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的建设应当构建具有“内外循环”的生态系统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重要平台与载体，从1979年我国第一家产业园——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成立至今已迈过40个年头。产业园区的发展也从最先的要素集聚型模式向复合型创新模式发展。据研究机构统计， 40年间中国产业园区取得瞩目的发展：全国建有各类产业园区约2.5万个，对国家经济贡献达到35%以上。

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各行各业都在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原有的部分传统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在面对市场需求、化解过剩产能、新型产业链布局等方面遇到发展瓶颈。

另一方面，根据机构统计，2018年11-12月，全国新建园区数量近100个，浙江、广东、安徽位居前三，分别是13个、12个、11个；拟建园区数量近80个，山东以11个高居第一，其次为河南省9个，四川以6个位居第三。从园区类型和产业布局来看，近八成为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为主或者融合互联网+、人工智能+制造业、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的新型产业园区，产业涵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的9大领域。

受国家政策引导，许多二三线城市均有意向投入到人工智能+园区的建设中，但需要警醒的是，在“一窝蜂”的热潮中，产业园区的定位、产业内容的选择、主导产业的培育方向是否和所在地区的城市主体产业发展定位、市场社会需求、经济适应度以及人才资源相匹配？既要避免 “空心园区”、“半吊子园区”的新一轮产生，造成土地、投资、技术等要素的闲置与浪费，还要克服“小马拉大车”的急功思想。

笔者认为，当前产业园区的建设，除了要冷静思考、前瞻性规划，切莫冲动跟风建新外，更应当利用现有老旧产业园区进行更新改造，释放“二次活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盘活周边的公共事业建设，有效降低新投入成本。同时，产业园区的良性发展更需要注重产业生态系统的搭建，形成“内外循环”两条路径。

第一，“内循环”方面。成熟的产业园区认同产业支撑的作用，均致力打造形成产业综合体。但在遇到招商引资、产业布局、企业培育等困难时，部分产业园区往往会改变最初的整体业态设计方向，引入与产业链不相关的企业，而短期的利益却往往会损害长期的效益。例如，2017年就有报道称，曾被授予“山东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称号的西街工坊创意文化产业园原本以研发设计创意、咨询策划创意、文化传媒创意和时尚消费创意为特色，但随着对聚集效应的逐渐淡化，甚至引进商贸企业入驻，使得园区的产业结构趋于杂乱，于是原有的知名企业逐步撤出，经营生态链破坏，最终园区门可罗雀。相反，同样在济南市的JN150创意设计文化工场，正是坚持产业集聚导向，而颇为红火。事实上，国内很多省市的产业园区形成“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并不少见。

同时，产业园区在企业结构搭建上也要建设好生态系统，既不能都是大企业，也不能都是小企业。这样既能保持经营业态的稳定，也能起到内部孵化加速的作用。这就需要园区在空间的设计上有预先规划。受“双创”政策的引导和“共享办公”的新思潮影响，很多产业园区在建设初期采用工位式的办公楼宇设计，这对于初创企业是适用的，但是产业园区却忽视了一点——企业会“长大”，当初创企业快速成长，甚至成为独角兽企业时，“共享办公”的方式显然不满足于企业的需求，由于硬件条件的缺失，导致培育出的优质企业外流，既不利于产业园区发展的稳定性，也对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发展不利。

第二，“外循环”方面。受国家政策导向，近年各地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等领域关注度持续升温，均旨在打造高质量产业园区，对于本土新兴企业较少的地区而言，促使产生了新一轮的“挖企业大战”。一方面，各地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优惠手段吸引其他地区企业入驻当地产业园区。另一方面，当地政府通过不断让利的政策以留住本地园区内的企业。“挖企业大战”加剧了政策优惠力度的比拼“内耗”，逐渐偏离了市场导向，不仅折损了实际的经济收益，更是让企业依赖于政策扶持，缺乏自身革新动力。

事实上，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下，产业园区的运营一定要摒弃区域化、封闭化、孤立化的模式，既要有“迎进”企业入驻的实力，更要有“送出”企业往更适合地区发展的胸怀与高度。产业园区将自身融入到区域协同发展中，将产业发展层级性地传递辐射到周边城市及园区，才能不断助推相关产业的升级革新，融入到一个更大更广的产业集群中。而产业园区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在运营、管理、服务等方面不断与时俱进。

总之，产业园区要立足于自身产业与产能发展，将园区的业态与市场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将自身发展融入到区域发展和国家发展中，做到“内修于心、外修于行”。

作者：陈婷（民盟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 上海长阳创谷副总经理【挂职】）

编辑：邵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