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 :与木偶皮影的不解之缘

2019-10-11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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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手持木偶

我是1964级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学生。1973年1月6日,我到上海木偶剧团报到,任编剧。这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喜欢儿童戏剧和歌舞。

我进剧团后,一方面熟悉木偶剧的特点、艺术风格,一方面了解木偶戏的来龙去脉。谁知在翻阅有关资料时,只看到孙楷第、任二北、王国维、许地山、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李家瑞、常任侠、陈鹤琴、虞哲光等前辈一些论述木偶皮影艺术的文章或史料,与其他姐妹艺术的论著比起来,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这些前辈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孙楷第先生(1898-1986)是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戏曲理论家、目录学家。起先我在1942年12月出版的《辅仁学志》11卷一、二期合刊中看到孙先生写的《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后来得到一本《傀儡戏考原》,这几乎是我进行木偶皮影戏研究的第一本理论书。任二北先生,人称任半唐,肚子里装了半个唐朝的历史、文化、人物等。许地山、冯乃超、郑伯奇更是现代文学名家。

1930年8月1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陶晶孙著译的木偶剧本《傻子的治疗》,这是中国木偶戏有史以来第一本公开发售的剧本。创造社元老郑伯奇特地为它作了序,题名为《武器的“木人戏”》。陶先生还组织了木人戏社,演出过书中的几个剧目。1942年7月虞哲光组织了上海业余木偶剧社,1943年又成立了上海木偶剧社,上演的《原始人》《天鹅》《长恨歌》等,均为虞哲光创作、导演、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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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国内还没有一本反映木偶历史的专著,于是就萌发了要写一部中国木偶史的想法。在完成编剧任务之余,我开始了对木偶皮影艺术历史的研究工作。

这是前人还没有完整做过的工作,很是艰难。历史研究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脑不普及,更不用说互联网了。资料在哪里?找呀。我利用创作空隙,一头栽进书刊杂志的大海中,有公家的:图书馆、出版社、协会书库里;有私人的:藏书中、心里的;这些珍贵的资料,能抄则抄,能复印就复印,能拍照就拍照。我还密切注意各地报刊上的文章,同时向全国有关同志发信,询问当地木偶戏的起源和发展情况,还利用到外地演出、观摩、开会的机会,采访一些专家学者和木偶老艺人,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热心地为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或者提供线索。

1987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陕西西安举行了全国木偶戏艺术研讨会,我见到了许多新老朋友,有中国木偶艺术剧团的潘元成,广东的曹婉娴、崔克勤,四川的唐大玉,湖南的于兆富,陕西的史耀增等。他们知道我正在写《中国木偶史》,都为我高兴,回去后,纷纷寄来珍贵的资料,如曹老师寄来广东梅县的提线木偶、广东韶安特有的铁枝木偶材料,铁枝木偶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另一个在福建。史老师专门研究陕西合阳县的提线木偶,是当地古老的地方剧种,多少年来,他总是一有研究成果马上寄来。

这些资料必须一点一滴收集,一旦涉足进去,才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我曾经到上海图书馆坐了二三年的冷板凳,查阅每个月的目录索引,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书卡,只要有木偶皮影的信息,全部记录在案。

在一次采访中,偶然得知解放初期有一个街头艺人协会,我想里面一定有新中国成立前后木偶艺人的情况。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上海文化局看到了一份发黄的街头艺人档案。我如获至宝地翻阅着薄薄的几页纸,每一页都是我需要的资料。那时上海有“五乐四星”九个木偶班,“五乐”,即“长乐”“永乐”等,班主是兄弟关系,“四星”即“红星”“金星”等。根据档案上的线索,我跑了上海徐汇、长宁、南市、虹口、杨浦等十个区的档案馆,再根据这些区档案馆的材料跟踪追击,写信到那些艺人的家乡……有的回信,有的渺无音讯,不管怎样,我还是收获大大的。

我曾到上海文艺、古籍、辞书等出版社及上海作家协会的资料室,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在他们深藏不露的资料室里觅宝。上海木偶剧团当年有八个从苏北来上海的木偶老艺人,我一个个进行深度访谈,记录他们的经历。现在八个老艺人只剩下一人了。崇明是上海布袋木偶活跃的一个郊区,我也去拜访了崇明的木偶老艺人。

