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访美之际，情报显示：台湾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小平

▲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访美，与卡特总统站在阳台上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西方世界最后一个和我国建交的国家。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八天的正式访问。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开端。

我当时在公安部工作，奉命作为访美先遣组的负责人，先期赴美进行安排；随后又以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的身份随邓访问了美国。至今那紧张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人们不太明白，在庄严隆重的外交活动和热烈友好的欢呼声里，掩盖着另一种复杂的斗争：中国台湾和美国一小撮反华反共势力公开挑衅，秘密进行暗害活动；中美双方安全警卫人员则为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访问的成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和艰辛的努力。这是一场紧张和尖锐的斗争。

访问前传来的警报

邓小平访美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功的访问。美国政府出于国际国内的需要，以及中美建交后在美国国内出现的对中国友好的新热潮，访问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受到了相当于国家元首的礼遇。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重重的打击，对于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这方面反应之快出乎意料。中美《联合公报》公布后的数日内警报就不断传来。据我有关方面的信息：

——台湾一高级特务声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

——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

——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

——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炎黄同胞寄信给在大陆的亲友，要求及时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个盲动的美国极端分子组织，此次有计划乘邓访美时威胁我们副总理的安全”，希望中国政府“能确切地把握及安排，以确保我们邓副总理的安全……”这封至诚的来信于1月20日即邓小平访美前八天由国务院办公室转移到了我的手里。

关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一开始就给以极大关注。党心民心都关注着他这次的美国之行，希望访问成功，安全归来。警报的陆续传来，凡是知情的党内高级干部更是忧虑不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耿飙、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念龙、章文晋、伍修权、孔原、朱穆之、罗青长、凌云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干部等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台湾特务机关的暗害活动，我们是领教过的，有过多次挫败它的成功经验，也有过惨痛的血的教训。1955年万隆会议时，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航机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们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场地工人安放的定时炸弹，企图杀害赴会的周恩来总理。幸亏周总理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但参加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和去万隆采访的新闻记者却不幸遇难，损失惨重。1964年，台湾特务机关又阴谋乘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制造爆炸事件，谋杀刘少奇和西哈努克。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双方合作下，人证俱获，事先击破了敌人图谋。现在警报又来了。“收买枪手”！应当作何估计呢？一种可能是故意放风恐吓；另一种是确有谋划和行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必须立足于第二种可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这是当时的决断。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据当时了解，美国2亿人口，民间就有1.5亿支枪，每2分钟要响一枪，每24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美国暗杀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怵目惊心，历届总统中就有：林肯、加菲尔、麦金莱、肯尼迪等四人遇刺身亡；有杰克逊、T．罗斯福、F．D．罗斯福、杜鲁门和福特等五人遇刺幸免于难。我们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人们的焦虑和不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常委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先遣组赴美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长黄华将常委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璧，而由凌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组的组成人员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和专员唐龙彬，新闻司专员姚伟，中央警卫局处长滕和松，连我六人。中央电视台也派出陈汉元等三人与先遣组一同去美为摄制和播送电视节目作安排，到美后单独活动。

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设想，要点是：一，根据邓副总理的指示，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二．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三．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组一行离开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先遣组受到我驻美联络处柴泽民主任等的热情接待。当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馆党委和先遣组一起开会，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确保小平同志安全访问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关情况。

据我驻美联络处的了解，在华盛顿和其他将去访问的城市，蒋帮和“台独”组织的“游行示威”已经具体化了。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服务处已发给蒋帮和“台独”组织许可证，许可自1月29日10时至1 8时在拉斐特公园和我联络处前“游行示威”。蒋帮扬言参加的将有两万人，估计可能有三四千人，看来势在必行。另有消息说，蒋帮已拨发经费，收买流氓打手；不少蒋帮分子纷纷“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矶和西雅图，都是小平同志和方毅副总理将要访问的地方）纠集队伍；旅美亲蒋组织在纽约还成立了“联合支援中华民国行动委员会”。各派“台独”组织也在纷纷扰扰进行活动。

1月13日至17日先遣组与美方共同工作了五天。在华盛顿三天，一天是会谈，两天是现场考察。然后去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和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17日晚返回华盛顿，18日就离美经东京回国了。

先遣组与美方的会谈是在白宫举行的。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我们态度诚恳，表示信赖美方，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美方反应很明确。泰勒表示感谢中方对美方的信任，美方将对邓副总理这次访美的安全完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副总理的安全， 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来共同完成。

