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济录》中发现“自由人”

柳田关于临济和《临济录》的研究，已出版的专著有《临济ノート》（春秋社，1971年），注释和解说类以及现代日语译注类有《训注临济录》（其中堂，1961年）、《临济录》（佛典讲座30，大藏出版社，1986年）、《無の探求 中国禅》（佛教の思想7，与梅原猛合著，角川书店，1969年）、《禅语录》（世界の名著18，中央公论社，1978年）、《临济录》（中央クラシックス，中央公论社，2004年）等。柳田在一篇关于《临济录》的“解题”中曾叙述他对《临济录》一书的感想说：《临济录》这本书，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座右铭式的书籍，因为有了这本书，他终于渐渐地从战后二十余年的荒凉沙漠中走了过来；“临济是我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等(《临济录》,佛典讲座30，东京：大藏出版社，1986年，第9页)。临济和《临济录》对于柳田来说，已不仅仅是学术兴趣和宗派信仰层面的问题，而且是他个人人生观的问题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田强调应该把临济义玄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返回到临济所生活的时代场景中去把握临济的“原思想”。他认为，后世的人们对临济的思想有一种“极端的理想化”或者“神格化”，而他自己的工作便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化了的东西。在柳田看来，从宏观的人文历史视野审视，临济的禅学是无限自由的，有着独自的个性和高度；比起作为临济禅的祖师，不如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更为彻底，临济才是最为大声疾呼人的价值的人物。因此，柳田强调指出，阅读《临济录》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即不能把它作为临济宗的圣典，而是把它看作一位“宗教人的言行录”去阅读。柳田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这本书中“倾听到亲身经历唐末严酷历史的一位自由人的呼喊”。柳田把这种“自由人的呼喊”称为“绝对无条件的人的价值”，而《临济录》就是高扬这种价值的语录；《临济录》之所以被称为“语录之王”，其理由也许就在这里。            

关于临济义玄禅学的特色，柳田这样概括说，临济禅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在野的自由人的佛教，一个彻头彻尾的赤裸裸的宗教；临济说过“无依道人”、“无位真人”，这就是指的自由人。柳田对《临济录》中的用词出现的频度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不”“无”“总不”“皆无”这些否定词最多，而“人”是继这些否定词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有196次之多。柳田指出，“人”在汉语里具有一般意义，也有经过历史的演变而形成不同的含义；在佛教指众生，在西欧指人文主义等。然而，在《临济录》中，则是一个带有特殊问题的词语。柳田列举三个用例进行论述。第一例是“是你即今目前听法底人”，第二例是“即今识取听法底人”，第三例是“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底人”。柳田认为，这几处出现的所谓 “听法底人”，实际上就是指“眼前每一个人当下都是佛，都是祖，都是绝对的理想人格”。             

柳田还指出，临济的这种“人”思想的独自性，还表现在“祖佛”一词上。柳田认为，一般使用较多的是“佛祖”“佛”“祖师”，而“祖佛”一词并不多见，这很可能是由临济新造的词语，意思就是指当下眼前听法的每个弟子，除此之外，更无二人，临济又称其为“活祖”。而更为鲜明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柳田认为是所谓“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的说法。“无位真人”，就是指临济说法的对象，因此，他既不是一种内在的原理性的存在（法性），也不是一种什么理想的可能性的存在（佛性）——“不是别的，就是现在听临济说法的人”。             

基于这样的理解，一方面，柳田批判之前日本出版的某些关于《临济录》解释和讲义等书籍的读法不够准确，比如把“你面前”读作“你的面前”等，认为它们未能理解临济的真意。另一方面，柳田不满于通行的《临济录》的内容，认为它不够“真实”，未能“真实地”反映临济义玄的思想，因此，需要寻找一个他认为最能反映临济义玄“人”思想的《临济录》的版本。柳田表白他的心情，指出，一直以来希望能够接触到生活在唐末的临济义玄其人的气息，倾听他鲜活的声音，而最大的兴趣，在于了解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临济义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柳田认为，必须弄清《临济录》版本的成立情况。             