为了寻找上海郊区皮影戏的踪迹,我在原上海县文化馆赵克忠先生的帮助下,寻访皮影戏老艺人琚墨熙,听他叙述肚子里装着的皮影戏资料。赵先生还把他们已有的毛耕渔皮影戏班等历史资料提供给我。

我从河北、福建、陕西、山西、湖南、江苏等中国木偶皮影发展的重镇,拓宽到我国驻丹麦大使馆、驻奥地利大使馆等,父亲的朋友们帮我收集到很多外国木偶的书籍、画册材料。

在研究木偶史的工程中,我发现涉及的边缘学科很多,如考古学、军事学、人口学、宗教学、古典文学、音乐史、美术史……人称“小木偶,大文化”,就是这个道理。

大海里捞针啊!不管捞到一网鱼虾,还是一个小贝壳,我都会兴奋不已。资料越积越多,读着翻着,像一粒粒珍珠逐渐串起了一根项链,木偶的发展史渐渐地明晰。这是一条艺术长河,有时是小溪静流,有时是大江奔涌。中国木偶艺术2000多年,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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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偶史》

在写《中国木偶史》这本书时,跑得最多的是赵景深先生家。他的私人藏书在上海属佼佼者。当我说明来意后,他那如林的书架全部向我开放。可我面对众多的书,真不知道从哪儿找起。

赵先生见了,笑眯眯地把我领到后楼一个小房间,在书橱底下几格的书行里,抽出我所需要的书。有时我借的书还没有看完,即接到他的信,说又找到几种,有暇时去拿。我当然迫不及待地到赵家去,一进门,赵先生就笑眯眯地将早已准备好的放在桌上的书给我,并“例行公事”,在他的借书簿上写下书名和日期。

终于,我在1983年1月完成了书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赵景深先生看。记得那天送稿子时,天特别冷,走进赵先生家,只觉得暖气扑面而来,我把稿子给他,并说请他写序。赵先生听了,仍笑眯眯地,慢条斯理地说:“好的,好的。”

回家的路上,我想老人家眼睛不好,有病,既要看稿又要写序,况且他当时还带了几个研究生,自己还要写文章,可能要等个把月。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周,赵先生就通知我去取序文。那天是1983年2月11日农历小年夜。

晚上,我读了序,又打开书稿,只见赵先生将我引用古书中的文字都认真地对照原文校对了一遍,我为老人的负责精神深深地打动了。

当时由于出版界形势不乐观,况且是学术著作,很难问世,一直到1991年8月,在上海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先生的鼎力帮助下,《中国木偶史》终于付梓出版。

《中国木偶史》被赵先生称为“开山之作”,朋友们得知后,纷纷来要此书。为此,我还和台湾布袋木偶戏一代宗师黄海岱先生结下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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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右)与台湾布袋木偶戏一代宗师黄海岱先生合影于漳州

1991年10月的一天,台湾地方戏交流团一行人到上海木偶剧团参观访问,顺便来看我。谁知那时我却在福建漳州,给全国部分省市幼儿木偶调演当评委。交流团的成员中有一位就是黄海岱老伯,那时他已92岁,如果错过机会岂不可惜。于是,他们早一天离开上海,我晚一天离开漳州。

“老伯,这就是《中国木偶史》作者丁言昭小姐。”与黄海岱同来的江武昌先生介绍道。江先生是研究台湾木偶戏的年轻人,写过许多重要文章。我赶紧迎上去,谁知,老先生已动作利索地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老先生睡觉前还在看你的书呢。”江先生悄悄地对我说。我大为感动,拿起酒杯,斟满酒,对老人说:“谢谢,谢谢!”

台湾木偶界把黄老伯称为“通天教主”,他活到107岁,于2007年驾鹤西去。

本来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想写一本《中国木偶皮影通史简编》,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四本一套。可我后来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现代文学方面。我想将来也许会有人做这项工作的,我期待着。


作者:丁言昭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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