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曾说王安忆“穿一条棉毛裤也能写两千字”，这份“慢”的底气从何而来？
“慢”——这个字在上周末举行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系列工作坊的活动中，出现了几十次，堪称现场评论家们围谈时的最高频词汇。而这场工作坊的主角，是著名作家王安忆和她的长篇小说《考工记》。
这份慢，既是语言叙述上的从容不迫，笔下角色自甘“比时代慢一拍”，也体现了王安忆的小说美学，细密勾勒日常，哪怕是疏离于时代大舞台之外的凡俗人心，也不吝笔墨耐心探究描摹个中曲折幽深，赋予其最日常的朴素尊严。
难怪活动现场，《江南》原主编袁敏认为王安忆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慢”，而这种“慢”，读者是可以参与的。她还记得，上海作家陈村曾经半开玩笑调侃，“大概意思是说，王安忆写一个人穿一条棉毛裤都可以写上两千字，而这两千字可以让你读得跌宕起伏，欲罢不能。”
不怕“慢一拍”，“低欲望”状态同样值得写
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沪上名媛王琦瑶到世家子弟陈书玉，他们都是被历史席卷而颠簸的凡人，王安忆仍孜孜书写见证沧桑波涛中辗转的世俗人情。《考工记》里陈书玉曾数次试图摆脱老宅加诸在身上的枷锁，但最终变得麻木，如同老宅，要连番接受各种修缮和改造，煮书亭也隐喻了陈书玉孤独的一生。王安忆认为，城市往往是充满欲望的，但现代都市中普普通通的众生常常被忽略，但是“低欲望”的生存状态，同样有值得深入发掘和表现的文学空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多是来自普遍性，其实，偶然性却常常更为作家所关注。”
同济大学教授张生谈到，《考工记》的叙事举重若轻收放自如，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即“慢下来的从前”，唱出一支“怀旧金曲”，充分显现了成熟作家的魅力，“叙事语言的配置也缓慢，主人公的慢与上海的快形成对照，节奏上的反差对比，有种独特的艺术张力。”
“好的小说，同样可以附着在最日常的生活细节上，王安忆写日常，徐徐道来，零零碎碎、不紧不慢，有一搭没一搭，整个考工记，自言自语，旁若无人，别无二心。”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勇想起了另一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也是沉浸在小镇日常生活里，写出自己的时间节奏。正是这种舒缓，他认为《考工记》是王安忆迄今最好的一部作品，充满了诗意而有意蕴的语言，看似随心所欲漫不经心，但提神回味，就像“王安忆喜欢的阿加莎·克里斯汀，充满悬念但又合情合理”。
翻译家文敏认为，《考工记》有一种安定人心、安顿人生的气质，就像她书中写的“乱世当中，低头做人的姿态”，隐忍是王安忆笔下人物的一大底色。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周保欣谈到，《考工记》是从天地江河的壮阔中写一种异变，写“物是人非”和“人是物非”。《考工记》比《长恨歌》更深邃，《长恨歌》更多写的是世道，而《考工记》中，除了世道，还有物，还有“天地细微”。“陈书玉身上有股强大的力量，世界在变，周围的人在变，陈书玉也在变，但陈书玉身上有个恒定不变的东西，比如他的终身不娶。”
在袁敏看来，王安忆是小说高手，同样的素材，她可以用得十分节俭，取其一点，绵延成篇。《江南》主编钟求是认为，《考工记》对时间的处理很到位，漫长60年在15万字小说里，像流水一样淌完了。“这是对时间很从容不迫的处理把握，没有动不动就百年史诗”。评论家、《书城》编委李庆西从王安忆1985年作品《小鲍庄》说起，认为《小鲍庄》是随着同时期的寻根文学写农村、民间、反映传统文化，当把写作阵地有意识挪到上海，王安忆也始终保持对历史社会变迁追踪的心态，依然有着寻根文学的关注点，对人情人际关系里透露出的世俗精神和日常叙事来写大历史更为关注。
“物”与“人”在小说里如榫卯般紧密咬合
工作坊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张晓玥教授主持开幕式，浙江工业大学张欣教授、浙江大学翟业军副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的学术讨论。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方维保认为，《考工记》中的人物和语言都有一些古旧特色，仔细看却又能看出先锋。《考工记》既是在写人，也是在写建筑，借用“建筑”“人”“叙述”三个关键词，文学创造本身也如考工记。“陈书玉和四小开的家庭关系，清晰明了，人与建筑的关系如榫卯结构，紧密咬合，不着痕迹，顺其自然。”