关于《临济录》的成立情况，一般以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福州鼓山圆觉宗演重开的本子视为“祖本”。也就是说，现在通行的《临济录》是在临济义玄离世二百五十年之后成立的著作。在这二百五十年间，其流传情况到底如何呢？既然是“重开”，说明在此之前曾有过一种本子的存在。它是单行本？还是收入丛书之中的本子呢？柳田经过考察推测说，宣和本经过了宋代人的修正，卷首的马防的序以及本文的编辑，反映了宋代人的问题兴趣。同时，通过比较《四家语录》和《天圣广录》卷十、十一所收临济语录，认为宗演“重开”时的底本应该是《四家语录》（最初的编辑为北宋初期）所收本，而《天圣广录》临济章的底本也应该是《四家语录》。也就是说，《天圣广灯录》的本文，其实可以认为就是北宋《四家语录》所收的《临济录》。非常幸运的是，宋版《天圣广灯录》保存在京都知恩院收藏的开元寺版大藏经之中，而柳田本人亲自对它进行了考察。这样一来，经过多年来寻找的“接近临济义玄其人的鲜活的声音”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了。            

柳田通过对宗演重开的《临济录》与《四家语录》的比较考察，发现重开本在本文中新加了八段文字，而且在排列顺序上也相异。但内容完全一致，中间较长的示众部分，在文章和排列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柳田认为，这新加的八段文字，是宗演在宋初的《四家语录》的基础上，做了排列上的变动，新加了八段，这无疑是宗演的创意，“反映了宋代临济禅的兴趣”。那么，宋代临济禅的兴趣在哪里呢？柳田认为在于一种格式化：“也就是说，一直以一种出奇地落落大方的方式、自由地生活的临济的语言，在所谓宋朝禅的体制内被重新解读了。”因此，柳田指出，宗演重开的《临济录》虽然成功了，但“重开”是一种“改编”，而“改编”，是一种“体制化”，它带有浓厚的“宋代禅的臭味”。而且，柳田认为，这种情况对之后影响深远，或者进行“特色化”，或者进行“格式化”，或者进行“定型化”等。比如智昭在《人天眼目》中，将《四家语录》中不太被人注意的“三玄三要”“三句”“四喝”“四宾主”“四料简”等部分，视为临济的“家风”，予以“特色化”；圆悟在《碧岩录》中，对于涉及临济的部分方面，也极其“格式化”；至于南宋末期的《无门关》，虽然没有关于临济的文字，但第一则关于赵州无字公案的评唱，就出现了“杀佛杀祖”的句子。柳田认为，这些都是“颇为概念化”的举动。总之，柳田认为，宗演之后，“《临济录》逐渐作为古典而得到人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被束之高阁，只有一些被选择出来的定型化的句子，成为脍炙人口的结果了”。             

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柳田同时还把临济义玄与《临济录》所载的普化的“疯狂”相提并论，说如果说普化是“疯狂”，那么临济可以说是“疯癫”；“疯癫”一词，其实就是为临济所准备的；“疯癫临济”，比起作为临济禅之祖的内涵还要广大。柳田指出，《临济录》的魅力除了在于临济义玄的自由、豪迈、开放的赤裸裸的“人”思想外，还在于该书关于普化的“疯狂”的叙事；用柳田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省去了普化的“疯狂”的叙事，《临济录》的独自魅力将会减掉一大半。在柳田看来，普化其实就是临济义玄所主张的自由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者，是临济禅的典型，或者可以说，临济千言万语的教说，可以与普化轻快的一脚相等值。因此，柳田认为，《临济录》所叙述的普化与临济，实质上具有密切关系，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尽管关于普化的记载也存在着问题，不同文献之间出现的记载之不同，无疑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某种意图。             

总之，柳田对临济义玄如此情有独钟，把临济义玄与有着戏剧性色彩人物的普化相提并论，是因为在柳田看来，临济义玄赤裸裸的“人”思想和普化的“疯狂”叙事，其实反映了一种禅思想的“原型”。柳田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 《禅思想——その原型をあらう》（中央公论社，1975年）一书中窥其一斑。该书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从章名“髑髅の章”“镜の章”“轮回の章”“疯癫の章”这些文字，我们不难了解，柳田对于“禅思想”的理解，有他自己的特色。在该书“疯癫の章”中，柳田着重论述了作为“疯癫的临济”和作为“疯狂的普化”的形象，认为他们“破格”的言行，其实就是禅思想“原型”的一种赤裸裸的表达。“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临济和普化的形象，用柳田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去体制化”的“人”——“无位真人”、“无依道人”。柳田通过对临济的“寻梦”，找到了禅思想 “原型”的存在。因此，柳田关于临济以及《临济录》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说其实就是为了寻找禅思想“原型”的一次思想历程；柳田的临济叙事，有他本人独自的问题意识。

作者：刘迪
编辑：何燕生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