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怎么就成了“交响乐之城” | 谢大光

音乐好听。音乐难写。相较于文字之间、不同语种的相互翻译，将诉诸听觉的音乐感受，转化为文字，难度更高，几不可能。对那些勇于接受挑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写作者，我历来抱有敬意。前不久在浙江开会，遇到老友刘元举，谈起新近出版《交响乐之城》，引起我的兴趣，很想知道，以作家之笔演绎音乐，元举是怎样化解难题的。

元举兴趣广泛，热情随性，文学之路多有转折。当机遇与挑战降临时，他敏于抓住适合自己的平台，笼络起激情，让文字跨界沉淀下来，早年致力于建筑与文学联姻，著有《表述空间》《追逐建筑》，近年转向音乐。十年前，他为写作一部音乐与建筑的书《城市·大演奏厅》，走进深圳交响乐团体验生活，后被聘为乐团驻团作家，《交响乐之城》就是他身入深圳交响乐团，十年音乐生活的随笔录。

《交响乐之城》不同于一般音乐欣赏文字。借由独特的身份优势，作者得以沉浸在乐团的音乐世界里，不仅对中外经典乐曲、知名演奏家耳熟能详，舞台上各司其职的音乐人，日常生活中有着怎样的秉性特质，舞台上呈现怎样的艺术风貌，他都谙熟在心。这使他的笔触像音乐家的耳朵一样，在演出、排练现场，总是能够发现亮点，敏锐地选择最恰当的角度，时而单镜特写，时而俯视全场，时而直击内心，时而逸出闲趣，弦管弹打，台上台下，全方位烘托出音乐会的现场感。音乐需要诠释，音乐更需要心心相系的感染与渗透。通过场景描写，聚焦人物，烘托气氛，以现场感受，牵带背景追溯，取文学之长，托音乐之妙，于公众场域析出个人心得，正是该书的聪明之处，副标题——“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将其特点概括得颇为准确。戴着半截手套弹琴的傅聪，以“涩”弓法演奏小提琴的薛苏里，掀起中国钢琴风暴的但昭义……一个个披着岁月风尘的音乐人，就这样个性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书中有诸多音乐场景，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对于各路指挥大师的描写——

美国指挥家唐纳德·波特诺伊，这位绅士老者，“发胖而笨拙的形体，瞬间可以在音乐中变得灵动起来，尤其上肢、颈部，有着神奇的灵动与敏捷，指挥棒在他手里像根细针，他以穿针引线的方式，平稳地在乐队各声部间缝补连缀”。他指挥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对乐队有着更加精致的点化。他在引领小提琴时，倾动上身，左手呈揉弦状，盈颤着示范，每每这时，弦乐的音色便有了奇妙的变化，如春风吹起麦浪，起伏出诗意的美妙情境。这是他的特殊符号，源自他曾经是相当不错的小提琴演奏家”。

指挥家邵恩，人群中撞见，“只以为是一个走错了门的老爷子：短发，短颈，细碎快步，目光因直视而僵，眉间因纹深而执”。执棒拉威尔《波莱罗》的邵大爷，却换了一个人，“犹如摇落一身浮土，刹那间接通神灵，那种超常的动作，霹雷闪电般，完全不是设计，那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只能属于深层次的音乐驱动。他有了极度的夸张，以山崩地裂般的气势，将乐队一下子托举到了高处”。

英国的罗杰·诺林顿，被作者昵称为“诺林顿老爹”，与海顿同样平易近人，他指挥海顿的《时钟》，“开始时表情动作都很收敛，像一个教授出席学术会议。海顿是个滑稽的老头，他要跟你捉迷藏的，指挥海顿，光玩绅士风度不可以，你得哈下腰来接受折腾”，诺林顿摸透了海顿，只见“这个英国老爵士突然猫下腰来，明亮的颅顶更加闪亮，他似乎从地面上找寻到一条光带，他的手在托扶中将这条光带完全播撒给了乐队，于是，你会感觉到乐队的声音瞬间辉煌明澈、阳光辉耀”。

而祖宾·梅塔，则完全是四两拨千斤的大师风格，“即便刚一出场掌声雷动时，他的面部也仅是象征性地报以浅笑。他的指挥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采用白描手法，淡出淡入地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展现开来”，面对《第七交响曲》，舞曲的强劲节奏在不断重复中如浪拍岸，“祖宾·梅塔依然稳如磐石，只是以更加坚毅锐利的目光，扫描着他的乐队，以最简洁的动作，完成了最富张力的高潮段落。甚至可以说，他的这场指挥完全可以靠眼神去完成。他的淡定与平稳，给了乐手们更大的发挥空间”。同一个祖宾·梅塔，指挥小提琴协奏曲《乌苏里船歌》，“似乎将自己融入了这条江中，他与薛苏里有着深度默契，不仅是肢体互动感应，更有着内心的浪花翻卷。乐曲结束的那一个定格瞬间，薛苏里与祖宾·梅塔同时激情地扬起手臂，停在半空，还没等落下，全场雷动疯狂”。

