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念师长实足为今世楷范”——王伯群资助业师姚华《弗堂类稿》出版前后
▲王伯群（左），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1924年参与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董事长兼校长。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29年，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王伯群与其业师姚华（右）的师生之谊，尤其筹资为师出版文集诸事，一度传为美谈，时人誉其“笃念师长实足为今世楷范”。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1902年，姚华任教贵州兴义笔山书院时，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王伯群是其中优秀者之一，亦是师生关系保持最长久的一位。
姚华（1876－1930年），字重光，号茫父，甲辰科进士。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京华美专校长。精通古文字学、戏曲理论、曲学、诗词、书画、工艺美术，被誉为“京华一代通人”。
▲姚华
王伯群（1885－1944），原名文选，以字行。同盟会元老，曾组织参与护国、护法运动，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王伯群（摄于1928年）
姚王之间，有过三段时间的密切交往。
第一次是1902年2月，姚华受王伯群舅舅刘显世延请，任笔山书院山长，他讲诗作画,改进教学，拟定《书院学约》。“茫父先生盖尝主讲敝邑笔山书院，为伯群朝夕请业者也。” 17岁的王伯群跟随姚华专习《小学》《孟子》《左传》和数理学，还兼习书法。后来王伯群以篆书名世，一生追崇莫芝友、郑珍等大家，实乃受姚华的影响不浅。这层师生关系，令他们结下了终身友谊。王伯群执弟子礼甚勤，终身师事姚华先生。
第二次是1904年。姚华受官方保送，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彼时，姚华仍惦记远在西南边城的王伯群，经常写信告知日本及东京留学情状，鼓励他走出山区。“自后先生通籍官京曹，之东瀛留学，寓书伯群往游，尚得追随海外。”一年后，王伯群获官派留学资格入中央大学学习。在日期间，师生经常交往和切磋，姚华参编的《中国新报》，成为王伯群经常阅读的课外读物，为他从接受改良到支持君主立宪，从支持君主立宪到信仰民主革命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1907年，姚华归国，出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等职。辛亥革命以降，由于厌恶政治，姚华寓居宣武门外莲花寺，以文史自娱。1912年王伯群返国后，在沪黔粤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师生之间，因空间阻隔而少有面接，“及毕业归国，遂不获侍几席。” 三年后，王伯群受时任贵州省长刘显世派遣，以参加筹安会议为名赴北京会蔡锷、梁启超，谋划反袁大计。其间，专程拜见老师。姚华回赠一自制铜盒，上用楷书节录西晋张华四言励志诗。
▲姚华致王伯群信函
直至1928年，王伯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他们之间的往来日渐频繁。因脑溢血而致左臂残障的姚华，得知门生出任部长后，致函寻求帮助，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希望提携贵州同乡、平绥铁路局的杨铭修。信中写道：“国家前途自有吾弟英贤及时担荷一是，俱不必烦言。惟铭修老友不能不为一言，幸吾弟垂意焉。”王伯群则在职权范围内着力关照。
筹资为姚师出版文集
1928年7月，为召开全国交通大会，王伯群对平绥、平奉、平汉及津浦北段各铁路实地巡视考察。
北平几天，王伯群与阎锡山会商平奉、平绥两局长事宜，主持中美日无线电问题中外记者会，出席蒋介石招待外交界中外名人宴会等。公务间隙，他数次至莲花盫拜见姚华。王伯群决定为业师做两件事：一是代购老师书画，解决日常生活开支；二是提请老师自定诗文论著编纂成册，资助出版。
