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是靡靡之音”——青年巴金如此回击“造谣”

▲广州《万人月报》创刊号，该刊第二期“批评”栏刊有署名“巴金”的文章《〈死去的太阳〉及其他》

1931年2月，广州《万人月报》第二期“批评”栏，刊有一篇署名“巴金”的文章《〈死去的太阳〉及其他》。该文未曾收入巴金的任何集子，在《巴金年谱》《巴金著作系年》等权威的巴金研究文献中也未查找到有关记述，当是佚文。而该文的写作与发表，却与沪上一家小报对巴金的“造谣”有关。

小报的 ”造谣”

“巴金研究集刊卷八”《你是谁》刊发的祝均宙《巴金早期史料钩沉》一文，记述了小报“造谣”一事。1930年11月28日，巴金26岁生日才过三天，上海《福报》“新文坛短讯”栏目刊出署名“小侦”的三则“短讯”，涉及他和沈从文、赵景深。现将关于巴金的一则“短讯”抄录于下：

巴金，便是以创作长篇小说《灭亡》著名的巴金，他已往沸着热的血写出那时代之声作品的勇气是没有了，他最近的作风是一转变而成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他那以前喊出的时代之声，确是随着《灭亡》而灭亡去，现在叫出的是“靡靡之音”了。

▲《福报》“新文坛短讯”栏目刊出署名“小侦”的“短讯”，其中涉及巴金

那时，巴金是一颗刚升起的文坛新星，受到小报记者的“关注”亦属常事。这次小侦批评巴金“最近的作风是一转变而成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应是针对刊于7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七号的短篇《洛伯尔先生》。该小说用诗歌引出故事，以第一人称叙事，是巴金“作风”转变的代表作品，后收入第一部短篇集《复仇》（新中国书局1931年版）。巴金在该作品集的“自序”中提及：“这几篇小说并非如某一些批评家所说是‘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

从“短讯”可看出，小侦对《灭亡》的评价并不低，认为这是巴金“沸着热的血”“喊出的时代之声”。但对于《洛伯尔先生》，小侦不仅对创作“作风”提出批评，还指摘这种将诗歌直接引进小说的抒情是“靡靡之音”。

12月19日，《福报》发表一篇署名“声燕”的短文《〈灭亡〉的著者巴金的话》。作者“疑惑小侦君的造谣”，“又为巴金君惜”，对小侦的言论提出质疑。

声燕认为，“巴金君不但是致力于文学而且又很努力于求全人类解放的热情者”，“像他这样的文学者，我们贵国实在不多呢”。作者更相信巴金“不是那些花月文学家，也不是普罗文学者”，于是“忍不住写信去询问”，并“私自公开”了巴金复信中的一段话：

至于《福报》所载关于我的消息更无答复或表示之必要，我写小说是要申诉自己的悲哀，亦即是我所感到的人类的悲哀。我始终反对把文学作宣传工具。文艺是表现人生的面相，并不如某一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的材料取自各方面。我为自己而写小说，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别人的批评我当然不管而且别人也不了解我。我近来的短篇小说具在，《福报》的话，明眼人当然不会相信。承你关切故告。

▲《福报》发表署名“声燕”的短文《〈灭亡〉的著者巴金的话》

这段“巴金的话”，表明了巴金的创作态度，间接回应了小侦的“造谣”，也为自己作了“辩护”。

但事情并未结束。在复信声燕后，巴金又很快写成这篇《〈死去的太阳〉及其他》，直接对小侦给予了回击。

“绝对不是‘靡靡之音’”

巴金在给声燕的信中说“更无答复或表示之必要”，为何又著文回击小侦呢？

笔者以为，在给声燕的信中提到的是“近来的短篇小说”，但在巴金看来，能够反映自己创作态度的，还有“快”出版的《死去的太阳》。就如文章的题名，巴金要表达的是，中篇《死去的太阳》及“最近写的一些短篇”叫出的都不是“靡靡之音”。

对“快”出版的《死去的太阳》，巴金明确指出：“在如今有人在小报上说起我改变了作风只从事于‘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的时候把它出版，也不是全无意义的事，而且也可以给读者证明我所叫出的是否‘靡靡之音’。”巴金并用超过全文一半的篇幅，差不多全文抄录了《死去的太阳》的“序”，因为在他看来，这篇“序”文“很可以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

小侦的“短讯”刊出前，巴金已在当年发表了六个短篇：《房东太太》《洛伯尔先生》《亡命》《复仇》《苦人儿》和《谢了的丁香花》，他在文中虽未提及这些篇名，但提到几个“主人翁”：“意大利的革命党”“复仇的犹太人”“失恋的法国老音乐师”“薄命的法国女子”“监狱中的俄国囚徒”。从这些异域的故事中可看出，他们的爱与恨、欢乐与受苦，反映了普遍的人性价值问题。为此，巴金非常自信地给予了“回击”：这些短篇小说“绝对不是‘靡靡之音’”。

巴金在最后说：“知人莫如己，所以与其写文章评论别人，还不如说几句关于自己的话。当作‘自白’也可，当作‘自辩’也可。”确也如此，在文中并没有多少“火药味”，而是告诉自己的读者，我做了什么。笔者以为，这是“自白”，又是自我“辩护”，恰恰是最好的“回击”。

▲青年巴金

该文未署写作时间，可确认的是，该文完成的时候，《死去的太阳》尚未出版。该书由索非编入“微明丛书”于1931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前刊有作于1930年6月的“序”。与文中抄录的作比对，发现有细微变化，比如删去了“而且题名也不是以前所假定的‘黄祸’两字了”一句。显然，巴金在付印前对“序”作了删改。一般说来，1月出版的书，最晚应在上年12月底付印。笔者由此推断，巴金12月下旬完成该文后，对“序”作了删改，月底该书付印。

