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我们依旧生存在20世纪的后果里

报：您的《漫读经典》一书曾以《我们曾被外国文学经典哺育》一文作为代序。而今，您又将此文收录到《废墟的忧伤》中。对此，我们理解为您意在凸显“外国文学经典”在您的文学趣味与文学视野的养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您在文中提及：“想要了解20世纪人类的生存世界，认识20世纪人类的心灵境况，读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是最为可行的途径。”这让我们不由想到您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2003）一书。我们发现，您在该书中集中讨论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与昆德拉也是《废墟的忧伤》中的“主角”（当然，您的新著还讨论了其他外国作家，但取材基本也都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之列）。在某种程度上，您可谓“吾道一以贯之”。

不过我们注意到，您在《我们曾被外国文学经典哺育》一文中曾经说到，您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是与中国大陆1990年代初期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境遇直接相关的。但这一原本带有某种事件性的阅读经验，在您身上却最终成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学/历史）感觉结构。您曾说，出版《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是“我个人对‘80年代’的一种‘告别’”（《文学批评的可能性——答唐伟问》，收录在《梦中的彩笔》中）。可是我们感到，您此后非但没有“告别”，反而再三回首与致意。那么，如果将您的阅读行为本身也进行一种历史化地分析的话，能否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断阅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历程的？在不同时期（例如1990年代初期、2000年前后与当下）是否会有不同的侧重？您“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吴晓东：我一直认为我们今天依旧生存在20世纪的后果里，20世纪的阳光和阴影依旧在笼罩着我们，而且还可能会继续笼罩很久。所以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持续的兴趣其实更与我们对今天的世界认知的渴求有直接的关联。

以卡夫卡为例。对卡夫卡的持续关注，正是因为卡夫卡描述和洞察的世界，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世界，甚至也是21世纪今天的世界。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多时候是借助卡夫卡的眼睛在认知这个世界，这也必然会决定卡夫卡与我们21世纪的读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源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体认和表达上的维系。如果说，像马尔克斯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更多影响的是其他作家的想象力和技巧，那么，卡夫卡影响的则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观察力和思想力。卡夫卡的思想是有魔力的，是具有渗透性以及超越性的。20世纪的不少现代主义作家都有这种品质。

如果说，中国人一开始接触《变形记》这样的小说，读到开头写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惊诧之余，会倾向于从西方文化的异化的角度，以及从西方人的异化的视野来理解这一描写的预言性。但随着《变形记》在20世纪日渐成为世纪文学经典乃至世界文学经典，人们对其预言的普遍性就慢慢形成共识，譬如《变形记》状写的是“人”的某种可能性。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就是卡夫卡对人的可能性的一种悬想。在现实中人当然是不会变成甲虫的，但是，变成甲虫却是人的存在的某种终极可能性的象征。昆德拉对卡夫卡就是从人的可能性的角度去评价的，他说：“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的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卡夫卡小说中虚构的世界传达的是20世纪人类想象在可能性限度上的极致。如果说80年代中国文学界接受《变形记》，主要关注的是其中反映出的人的异化以及物化的图景，而今天我再读《变形记》，可能更关切的是小说究竟是如何以写实的方式凸显荒诞，关注的是卡夫卡的写实主义文学技巧。

当然到了今天，我对自己当年“唯西方现代主义是尊”的态度也有所反省。也许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更深刻，但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更博大。进入21世纪，我又补读或者重读了一些西方18、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也同样着迷于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契诃夫的《带楼阁的房子》。文学是积聚的，并不是替代的。在今天来看，文化遗产是一个历史性的积累过程，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学都有经典性。

《双城记》地图 Edward Everett Henry 1957年绘制

报：您的专业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您认为由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养成的文学视野与文学趣味，对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怎样的启示？

吴晓东：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或许有助于使自己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趣味复杂化和多元化，这对于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试图呈现一个同样复杂的文学史原初图景，是很有益的。还是以卡夫卡为例，卡夫卡的创作有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即是追求某种“非成熟性”，或者说他笔下的文学内景具有某种未完成性，是文化和价值的悬疑和断裂性，因此也是历史的未完成性。卡夫卡的“未完成”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就像我们在现代小说中往往看到的是开放性的结尾一样，卡夫卡的未完成也是对生活世界保持开放性的一种形式，不仅仅指卡夫卡《城堡》等重要小说都没有结尾，而是指它最终无法获得总体意义图景和统一性的世界图式。当卡夫卡在自己的时代无法洞见历史的远景的时候，他就拒绝给出一个虚假的乌托邦愿景，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就表现为一种“未完成”的形式。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位势去审视卡夫卡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贡献，随着卡夫卡的被经典化，你也可以说他贡献了另一种“成熟”的经典尺度。这就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出的一种“怀疑的深刻”中的成熟。近来有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质疑20世纪的现代主义思潮，我认为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总担心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浴盆中的孩子也扔出去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主流，现在看来，并非全部充斥着荒诞和虚无主义的美学和世界观，而恰是以反思荒诞和虚无为指归的。当然作家们在状写荒诞和虚无的同时，思维背景和文学情绪中难免濡染荒诞和虚无的底色，但是更重要的是，20世纪的文学提供了我们思考和认知这个最复杂的世纪的感性直观，也不乏本质直观。而卡夫卡的作品，就是我们洞察20世纪的本质的最富有力度和深度的部分。

从卡夫卡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认知现实以及既往历史的犹疑态度，启示我们研究者不再把历史打磨为一个光滑的叙事，而是揭示其复杂的褶皱。历史可能是匆匆忙忙的，有些历史阶段可能进行得极为仓促，即使那些看似经过精心准备和设计的历史阶段也都暗藏无数的岔路，提供着历史的别种可能性，也就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了多重思考的可能性空间。

作者：李浴洋  李静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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