次年7月，未见姚师文集的王伯群致函催促。面对门生的热忱，姚华复函道，编纂迟延，乃“病久不痊，生之计日绌也”。谈到诗文论著刊行，表示先考虑论著，其次为诗词曲赋。10月13日，姚华再次致函王伯群，提出文集名为《弗堂类稿》。函谓：“拙稿付印，总名即题《弗堂类稿》（弗不加草头，此处校时希留意）可也。其次，先赋、诗，次词、曲，以次及于论著、序记、序跋、书传、碑志、杂文。因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故先有韵，而赋在诗先者，以五七言皆在赋后也。词为诗之变，曲又词之变也，故相次。而无韵之笔，论著为首矣，不分说辨诸目，以皆（竭）后人之纷也。序记与序跋虽同一序，而确是两事，故别之。”
经过近两年编纂，至1930年3月，《弗堂类稿》终于完成，王伯群亲为文集作序。《弗堂类稿》是姚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著作，也是他最全的文集，全书约50万字，凡31卷，计诗11卷，词三卷，曲、赋各一卷，论著三卷，序记一卷，碑志、书牍、传、祭文、赞、铭各一卷。
▲《弗堂类稿》（王伯群题签）
令人唏嘘的是，《弗堂类稿》尚在中华书局出版之际，姚华因病仙逝，终年54岁。王伯群悲痛中浩叹：“印既竣，去吾师之殁已六月，吾师不及见矣。”
《弗堂类稿》刊布后，在学术界影响日隆。民初供职教育部的黔籍画家桂诗成，为姚华撰写传记称：“当辛亥之际，海内外争传秋草诗人茫父先生，读其诗者，欲识一面而不可得。”姚华的清华大学学生、著名学者吴宓在《空轩诗话》中，认为姚诗突出的特点是用旧体诗写现实生活，从而引发出中国旧体诗仍有生命力的论断。文史大家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姚华列入民初曲学家和散曲作家,与王国维、吴梅等曲学家齐名。著名曲学家卢前撰文称赞姚华“前少时读（姚华）所为曲话，校订毛晋《汲古阁刻六十种曲》精且审，而《曲海一勺》一书，持论尤超卓，声家所不能废”，从言观之，可谓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收购姚师字画以志怀念
王伯群在《〈弗堂类稿〉跋》中表示：“其生平题画诸作，亦颇隐寓感慨。散佚居多，异日当搜罗补刊之。”由于政务繁忙，王伯群未能再为姚华文集补刊。但他遵守诺言，开始了漫长的收集购买姚师书画之路。
每收购到姚师作品，王伯群都要详细记载收购过程、心情、份数和款项等。譬如，1932年3月19日载：“李吉甫携姚茫父篆书联一付，有草书跋语，以二十元购之。觉茫篆书联不多见，此联尤精彩，可喜也。”两天之后的3月21日，购“姚茫父篆书联两付四十元。”翌年1月3日，“与访古斋周介之议价，购姚茫父花卉四条。”
▲姚华赠王伯群篆书五言
1933年，王伯群曾两次赴北平公干。第一次是4月21日至25日，政务军务繁忙之余，他抽空二次寻购姚师书画。4月18日记述：“看碑帖，得范式碑一册、衡方碑一张，均为姚茫父故物。” 4月22日载：“姚鋈来，赠姚茫父画山水一张，行书楹联、符缩印红崖碑两张，风画集一册。”
第二次是6月22日至8月12日。王伯群被推选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在该会委员长黄郛再三催促下赴北平出席会议，商讨对付日本入侵策略，救济东北难民，兴修河北水利等。其间，王伯群抽暇到琉璃厂访荣宝斋、悦古斋等，搜寻姚华作品。
王伯群搜集姚师作品，几乎到了痴迷程度。一次，字画商孙琚之送来姚华旧藏《小字麻姑仙坛记》，王伯群见之如小孩看到糖果般开心，连续三天详述他见到旧藏物时的经过和流连忘返的心情。
第一天，孙琚之送来颜真卿《小麻姑仙坛记》，王伯群爱不释手。“姚师校为南城原石，南宋拓本，虽裂，稍宽拓已晚，然字细而精神挺拔，所谓圆到有余者也。”他觉得此小字帖颜书可爱，虽曾见过何子贞藏、张叔未跋各本，但究系珂罗版，远不如拓本之出神。何况此为南城原石，又经姚华详考数十遍，而实爱终身之物。王伯群“为之狂喜不值”，但唯孙索价五百余金，觉得殊属太贵，又正值财务恐慌之际，遂命孙留观再说。入夜，王伯群又取小麻姑颜书再与何子贞藏三册对校，又细玩姚华精跋数过，最后认为如此宋拓本如不收藏，机会一过，不可再来。他计算自己钱包，匣中尚存平票三百数十元，加以上海银行余款，有数千元，收藏当无不足，遂决计收购之。