扬州大学教授徐德明则以“及物动作”切入，将观点拆为“体”“学”“物”三个字阐述。他谈到，近年来王安忆小说的文化特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博洽古今读书人，调和鼎鼐“煮书”人，推陈出新著书人；她写日常生活的唯物故事，从物质中升腾人心、人情、行为逻辑，宁要物之语境实在，不耽于事之奇诡。
在翟业军看来，小说中的阿陈是纯良的，是随物赋形的，他其实是一个“无”，作为“无”的阿陈，一定要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否则日常生活在满足他的同时，又会导致他一世的堕落。“于是，冉太太寄来了大量食物，无限激发他的动物性，毫无节制地吃，仿佛可以吃出一个猪的身型；很快食物被消耗殆尽，只留下一张食物的清单，这张取消掉物质性的清单，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相思。”他说，从食物到食物清单，是清空也是升华，终点是“无”，一种“无”是空无一物，一种是从生活中挣脱出来的，切切实实的空无的“无”。而限制他现实生活的终极道路就是性和婚姻，性和婚姻完满了一个人，也彻底毁覆了一个人，直到最后，阿陈还是个童男子。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肖瑞峰，则从古典文学研究角度对王安忆小说艺术进行探讨，认为小说《长恨歌》与白居易《长恨歌》有内在精神的相通，并呈现出创作路径某种神似。“王安忆的创作生命力持久且旺盛，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其文学叙事看似平淡素朴，但却是千锤百炼而后得。”肖瑞峰近年来以晓风为笔名，出版了高校题材长篇小说《回归》以及“大学三部曲”系列中篇小说集，他也从小说创作角度分析了《考工记》于平淡中见深刻的艺术特质。
“长篇小说都是在呈现大历史的叙事，在上海的近代史中，有某些特殊的时刻，在时间性之外，出现了一种特别关注，凝视当下空间性的时刻，通常大众会将其称为海派文化的特殊时刻。”同济大学副教授张屏瑾谈到，在这样一种特殊时刻里凝视当下的情景，会制造出城市“现代性”里的各种表象，而王安忆一直在寻找“明”和“实”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在具体表达上接续了海派书写尽善尽美的风格。
母亲茹志鹃坚持写儿女情与家务事，这份坚持令王安忆感动
继工作坊活动后，昨晚王安忆亮相浙江工业大学展开“母亲茹志鹃”为主题的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母亲祖籍是杭州，与这座城市有着一定的亲缘。寻找她曾经生活的足迹，对我既是积累写作素材，更是接近母亲的一种方式。现在不少读者对茹志鹃已经感到陌生甚至遗忘了，但我觉得，母亲虽然作品不多，仍是很好的作家。”王安忆追忆说，母亲3岁时外婆去世，外公离家出走，母亲跟着小脚奶奶在上海亲戚家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13岁那年奶奶去世，母亲被送进孤儿院，短篇小说《逝去的夜》《她从那条路上来》和另一部未写完的手稿就是母亲这段生活的记忆。
谈到茹志鹃，不能不提《百合花》。王安忆谈到，从孤儿院出来后，母亲辗转杭州和上海，始终没有稳定的落脚地，最终去苏北寻找自己的哥哥，苏北革命生活让母亲完成了从女孩到女战士的蜕变。后从苏北回到上海，茹志鹃结婚生女，但1957年父亲遭遇人生磨难，母亲的生活一下子跌落，但她毅然扛起家庭重担，《百合花》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并得到茅盾先生的认可。
“母亲那一代人的写作始终处在矛盾、冲突与挣扎的状态，但母亲面对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个人与时代等问题，始终坚持写儿女情与家务事，在个体生活呼应大历史的写作语境下，这种个人化写作非常难得。”王安忆透露，年轻时的母亲在上海曾开始过一段恋爱，并写进了日记，“妈妈曾把这本日记送给我，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青春生活的宝贵记录，更是个人私密经历的记载。能不能发表？如何处理？这一直困扰着我。”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摄影：袁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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