作者着笔最多、体察最细致的，还是深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爱华德。这位儒雅的德国学院派指挥，从未以大师自居，慈祥多于棱角，“他个子并不高，紧绷着嘴角，眉头锁出两道挺深的沟纹，更像忧郁的诗人，不成想，他挥手之间，居然翻云覆雨，魔法无边”；“他敏感极了，不仅对一个乐音，哪怕队员们每一次呼吸的调整，都与他息息相通”。他平常只穿两件T恤，“一件白色的，一件黑色的，一上午排练，白色T恤已经被汗水溻透黏在皮肉上，下午一上台，便更换了黑色的T恤。正是在那一次次被汗水溻透的T恤更换之中，让深圳交响乐团焕发了新的容貌”。

作者还捕捉到爱华德与女儿演出中的互动：钢琴家娜塔莎·爱华德演奏贝多芬《第四钢琴奏鸣曲》，“开篇的钢琴语言似乎不够饱满，音色稍欠光彩，经过指挥爱华德恰如其分地让乐队衔接‘补充’，乐队的激情挥洒出来，使钢琴与乐队在整体效果上走向深沉与恢弘”。爱华德“不时关注着女儿的触键，尤其到了独奏乐段时，华发闪烁、面色红润的‘老爷子’从侧面注视女儿，生怕错过了什么，眼神中有鼓励，更有期待，还有日耳曼父亲的坚毅与果断”。

元举说：“我固执地以为指挥是神性的职业，手中的纤细指挥棒无异于神杖至尊。”这些隐身于听觉幕后的指挥大师，以毕生精力，从曲谱中勘悟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再借度与演奏者表现出来，他们是乐团的灵魂，往往也是俗常世界的苦行者，音乐世界的摆渡人。

说到底，音乐是心灵的倾诉。心灵有多奇妙，音乐就有多奇妙；心灵有多复杂，音乐就有多复杂。作曲，指挥，演奏，歌唱，每一个音乐人都是情感世界的摆渡人，自内心此岸出发，经由音乐，抵达彼岸的内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这样通过音乐联通起来。因此，欲深度表现音乐世界的奥妙，探求音乐人的内心历程是必须的。《交响乐之城》对于肖邦的两重人格、舒伯特深受分裂之苦的灵魂、柴可夫斯基无可言说的忧伤、门德尔松平静祥和的冥想、马勒的漂泊无依向死而生……都有精到的剖析。莫扎特最单纯，最丰富，也最难表现，“对于莫扎特音乐，我有过好多次现场倾听，但真正有深度理解，还是在上海听到安东·克迪与傅聪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专场音乐会。从他们两个人对于莫扎特的不同理解中，我对音乐的深奥与莫扎特的神性有了全新的体验与认知。”“莫扎特的音乐境界是一种自然的毫无矫饰的境界，越接近莫扎特，便越是接近了一种自然的王国。”

元举善于在比较中深化对音乐的感知，对音乐人的理解。最初演奏《黄河》的殷承宗与67岁时演奏舒伯特的殷承宗，中间整整隔了一个时代，也是一段常人难以体验的戏剧化的人生。“能够听得出他对舒伯特灵魂的深入阐释，他一定是懂得作曲家复杂内心的。他强调了对比度，从小行板到活泼的快板，两个调性之间的转换相当鲜明，如同一叶安然于黎明湖面上的扁舟，悠然飘曳，刹那间跌入激流飞瀑，几组和弦坚定有力，电光闪烁般的技法，显示了得心应手的神奇”。作者注意到殷承宗处理乐曲过渡的独特方式：“或许是舒伯特沉郁色彩过重，乐曲完结，他的手还没有离开键盘，马上接奏起贝多芬的《热情》。”1959年,17岁的殷承宗正是凭着《热情》，摘取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桂冠，时隔五十年再弹，演奏家采用弱奏开篇，“高度敏感的指尖，含蓄而内敛，缱绻而缠绵，每一次触键都具有爆发前的紧张，直到张力拉到最大弧度时，他才突然间爆发——轻与重的对比，刹那间如此璀璨！”

《交响乐之城》写了多少场音乐会？说不清了。元举似乎是以音乐现场为结点，以时间与人物为经纬，今昔往还，中西穿插，织就一张音乐艺术之网，这其中既有大师名流，也有深圳钢琴协会的钢琴教师、业余演奏者；既有老一辈音乐人的沧桑，也有后生才俊们的青春朝气。新旧交替的深圳交响乐团，被作者视为这座城市年轻与激情的泵站，编织在这张网的中心。文字无声，音乐有情，这张网不就是一部浑厚壮阔的交响乐吗。

毋庸讳言，沉醉在音乐世界中的元举有些贪心，那么多场景，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感受，都想揽到笔下，激情澎湃时难免急就章。《弱弹贝多芬》写到一个细节：上海国际钢琴大师班上，安东·克迪评点一个四川男孩弹奏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你弹得很有力，像高大健壮的勇士，但你体现的力量过分了，你没有弹好弱音，弱音弹好了，会更有力度，更有表现力。”我想，元举特意点到的这个忠告，对于文学亦然。在“深交”这块音乐沃土上深耕细作，慢一些，再慢一些，将音乐与文学更好地融为一体，相信元举会有更丰硕的收获。

作者：谢大光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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