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反对故宫古物迁移押卖

2019-09-08信息快讯网

陈寅恪先生在师友和弟子的回忆文章里,几乎都是一副不涉世事、埋头学问的纯学者形象,似乎一直远离政治,如有学者认为:“寅恪先生做人处事有三守则,一不过问政治,二不谈世事,三不臧否人物。因此要琢磨他的政治观点,实在谈何容易!”而据吴宓1961年8月31日记,陈寅恪“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既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之所难及。”陈寅恪这时的“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过是他晚年态度而已,并非他早年的处事方式。周一良认为陈寅恪“关心政治,拥护清明的政治,痛恨腐败的政治。他热爱中华,反对对外国奴颜卑膝。在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极为重要,……但是,他本人又像历来某些士大夫那样,远离现实政治,不愿沾边”,认为他书生气质的养成可能与他父亲陈散原的影响有关。有学者认为这些论说“把陈寅恪说成只有‘文化’概念而无‘政治’概念的人”。“吴宓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记陈寅恪的谈话有一条说他‘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我后来便认定陈寅恪的终极关怀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不过我同时也指出他出身于近代变法的世家,对政治既敏感也关心。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政治与文化是互相关涉的。”(《书成自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其实陈寅恪先生并非不过问政治,而是密切关注时事,并大量阅读报纸。这一点不但当时他身边人的回忆文章和报道中常有提及,他在诗作里也屡次道及(读报信息散见于诗作标题中,如北京三联《陈寅恪集·诗集》中屡见),尽管后来双目失明,他还坚持听人读报。所以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在他生活与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因此这里采用民国报刊上的一些材料,结合他本人的文字以及他人的回忆,对他关心时事,参与校务甚至政治的情况做些介绍。先介绍 “反对故宫古物迁移押卖”的往事。

1932年中,因日军迫近热河朝阳,威胁平津,有传言南京政府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而要把故宫文物抵押给美国。据同年8月24日香港《工商日报》所载:“蒋使李石曾,易培基,将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古物,售与美国,估值两万万二千万元,此次张群赴平,即向李石曾,易培基,售此项古物,李石曾托故辞职赴法,为蒋进行二万万金佛郎借款,日前内政部曾电陈列所,将古物移往别处,据查运南京洛阳乃系表面,实际分运国外,现张群,方本仁,正办理此事,已有一部分古物装置包裹妥当,蒋派狄楚青赴平,收买新闻界,对此事严不发表云云。”(《古物问题讹传 张群致函香港辩正》,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9月5日)而故宫博物院也因处分金器等问题而丑闻缠身。院长易培基专门为此辟谣:“流言传播:近来外间对于故宫古物装箱标卖谣传甚炽,其原因,(一)素来关心故宫之社会人士,惴惴焉惟恐有上项事实之发生,此其一,(二)热河朝阳告急叠来,故宫蕴藏古物,一般人民恐有意外发生,而主张运于妥善地点,藉以永久保存,此其二,由此两点主观意见之下,又洽遇本院购办木箱,遂酿造不经之流言。

力辟谣言:外间所传政府拟将故宫古物,标卖于某国之说,绝非事实。请申述其理由,(一)本院并无接到政府任何命令,并敢保证政府绝不致有此荒诞命令发表,(二)在前数年,曾有人主张将故宫古物标卖,本人(易氏自称)为反对最烈之一人,现事过境移,更不能作此非法之行为。”(《故宫古物装箱保存 道途讹传竟谓标卖 易培基昨谈话》,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8月26日)

而陈寅恪与顾颉刚、洪业、吴其昌四人专门为此发表致政府的公函予以反对:

林主席,蒋委员长,汪精卫先生,胡展堂先生,蔡孑民先生,于右任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孙哲生先生,张汉卿先生,公鉴,北平故宫文物,近日忽有迁移抵押之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黑幕虽未揭开,传说亦已载道,谓先将一应文物,装入木箱,准备朝令夕移,一俟时局稍见紧张,即由政府下令迁运,将破烂档案,移至西安,以塞国人之口,然后将精华由海道派兵舰运送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沪,而事前已与中外资本团体接洽妥当,先将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抵押三千万元,然后渐次递及其他,赚保存之名,行拍卖之实,有反对者,即加以“毁坏古物”“卖国”“通敌”之罪,其利诚厚,其计诚毒,实由上海古董商人以及流氓,勾结帝国资本主义,献计政府,早已为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之阴谋,且期在必行,万口相传,异于市虎,同人等以君子待人,想市侩虽属可诛,而政府决不至有此荒谬大逆之举。矧诸公为革命先进,青年表率,当诸公反抗满洲政府及北洋军阀时,以生命血肉,易民族光荣,凡有血气,谁不感动。今此故宫文物,实为我全民族数千年精神所系之史料,全民族数千年艺术文化之成绩,全民族之灵魂命脉所寄托之一体,即诸公当年所欲以生命血肉相易者,今宁能自毁之耶,诸公之人格,名誉,生命,血肉,想决不止三千万乃至较多金钱可为代价,又宁能自行之耶,诸公谋国事劳,或未深悉此事,而诸公手下役使之人,未必不为卖国市侩可诛之徒所欺,而转以欺诸公,则诸公人格名誉,将卖于此辈之手,而使此辈可诛之徒,反饱饫诸公卖身之钱也,纵曰抵抗,亦何异货祖宗之坟墓,以与邻人讼,非不当讼也,如此讼虽胜,其如有馀辱何,同人等闻之痛心切齿,故敢不避一切忌讳,竭其至诚,为吾数千年祖宗之文明结晶,全民族之灵魂命脉,向诸公请其垂死之命,务恳诸公哀念中华文物,毁灭倒卖之馀,万不存一,惟此区区,一线仅存,应为祖宗留成绩,为子孙争光荣,以保障此故宫古物之完整,诸公诚匪受尽言乎,则请实行下列各项:

(一)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

(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方法。

(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且故宫文物,最足为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明之代表,近数十年来,国外人士,渐加注意,且颇有人从事研究,则此文化品之完整保存,亦我民族对于全世界文化应尽之义务,敌虽狂妄,未必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而加以毁坏,若今日国家失地,尚未收复,而民族文化,先已自毁,恐孝子慈孙,百世不能为诸公恕矣,为诸公重思之,且有以明示也。专此敬颂勋祺,洪业,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顿首,九月一日。(《北平晚报》1932年9月1日、9月2日)

陈寅恪他们这份质问国民党政府的公函9月2日被国内各大报竞相刊发,关注故宫古物迁移抵押消息的热度陡增。当日,《北平晚报》发表短评说:

昨日论故宫出售古物问题后,又获读清华教授陈寅恪顾颉刚等上政府公函一件,反对古物迁移抵押。吾人即对故宫古物素极注意,故对此问题,于今日亦愿表示些许意见。

据陈顾之公函称,现有奸人拟于时局紧张后,以迁移为名,实行押卖,故陈顾建议三点,(一)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二)筹迁移政策以外之妥善保全方法。(三)允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

吾人对于陈顾之意见,以为不论是否果有阴谋家欲劫持故宫古货,实亦应采用上述办法。

盖古物迁移,将有损失,本为定理。即于承平之日迁移,亦所难免,况于时局紧张仓皇中行之,故即无野心家欲行劫持,拟迁移为保存古物之法,亦不妥也。

吾人作如是言,相信必有人反对。以为不行迁移,古物将全被毁,其实不知届夫平津被毁之日,国已不国,需古物何为?(《短评:故宫古物迁移问题》,《北平晚报》1932年9月2日)

9月3日,北平《益世报》也发表社论《故宫文化重器保存问题之感想》,对此给予关切。

9月4日故宫博物院为此发表声明进行分辩,对于处分金器以及传闻抵押古物事,致函各报馆,并答复陈寅恪等人的质询:

声明书:迳启者,近日以来,各界人士无不以本院保存古物问题相惊疑,以诸君子之殷忧启圣,而本院同人之诚信不孚,两两对照,既感且惭,儘有事实可凭,亦何所用其辩护,惟是爱我者奔走相告,传说者附会宜深,甚至累及政府威信,国家声誉,兹事体大,不容默尔,敢申数言,为国人告。

今兹所白,应分两事,其一,……其二,则为迁移抵押问题,此事亦本院同人初意,仅知其为保存安全问题,不谓辗转传讹至于如此,此事外关国际,内系治安,同人职责所在,自不能不未雨绸缪,亦未便筑室道谋,执途人而异语以原委亦知责任重大,事变难料,昼夜忧思,不遑启处,适因库房幸将落成,而铁架无款置备,遂有先装木箱入库为最低限度之保存地步,一面请示政府,筹策万全,不谓诽议渐兴,责言烦至,同人于是有招待新闻界参观仓库,以此意公之各世之举,当时复有人责以国事正在危殆,仓库不宜公开,尤不宜以备敌之谋,尽量宣示为言,同人等实逼处此,左右为难,外维国事之凌夷,内感处事之棘手,直至欲哭无泪,啼笑皆非,然犹以为自此以后,多得一部分之谅解,则多助之,至于无办法中,或求得比较安善办法,亦未可知,不谓众口铄金,推演愈甚,文电宣传曲折附会,甚至经过如何,计划如何,线索如何,价格如何,历历如绘,抑若真有其事者,通常流言不足为怪,而文人学士有识之流,亦复不蒙省察,为此不经之谈,加以肯定之语,曾参杀人,似成定谳,同人之信誓旦旦,曾不与以丝毫之信用,夫复何言,窃思同人同为国人,爱护国宝,奚敢后人,加以缔造故宫博物院历经颇巨,关系深切,历史可证,注意此事,当较各界诸公为尤甚,则保障故宫古物之完整,其志有如皦日,问心实亦无愧,无论何方有盗卖抵押之举,自当与各界同志誓死抵抗,一息尚存,此心不渝,至于本院古物之提取,陈列装箱等事,例有组单,……何以国难方张,在同人正欲尽力图存之际,而乃以无稍谰言,横加诬蔑,凡有血气,能不痛心,然则诚将终于不加准备,以远嫌避谤得乎,此同人之愚,窃所不解者也,总之,各界诸公,其爱护古物,勗勉同人之意,敢不拜嘉,而事实所在,国誉所关,浮议之不可尽信,虑危之必宜沈思,则处此疑难之顷,尤同人所愿与诸君子共勉者耳,敢布区区,即希公鉴,诸惟亮訾为幸。(《故宫博物院之声明 对处分金器及传闻抵押古物均加以辩明》,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9月4日)