从删去的这句看，《死去的太阳》“以前假定”的题名是《黄祸》，初稿完成定为《新生》，托索非转给《小说月报》，但很快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巴金“很失望”。几个月后作了修改，改为现名，文中也说到改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该文有1700余字，“序”1000字左右，剩余的700来字，有的引用了先前的文章，有的又被后面的文章所引用。

引用的先前文章，比如1929年写的《〈灭亡〉作者底自白》，只是在文字或语序方面稍有改变。《自白》中的“我从生活里面得到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改为“我终于获得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不是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则改为“我之所以写小说，并非是想做文人”，也有了点“自辩”的味道。

巴金在为短篇小说集《复仇》写的“自序”中提到几个短篇的“主人翁”时，引用了该文的文字。比如，“他们都是同样的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失去了这一切后所发出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而把“凡是曾经感到与我底主人翁所感到的同样的悲哀，曾经追求过与我底主人翁所追求的东西的人，当然会明白这意思”改写为“凡是曾经与他们同样感到，而且同样追求这一切的人，当然明白这意思”写入了“序”。

巴金如此回击“造谣”

▲刊于《万人月报》第二期“批评”栏的《〈死去的太阳〉及其他》（部分）

最后，把原文抄录于下，从中可看到巴金如何回击“造谣”：

几个月以前，我曾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现在这部书快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其所以给它以这题名的原因，可于书前所引的俄国小托尔斯太底一段话中看出来：“爱要爱那沉下去的太阳，它可怕的，伟大的，它把它的底血染红了半个天，那时候天空中便开始了黄昏之奇迹。爱要爱那死去的太阳，爱要爱那受伤垂死的狮子，它在临死之前那般怒吼，使得远处的鸵鸟骇得把头往沙里藏，鳄鱼也兴奋地欠伸。”

这篇东西自然不是我底作品，不过在如今有人在小报上说起我改变了作风只从事于“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的时候把它出版，也不是全无意义的事，而且也可以给读者证明我所叫出的是否“靡靡之音”。

在这小著底前面我曾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很久不写小说了，因为没有时间。但近来终于牺牲了二三十个晚上写成了这部中篇小说，想写它的动因是在两年以前，有一天在乡间偶尔读黎巴到（应为读到巴黎）《每日新闻》上面的一篇杂感，说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安南青年自杀的事。离开了明媚，温暖，梦幻的国土，飘流到阴暗的巴黎城看惯了大国人物底架子，受尽了弱者底种种苦痛，在一个凄凉的月夜里听见街头有人在唱《安南之夜》的情歌，这时候那个逃不出，‘狭的笼’而回到温暖的树林的文弱的安南青年只有走自杀的路了。这种心情当然是法国人所不了解的。

“时间是不停地过去了。我底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被压迫者底悲哀压倒了我。经过了短时间的苦痛生活后我底激情渐渐消退了。但是悲哀底痕迹却长留在心上。我那时想写点东西来申诉我底以及与我同为被压迫者的人底悲哀。我就决定用我所经历过的五卅事件来作主题。

“因为延迟了两年所以我底小说的结构也就变更了。也许现在写的并不是以前打算写的那一部，而且题名也不是以前所假定的‘黄祸’两字了。虽然这也是写五卅事件，但它的主题却不是五卅事件。我现在写的乃是一个小有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这一段故事。如果读者觉得我底主人翁未免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事实上小有产阶级大半是如此的。我在这里所写的大部分都有事实作根据。我自己本也是属于小有产阶级，过去是，现在是，恐怕将来还是，所以我不是普洛文学家。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随着这小有产阶级的习惯而灭亡，但我有我自己底意见，有我自己底写法。

“这篇小说，友人看过的，说比《灭亡》差得多了，他们也许有理，但我并不这样想。友人毛一波是爱读《灭亡》的，他读了我底自白后却来信劝我说，我希望你能从无意识的创作变成有意识的创作才好。太固执于自我的小说我不希望你继续地去写作，他要我‘写出思想健全的小说’。这意思很不错。可惜我现在做不到，不过在这篇《死去的太阳》里个人主义的色彩是淡得多了。虽然我底学力还不能够使我写出像左拉底《四福音》（只作成三部）那一类的书来表明我底社会理想，但我已经不复以自我为中心来申诉自己底悲哀了。

“但我依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底思想是永生的。’（《旧约·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节）”

这篇序言很可以表明我底创作态度。诚然我最近写的一些短篇在形式上与《灭亡》甚至与这《死去的太阳》都有了显然的差异，但实质上我却不承认他们有什么大的差别。所谓“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不过是一种装饰，骨子里还是满溢着热情，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我底主人翁无论是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复仇的犹太人，失恋的法国老音乐师，薄命的法国女子，或监狱中的俄国囚徒，他们都是同样的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失去了这一切后所发出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这不是感伤，这是呼吁，它要叫彻人间，直接诉诸人类底心灵。这绝对不是“靡靡之音”。凡是曾经感到与我底主人翁所感到的同样的悲哀，曾经追求过与我底主人翁所追求的东西的人，当然会明白这意思。

总而言之，我之所以写小说，并非是想做文人。我活了二十几年，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终于获得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底缺点是我不曾把它写得好，像我实际所感的那样，但我相信我捉住的那东西确实不是虚伪的。我是拿创作来鞭策自己。

知人莫如己，所以与其写文章评论别人，还不如说几句关于自己的话。当作“自白”也可，当作“自辩”也可。

作者：王建军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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