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高质量制度决定高质量发展

怎么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首先要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看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就是通过提升经济的活力和创新力来实现有效的增长。高质量发展首先是要有发展，而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经济增长。稳增长是我们守住经济底线一切的基础，也是实现高质量的基本保证。第二个，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它反映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在我的理解当中，高质量发展通常不是一个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可以来实现的宏观目标，而是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作用来实现的一个微观问题。所以经济增长的效率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

实现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一个是增长动能转换，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要实现这两点，它的抓手就是改革。分析中国内生的增长动能，可以发现尽管我们的旧动能发生衰减了，但是潜藏在我们中国的新的增长动能还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的技术模仿可以走向技术前沿创新，我们的人口数量红利可以走向人口质量红利，我们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走向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我们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可以走向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我们数量提升的城市化，可以走向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长三角、深港澳、京津冀……我们还是有庞大的动能。还有外需的数量扩张，可以走向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改革红利可以走向结构性的改革红利，这样一些红利如果把它挖掘出来，维持中国二三十年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抓住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改革。

我们现在提出来创新驱动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把我们新的增长动能调动出来。但是什么是创新？我理解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没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是很困难的。工业革命的关键是蒸汽机技术。但回顾历史，在这个时点往前推进一百年，在英国的矿山当中就普遍使用蒸汽机了。换句话说，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一百年为什么没有因为蒸汽机技术而引起工业革命，是到了瓦特这个时代发生工业革命。最后研究发现，原来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了制度变化，比如说专利法保护了创新，比如说贸易制度使得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然后能够容纳更大规模的企业等等。因此，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其把它看作技术革命，倒不如看作制度革命。

当下中国往往把技术创新看成是一个政府推动行为，以政府财政资金补贴和优惠政策为主，依靠创新经济开发区作为载体平台的政府主导模式，作为促进地区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政策举措。这样做短期是有效的，长期是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变，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是制度创新，只有真正的制度创新，才能带来真正的技术创新。一定要调动企业行为，国家加以辅助措施，主体一定要让企业来做，这就是制度创新。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杨瑞龙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2019）学术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上的发言）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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