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式本：来自帝王的关心

京式本以北京地区为核心，继承延续了明代前期一百多年以来的版本风格。除了福建地区主要为建式本的范围，在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京式本和苏式本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苏式本的逐步发展，京式本逐步收缩。但在京式本的核心地区北京和许多刻书业不太发达的偏远地区，京式本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京式本版本风格的主要特征是字体为自然书写体，笔画自然流利，大致属于赵体面目中的馆阁体一系。版式方面以粗黑口、四周双边较多，也有少量白口、四周单边或左右双边者。最典型的京式本是内府本，如嘉靖三年司礼监刻本《文献通考》。             

除了内府本，京式本还包括大量的科举录和藩府刻本，这些都与帝王有密切关系。皇帝的好尚、审美标准，对书籍的最终面貌起到了导向性作用。而皇帝在书籍方面审美标准的具体代表就是内府本，内府本是皇帝或皇家的“私家刻本”，代表的是皇家标准和皇家气派。因此，一切跟皇帝关系密切的书籍，都以内府本为标准。除内府本之外，北京的刻书大量为中央机构所刻，礼部的登科录、会试录，兵部的武举录，钦天监的大统历，无不趋向这种风格。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北京少量的私刻、坊刻也都成为京式本风格的追随者。全国各省的乡试录，因为要进呈御览，礼部对其编纂、刊刻作了种种具体规定，所以其版本风格自然也都模仿会试录、登科录，奉行北京标准。藩王们本身是皇家的成员，从小长在宫中，其审美标准自然奉行皇家标准。这类版本不乏精品，如嘉靖刻本《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嘉靖十一年宁藩建安王朱觐鍊刻本。             

关于乡试录的大小规格及其字体，明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部志稿》有明确规定：“凡各省奏到试录，长短难以进呈御览，本部毎遇乡试之年，通行天下，遵照本部降式：黄绫殻二本，红绫殻四本，长一尺二寸，阔六寸七分。”“小录文字务将文理平正者录出，……其书写刊刻要字画真楷。”“小录”指的是乡试录，用“小”是与登科录、会试录相比而言的。这里的“字画真楷”主要强调的应该是文字要认真端正，不可潦草，不一定严格限定了必须用某一种具体的字体，但是这个规定表明，礼部对这方面是非常关注的，而且有一定的要求。那么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还是要考虑皇帝的喜好。《礼部志稿》还规定：“小录书板照本部会试录式样，不许仍开掌行科举文字吏及誊录对读生员姓名。”这里规定的虽然是内容方面的格式，但在整个版式字体等形式方面，也会促使乡试录向会试录的版刻风格靠拢。             

皇帝对科举录的关注还可以从一件事中看出，即嘉靖十六年应天府乡试录事件。这科乡试录因为格式上的考官填名问题和内容上妄议问题，一大批参与乡试的官员受到严厉处分。《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六年九月记载：“癸卯，应天府进呈乡试录，考官批语失填名，下礼部参看，谓事属不敬，考试提调同考试监试等官皆当提问。议上，上谓，试录进呈，考官既不填名，策题又以国家祀戎大事为问，所对语多讥讪，……所取生儒不许会试，……谪汝璧为福建市舶提举司副提举、衢为广东南雄府通判。”两位主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从最清贵的翰詹官被贬斥为基层地方官，所有已录取的举人全部不许参加会试，惩罚不可谓不重。皇帝对乡试录的这种密切关注也会使主持刊刻乡试录的官员在乡试录的版本风格方面更加迎合皇帝喜好。             京式本与皇帝关系密切，从而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意味。这种政治意味使京式本在国内以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延续下去：从地域上看，京式本在北京延续下去；从类别看，京式本在科举录、藩府本以及一切与皇帝密切相关的书籍中延续下去。另外，京式本在国际上延续了更长的时间——朝鲜刻本采用这种风格一直到明代结束。

作者：李开升

编辑：刘迪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