第二天上午，孙琚之来，王伯群当即留《小麻姑仙坛记》一册，姚篆八尺联一付，姚画摺扇故乡风景一柄，画菊八页，姚分书“今夕只读风月”横披一个，补亡双碑一册。下午，荣宝斋来，以姚书篆三联，姚画挂一幅等交之装裱。
第三天下午，孙琚之来，告王伯群已将姚遗墨全数送交荣宝斋，“内中有一姚、陈（师曾）合作端节景物手卷，长丈余，大观也。索百元，而余未收见之，又觉可惜，傍晚特往该斋一览。”由此观之，王伯群欲收藏留存姚师书画之心切，对收购姚师作品到了何等痴迷和沉醉的程度。
传播姚华的思想
姚华离世，传播姚华的思想成为王伯群的使命之一。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黄敬思曾感叹：“惟先生能尊师。先生尝慨然为业师姚茫父先生刊《弗堂类稿》，且以持赠友辈，艺林至今称美，其笃念师长实足为今世楷范。”
▲王伯群收藏姚华1924年所作《溪山读书》
王伯群赠送《弗堂类稿》的对象，主要是两类友朋。
一类是贵州乡贤。如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次长李仲公，贵州省长卢焘、王家烈，以及画家邱石冥、文物收藏家申彦丞等，以弘扬黔省大儒，笃念师长。
1931年12月，王伯群接待二十五军军代表王家烈，相谈黔事后，送赠“《弗堂类稿》一部和王文华墓碑十份”。不久，王家烈在王伯群运筹下，被任命为贵州省长。
1932年2月5日，王伯群取《弗堂类稿》“亲携至何应钦处赠之”。4月10日，王伯群接待北京京华美专校长邱石冥等来访，王赠《弗堂类稿》。7月4日，在与文物收藏与鉴定家申彦丞谈川事后，赠《弗堂类稿》。
1935年12月8日，王伯群与李仲公、卢焘商讨组织成立西南实业公司，计划先稍投资，以坚人民之信仰，然后发展至政治计议。商谈结束后，赠卢、李《弗堂类稿》各一部。可见王伯群赠予《弗堂类稿》者，皆为他器重信任之黔省乡贤。
另外一类是赠送友朋。如民国大员与名流硕学吴铁城、黄郛、韦作民、吴鼎昌、鲁荡平、陈石泉、金仲荪、符矩存、章士钊、汤漪、何其巩、柳贻徵等友辈，宣扬姚华精典，正可谓“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
1932年3月初，王伯群赴洛阳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时，受蒋介石所派，赴北平会见张学良，相商中央对东北伪满洲国态度，请各友邦主持正义事宜。行旅中，3月17日，王伯群 “以茫父先生文集一部送韦作民，一部托伊送吴鼎昌”。3月21日，“以弗堂文集一部分送鲁荡平、陈石泉”。3月22日，以“弗堂集一部赠金仲荪”。
4月5日，回到南京的王伯群，嘱秘书取《弗堂类稿》50部回家，清理一名单嘱其分送。4月10日，王伯群赠吴铁城、黄郛、宋述樵、何纵炎各一部《弗堂类稿》。4月12日，接待符矩存，谈上海轮船招商局事后，赠符《弗堂类稿》。5月，国民政府为团结西南三省，特派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前往巡视。结束巡视后，自重庆回南京船上，遇太虚法师，王伯群诺以《弗堂类稿》相送。“太虚出其两次入川所赋诗……不乏佳构，毕竟不似他僧之浅学寡识……余以《弗堂类稿》一部赠之，渠通信上海东有恒路雪窦寺南立中山东路佛学社。”即使生病期间，他也不忘推广姚师文集，曾专赠前来视疾的章士钊、汤漪两位好友，他记载曰：“仲文、斐予两君来谈久之别去，各赠与弗堂集一部”。
1933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长何其巩前来拜访，王伯群赠以《弗堂类稿》谢之。1934年1月，王伯群与何应钦秘书长杜惕生同访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贻徵，送《弗堂类稿》两部，并托其辩别扫叶山房的《史记》是否宋本。
王伯群不仅把姚华《弗堂类稿》赠送朋辈，同时，也把文集当成自己案头读物，把姚师的著作思想化为自身的学识修养。抗战时期，王伯群率大夏大学远迁贵阳。一次，他手书一联语赠当地书法家陈恒安，联云：“昼了公事夜接诗人得句皆堪作图画；修褉虹桥访碑禅智此才真不负江山。”陈很好奇，问为何能写出如此生辟的联语？王伯群答茫父先生曾写过，故记忆深刻，信手拈来而已。
作者：汤 涛
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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