美方证实：台湾方面的人将于1月29日在华盛顿搞“游行示威”活动。泰勒说限于美国法律，他们无法制止，就连总统也不能制止。即使在白宫外面，只要不往里面冲，也无法干涉制止，但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不能接近邓副总理，是可以做到的。泰勒说，根据美国的规定，游行队伍只能在距国宾馆五百英尺以外的地方进行，到时你们可能会听到和望到，他不认为这会发生安全问题。我对泰勒说，“游行示威”是对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挑衅，但我相信美国朋友会负责处理好安全问题。我强调说，中国有一句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都是干的这个工作，都知道有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安全的事情，我想提醒美国朋友注意到这一点。

在会谈中，泰勒问我：代表团有多少安全人员？我告诉他：除我以外共七人，其中包括方毅副总理的一名警卫。这样少的安全人员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于想像的。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来中国访问，见之于名单的安全人员总有百数十人。事有凑巧，1月16日晚先遣组与美方人员同机由亚特兰大飞往休斯敦，我在机上得到一份当天的《亚特兰大日报》，载有一篇记者安妮·拜恩写的《卡特及其一家在“金尼与加比”餐厅》的文章，描写卡特一家在这个餐厅一顿意大利式午餐的现场警卫情况。文章引述饭馆经理的话说：“饭馆大概有五十个特工人员。他们在房顶上，街上，街对面的房顶上，甚至在厕所里。"“还有大批的食物和药品局人员和警官们……”还说到一些很具体的警卫措施。我把报纸送给泰勒看，问他事实是否这样？他看了文章说，基本上就是这样，是事实。我们与美国的安全警卫工作，差别是很大的。

会谈后，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两天的现场考察，到了白宫、国会、国务院、国宾馆，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等将列入访问计划的场所，双方就礼宾安排和现场的安全警卫部署进行具体协商，拟定方案。16日在亚特兰大，17日在休斯敦进行了同样的考察。美方派出了总统专机。双方边看边议，在航行途中集中商谈，遇有需要请示的问题，美方立即与华盛顿白宫或国务院电话联系，及时解决。我们的日程安排很紧，由于美方态度友好，效率很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在华盛顿国宾馆现场考察时，泰勒和凯利向我们详细谈到了当年杜鲁门总统在这里遇刺的经过。杜鲁门因白宫住所在修缮，一家人临时住到了国宾馆。宾馆对着白宫后门仅一马路之隔，是一所不甚起眼的临街红砖楼房，不大的一个正门就在数尺宽的人行道旁，门外门里都有武装警卫。每天早晨杜鲁门一定出来在马路上跑步。行刺的杀手正是摸准了他的行动规律，在宾馆附近突施袭击。门卫和随行的安全警卫人员全力卫护，展开一场枪战，杀手一死一伤，警卫人员也有两人重伤，杜鲁门得免于难。经过这一次事件，他们对国宾馆的安全警卫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加强措施，重点是防卫来自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我们详细考察了这里的安全设施，可以说是处处设防，如临大敌。深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对付恐怖活动是保证安全的关键，一点也大意不得。

再说一件事。先遣组一到华盛顿就得悉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友协要在希尔顿饭店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牵头的是杨振宁博士和美中友协会长、一位美国友人。他们出于同胞情谊和中美人民的友谊，热情很高，想把规模搞得大一点，预定将有1200人左右参加，已发出通知，每人只要缴纳30美金都可获许参加。我驻美联络处和先遣组却认为安全问题甚为可虑。于是，约请杨振宁博士和那位美国友人于1月15日来华盛顿一叙，柴泽民和我同他们坦诚地谈了我们的意见，经过友好协商，商定：适当缩小招待会的规模，人数限定为500人，有关安全问题应提请美方负责保证，所有参加人员也应当与美方合作，接受安全检查。就此，我们口头通报了美方。美方表示，计划的更改对安全有利，愿意负责安全保证。泰勒告诉我，他们将采取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在希尔顿饭店设置安全门进行安全检查，安排邓小平及少数陪同和警卫人员由单独的通道出入饭店等等。后来当招待会举行时，场面极为热烈，又很有秩序。但若干年后，里根总统恰恰在上面说到的这个通道出入口处的马路旁遇刺受了伤。看来安全防卫要做到万无一失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美国安全警卫人员在里根遇刺时的临场反应极为迅速有效，这证明他们说的，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都有应付的预案，否则恐怕是难于办到的。

先遣组于1月20日返回北京。21日耿飙召集会议听取汇报，并由先遣组写出关于访美安全工作安排情况的简报，呈报中央常委。

1月23日，邓副总理召黄华外长、章文晋副外长和我以及外交部礼宾司卫永清司长谈访美事宜。关于安全问题，他只说了几句话：简报已经看了，就照这样办；因为好多同志不放心，可以把简报批一下发给大家看看。随后他批发了简报。给我的印象，邓小平关注的是外交、政治、战略等大事，对安全问题，非常沉着冷静，给我们搞安全工作的人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本文摘自《政坛高层动态》，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凌云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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