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文学史书写的“生命性” 与北大现当代文学研究

报：您最近几年最为主要的学术工作之一大概是参与了钱理群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 告 为 中 心（1915—1949）》（2013）的写作。您的新著《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即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该书与《梦中的彩笔》《废墟的忧伤》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中，您有意从诗学研究突围到对于文学的“外部世界”的关照中去。这是否也是您自觉实践“文学性概念的可生长性”的一种尝试？

吴晓东：我参与的这部副标题为“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编年史，追求的是“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所谓“文学原生形态”当然只是一种拟想和理想的历史图景，但是编年史的体例显然更有助于接近这一文学史家孜孜以求的文学历史样貌的原生性，背后还承载着编著者某种“大文学史”的观念和眼光：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编年史》是对这些年来文学界一直呼吁和倡导的综合性的“大文学史”写作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而我更为看重的是钱理群老师在《编年史》“总序”中所阐释的“生命史学”。在我看来，这种对文学史书写的“生命性”的强调，为文学性的概念也注入了更活生生的“生命”。就像钱老师概括的那样：一旦文学史集中关注于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关注于“文学场域里人的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与体验，具有个体生命的特殊性、偶然性甚至神秘性”，也就触及到了“文学性的根本”，“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文学史，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而与当下盛行的知识化与技术化、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区别开来”。或许正是这一试图“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的设计初衷让我对这部《编年史》的畅想顿生兴趣，并在参与写作的过程中全情投入，也似乎多多少少感受到了文学史上过往的先行者们的“个人生命体温”，也丰富了对文学性的体认。其成果就是《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一书，也为我激活了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最终令我感觉到文学史现象的驳杂之中自有魅力。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永远会以一种让你感到新鲜的面目出现在研究者的眼前，只要你能找到新的观照角度。而新的角度仿若一个探照灯，可以重新照亮历史的某些以往不大引人注目的角隅，进而发现以往不会有意识去寻找的新材料。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学性的理解，是与不断回到文学史的具体实践相互映发的过程。

报：在《梦中的彩笔》中，有一组文章令我们印象深刻，即您对于自己师长的学术经验的总结。其实，关于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与陈平原几位老师，您都分别写过不止一篇文章讨论他们的研究特色。而在您的著作中，您更是经常引用这几位老师的观点。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学术传统的“代有传人”。那么，最后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对于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传统的理解？

吴晓东：这既是需要专门的文章来探讨，也是我以往仅有具体感受而没有专门研究的话题。不过在前辈学人对王瑶先生的治学风范的梳理和总结过程中，已经呼之欲出。比如樊骏对王瑶治学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双重性的概括，对王瑶历史研究中“知人论世”原则的注重；又如夏中义所阐释的陈平原对王瑶的两点“接着说”：一是“学在人生”、一是“政学分途”；再如钱理群强调王瑶身上的鲁迅传统，强调学者与战士的统一性；还有陈平原更倾向于用“学者的人间情怀”来整理王瑶的学术与社会、历史、政治的关系……这些既有的总结都可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们力图从王瑶先生那里濡染和承继的精神传统。我个人属于王瑶的第三代弟子，只在大二阶段听过王瑶先生的最后一次讲座，由于王瑶先生的浓重的平遥口音，基本上听不懂，但接下来读研究生阶段跟随钱理群和孙玉石先生读硕士和博士，从自己的授业恩师以及其他前辈先生身上还是耳濡目染地体悟到一些“学脉”。无论是作为龙种抑或是跳蚤，先辈学者奠定和沿承的学统都有春风化雨之功，也提供了我们这辈学人乃至后来更年轻的研究者多重选择的可能性。

作者：李浴洋  李静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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