其中指责陈寅恪等人:“而文人学士有识之流,亦复不蒙省察,为此不经之谈,加以肯定之语。”“何以国难方张,在同人正欲尽力图存之际,而乃以无稍谰言,横加诬蔑,凡有血气,能不痛心。”估计陈寅恪他们不会接受故宫的这套说辞,他们发表公函的目的明显是要南京政府方面来答复。因而时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中委张群登报辟谣说香港《工商日报》8月24日的消息不实:“阅之不胜骇异,查鄙人此次奉命北来,本因对外问题,有所接洽,中央突聘任鄙人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以在汉尚有职务,无暇兼顾,迭电坚辞,决不担任,关于故宫之事,毫无所知,贵报所载各节,纯属无根,未免混乱听闻,应请迅予更正为荷,此致香港工商日报,张群九月三日。”(《古物问题讹传张群致函香港辩正》,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9月5日)而北平商会与上海各大学教授会也分别发表声明,对故宫博物院进行质问。

读者叶榛为此发表长篇评论说:“近阅报章,关于谣传政府拍卖北平古物一事,屡有长篇之记载,于是杯弓蛇影,已惹起群众之疑猜,而最足以炫耀吾人之眼帘,似为事实上有所证明者:北平则有某大学教授等所致军政要人呼吁之一电,南粤则有一般所谓党国先进等,所致政府探询事实之一电,一时举国哗然,转相告语,几疑此种有关文化上之古物,已由政府签订密约,行将运出中国海,而稳渡其太平洋!从兹黄鹤一去,故宫为空,珍宝丧失,文化受损,不复再与祖国人士一相见然!诚可怪也。”(《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天津《大公报》1932年10月11日、13日)

当时社会上到处是关于政府迁移抵押故宫古物给美国的传闻,尽管流言渐渐平息,而北平古物南迁的事却浮出水面。1932年10月,北平教育界知名人士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馀人向国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想藉此阻止北平文物南移。对于迁移古物事,南京还几次辟谣(《华北日报》1933年12月6日)。1933年初榆关事起,日军逼近热河边境,平津危急,国民政府考虑把北平的文物迁移到京沪去,而支持与反对者都有。故宫理事会代理理事长江瀚,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图书馆长袁同礼,古物馆马衡均反对迁移,而文献馆长张继主张迁移最力。(《北平晚报》1933年2月2日;《华北日报》1933年1月10日、11日)北平市自治筹备会代表周肇祥也因此被当局下令逮捕,说他“勾结伪国,反对古物南迁”。(《短评:周肇祥应送法院侦查》,《北平晚报》1933年2月7日)

胡适对此的意见是:“余不赞成迁移之举。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颇非易事,譬如迁移五千箱,在途中要是损失五箱,或万一再遇临城劫车案时,则责任谁负?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故余意以为非万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于迁移,如必须迁移,事先应有充分准备,最好中央在上海南京先筹备两个博物院,将故宫古物中之重复者,迁移京沪两博物院陈列,事较轻而易举,若全部迁移大可不必云。”(《胡适反对古物迁移迁移中途损坏或遇变谁负责?赞成将古物重复者送京沪陈列》,《北平晚报》1933年1月30日)

结果反对的意见无效,榆关失守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将北平古物分批运至京沪。2月7日,故宫第一批文物专车离平,到5月16日,已经运出五批文物。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甚至说要拍卖故宫古物以充军费(《华北日报》1933年2月12日)。对于押卖故宫古物事,南京政府终于在2月17日答复说:“又日来外间颇传中央拟古物押借抗日军费之说,当局对此亦已力予否认,并谓此次运京者,多系红本档案,决不能作为押款之用云。”(《南运古物存放中央医院 当局否认押款说》,《北平晚报》1933年2月17日)

对于这批故宫档案,顾颉刚曾表示关切:“故宫档案,全迁沪上,深恐黄梅雨后,箱中生蠹虫,数百年不亡于北平者而一二年亡于上海。因作志希书,劝其在京设法,开馆保存之,且用中央大学学生作整理之事。”(1933年4月12日记,《顾颉刚日记》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34页)


作者:周运
编辑:任思蕴

来源:学人201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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