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本：当时文人心中书籍的最高标准

苏式本起源于弘治年间的苏州，正德年间传播到常州、镇江、松江等邻府，至嘉靖间发展至各个重要刻书地区，影响遍及全国。苏式本的主要版本特征是字体方整，笔画平直，版式多为白口、左右双边。如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辞集注》。             

关于苏式本出现的原因，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与明中期的所谓文学复古运动有关。这一时期，文人需要多读古书，遂翻刻古书，所选底本多为刊刻精良的宋浙本，于是字体、版式等版本风格也受到底本影响。不过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有个问题，若只是出于阅读古书的需要，翻刻时只需翻刻宋本的相关内容即可，并不须专门模仿宋本的形式。探究新的苏式本风格出现的原因，只能从宋本的形式，即版本风格的角度入手。             

明代中叶，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宋本鉴藏之风，文人之间交流藏书，品题宋本，成为文人生活、文人雅趣的一部分。这个文人群体自沈周、沈云鸿父子起，包括吴宽，王鏊、王延喆父子，都穆，文征明，黄省曾、黄鲁曾、黄贯曾兄弟，袁袠、袁褧兄弟，皇甫录、皇甫冲、皇甫汸父子兄弟等人。以都穆为例，他和明中期许多重要书籍的翻刻有密切关系，其《南濠居士文跋》收录了多篇为其友朋刻书所撰之序，也有赏鉴宋本之跋。如其赏鉴王献臣所藏岳飞之孙岳珂旧藏宋本《国语》：“近御史王君敬止得之（《国语》），出以相示。观其刻画端正，楮墨精美，真古书也。余尝访御史君，每一披诵，则心目为之开明。”并因此而有所感慨：“古书自《五经》而外，若《左氏传》《战国策》等以及是书，皆学者所当究心。而往往夺于举子之业，好古之士虽未尝无，而坊肆所市，率皆时文小说，求如此本，岂可得哉！”宋刻《国语》版刻特别精美，使都穆产生了学者应读此书的感慨。这充分说明了宋本外在形式（版刻风格）的魔力，也表明了明中期文人对宋本的推崇。这部《国语》，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著录云：“当是南宋时严州覆刻……字画方劲，与北宋椠无异。”与都穆所云“刻画端正”一致，此书应该是典型的宋浙本。此后未见书目著录，今未见传世。             

诸家所藏宋本今存世者，如文征明、文彭、黄丕烈、刘承干递藏之《汉丞相诸葛武侯传》，文征明、华夏、项元汴、季振宜、潘祖荫递藏之《东观余论》，今藏上海图书馆；文征明、项元汴、徐乾学递藏之《陆士龙文集》，华夏、海源阁递藏丰坊跋之《宝晋山林集拾遗》，今藏国家图书馆。             

苏式本翻刻宋本以《昌黎先生集》最为典型。此书之宋廖氏世綵堂刻本被赵万里誉为“无上神品”，明嘉靖间徐封东雅堂翻刻之，惟妙惟肖，前人称为“下真迹一等”，良有以也。             

苏州文人对宋本的鉴藏带动了全社会收藏宋本的风气，而有收藏就有作伪，作伪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用翻刻宋本冒充宋本。高濂《遵生八笺》论及宋本的鉴藏方法：“（宋本）纸坚刻软，字画入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书中还有对伪造宋本的生动描述：“近日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瞽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苏式本对宋刻本版本风格的模仿，正是这种鉴藏风气的产物。             

在宋本鉴藏风气的影响之下，文人刻书趣味很自然地向苏式本靠拢。有条件的文人、官员会想方设法刊刻苏式本风格的书籍。比如孔天胤嘉靖年间担任浙江提学副使，刊刻《资治通鉴》《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等书，为了达到苏式本这种仿宋的效果，特地从苏州招募工匠，包括写工沈恒、周慈、吴应龙、章仕、何伦、徐冕等和刻工袁电、李潮、章儒、章松、陆宗华、夏文祥等。孔天胤的朋友江晓在为其刻书所作序中很直白地说：“以书镂则鸠诸吴，俾精类宋籍。”当时不仅孔天胤如此，士大夫中有这种文人雅趣者不在少数，可以说形成了一种风气。如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福建巡按御史吉澄刻《五经集注》《四书集注》等书；嘉靖四十三年山东布政司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主持者为山东巡按御史高应芳、山东左布政使李豸和右布政使李磐等人。             

苏式本，或者说苏式本所模仿的宋本，是当时文人心目中书籍的最高标准，文人之书多希望按此标准出版，但这对经济条件不足的文人来说大概是一种奢望。朱存理家境贫寒，以众筹买驴而闻名。实际上他不仅买驴需要众筹，甚至出版诗集时也曾希望通过众筹的方式来完成。既然是众筹，对书籍刊刻就不敢有、不敢提太高的要求，故其《楼居杂著》云：“刻梓不消学宋板之精，鉴藻岂觊拟唐风之盛。”意即，书籍形式不要求达到宋本之精，诗内容不奢望跟唐诗比拟。

作者：李开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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