易懂好读，学者里也不多见。简捷一点说他：广博平易兼有之。于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吴福辉文学研究的“化之境”。

《石斋语痕》全书文章大多为五六千字，涉及的文学问题貌似独立、细小、零碎，但这些文学史的碎片却是与未来文学史叙述的大厦相关联的，是为它们准备的一砖一瓦。比如丁玲的“检讨”残稿《关于<在医院中>》是能进一步阐释延安文学的，公布后未得到重视，作者就指出其与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关系，尤其是其中显露出的丁玲骨子里顽强坚守“五四”的“个人”和“启蒙”立场的女性特点。这些闪烁着现代文学经久律动和生机的文字，使你不得不佩服作者精准的艺术眼光和广阔的历史视野，并由此悟出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途径。《叶圣陶谈<家>的典型性和成书过程》一文，诠释了《家》从险被“腰斩”到成为“中国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第一畅销小说”的遭遇细节，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论证了两种现代读者面向文学的不同情境。进步青年是与逐日浏览报章小说的市民大众读者迥然不同的一群，正是前者这一持久有特色的读者群体，深刻地参与了《家》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的形成过程。而作者从细节出发对文学问题的展开和深化，常常是将理性的方式，贯穿在细致热切的考察和描述之中的。例如，作者并不因茅盾文学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对茅盾“写实主义”历史功绩的基本看法，并引申出一个重要观点：人们不能用当下的“流行观”来看待文学以往的现象，实际的历史往往是下一个浪潮汹涌打来的时候，即是之前一切浪潮沉潜的一刻，沉潜并非消失。对于历史的同情和理解，渗入到吴福辉的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已成为他的学术自觉。而作者辑录文学史的碎片，使零星材料得以升华，并融合在文学“变动”的历史长河之中，自然会呈现出文学现象本身的繁复性，甚至会涉及到一些有争议的命题，让部分约定俗成的结论和其中蕴含的感情都重新问题化了。这也是与作者倡导合力型的、消解主流型的文学史观互相契合的。

文学既然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想象，每个人创造性地阅读作品的前后会带入个性化的认识当然在情理之中。吴福辉擅长用自我的生活体验来化解、直抵文学的堂奥，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文学研究中的灵感顿悟有时即来自于某种经验阅历的因缘际会。如使作者建立起学术名声的海派文学研究便是如此。《石斋语痕》里吴福辉从与施蛰存的一封通信，从两人共同具有的上海生活经验里，察觉到施蛰存对于“新感觉派”作家的有限认同，并由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作家与其他“新感觉派”的区别，注意到了海派作家之间的分野，或者说反向思考了海派与京派、海派与左翼拉扯不断的联系。而如何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阅读体验中受益，使得对于京派文学的思考变得丰富而复杂，在《费孝通的社会学与我的文学研究》一文中有详细论述：“乡土中国”的性质是在乡土走向崩溃的背景下来加以强调的，如此才对认识京派文学的立场提供了支持；吴福辉自己的先南后北的城乡经历，正好有利于理解这个中国式过程。与乡土中国的紧密联系，就是每日催生着中国人对离异的乡土的思念、回忆和在都会中重新整合文化的动力。作者在与他的研究对象沙汀的访谈对话之间，不仅促成了《沙汀传》这本诗化体传记的诞生，并因曾听跟着贺龙到冀中根据地的沙汀说过，很吃惊于华北的农民有观看露天剧场、广场话剧的喜好，联想到这与熊佛西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农民戏剧实验”有关；而且这些“实验”是与其后的部队文工团演出、秧歌剧、新歌剧演出等相连的，都是戏剧大众化的余脉；甚至还可以由此探讨延安文学、华北解放区文坛和平津文坛的关系这样一些新的课题。诸如此类看似无意闲聊般的文学史的发现、发掘，其实都建构在作者对研究对象深刻感悟的基石之上，甚至有时是顿悟。他对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的某种“悟”性，便包括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京沪两地生活体验（现代文学的两大中心）之于他本人的特殊意义。此外，我更感念于作者半个世纪以来对文学的呵护与守望：用“心”去“化”文学，终究能够深入文心和人心——这才是吴福辉文学研究的秘诀。如同留下生命印痕的上海记忆，充满了东余杭路的石库门生活画面，弥漫着“爱文义路弄堂玩滚铜板、弹玻璃球、看人跳格子的情景”，当然也少不了亭子间上面的晒台“撑满的万国旗一样的晒衣竿子”。普通人的生命感受，是他的文学研究取之不竭的源泉。而身为北大人，感念恩师王瑶先生的情怀都镌刻在了《怀想王瑶先生》一文里面。那是沉浸在烟熏里的“亲听音旨”，“睿智的话语出自先生哈哧哈哧的笑声中，你会觉得他真是将冷与热、孤傲与通达，系于一身了”。这也是文心、人心的双重体验。

吴福辉的文章自有成一家风范的写作格调。《石斋语痕》实现了学术史料和散文随笔的“嫁接”，其内在的散文气质凸显出与一般论文写作方式异趣的特征。这不仅来自于行文运笔的感情熔铸，还有谋篇布局的摇曳多姿，遣词造句的部分口语化等等，使他的文章溢出了“纯学术”范畴的束缚。而贯穿其散文中的独特意蕴和原创性内涵，是吴福辉学术思想理路的不懈追求。在学术的项目化大行其道的今天，每年能生产几十万种以上的论文和千百种文学史教材及辅导材料的形势下，《石斋语痕》无疑更能吸引圈内圈外读者的聚焦。它当然可以作为崭新的未来文学史“林中的响箭”（鲁迅评白莽诗作），也可因独具个人气质的文字而得讲学问、喜散文的读者的爱好。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是每个学者追求的境界。在前辈著述的引领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学术精进与精神世界高度融合的无限风采，领略到那个艺术、技艺的“化之境界”，也不免照出我们今日时代促狭和功利的一面。谁又能说，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历史性相遇，他们的感同身受、驻足留恋、借题发挥，不是一种心灵的富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