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厂70年丨郑大圣：上影“开明的纵容”，让我能既正常又任性地拍电影

我对上影最有感情的是食堂，四十五年来，我吃过它在各个阶段、各个地点的食堂。从奉贤海边“文艺五七干校”的食堂开始，大菜师傅是刘琼和舒适，菠菜不晓得切段，实在咽不下去，只能一整条从嗓子眼里再扽出来。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靠上影食堂过活，兼带猫粮。

我的求学始于上影。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念本科，为我们授课的多是从上影拍片现场下来的“老师傅”们，班主任叶明先生、编剧斯民三老师、徐银华老师、美术金绮芬老师、录音吕家进老师、作曲徐景新老师……他们的名字都在一些了不起的电影的片头字幕上。年少轻狂懵懂之际，只觉得他们的讲授并不是期待中的高妙玄奥。兜兜转转一路，直到自己学着做一名导演，才越来越体会他们讲求实学的良苦用心。我现在真心希望能将那些在上影代代相传、代代有新典的摄制组段子收集起来，以严格的史学考订方法，钩沉辨识片目、摄制年代、创作部门、比对原始的片场实况和完成片效果……那些极具智慧的现场解决方案或由惨痛事故转化而成的职业禁忌，将是最活生生的上海电影制作史，那其中有多少“拍电影”的本来面目和真知灼见啊！

我永远记得，教我做场记的师傅交待我的第一件功课：派给我一只贴了胶布条的旧秒表，要我练习默数5秒、15秒、30秒、一分钟、一分半钟，直至三分钟误差不许超过正负3秒；我永远记得一位推轨道车的老师傅跟我闲话：“拍电影，就是一帮聪明人在做笨功夫。”——上影教给我们的是，拍电影，filmmaking，是制造业，是最具体、最实在的劳作，于观众或许是消遣，但对于从业者，就是实业！

何其有幸，何其仓皇，我们这一代亲历与见证的是电影史上的两个关键性过渡接踵而至：

一、拍电影，从胶片最成熟的巅峰一下子跃入前途无量的数码，cinema不再是film，虽然movie还是movie；

二、制片厂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崩解，新型制片公司、传媒集团的迅速崛起，这个巨变是全球性的，不只在中国，上海只是这个巨大拼图中的一小块。

说来惭愧，在行业整体和个人的救亡图存之中，我只为上影拍过两部片子——2009年完成的《廉吏于成龙》，是一部以胶片拍摄的戏曲片；2017年完成的《村戏》，一部数字影像的剧情片，严格说也是我的第一部在影院放映的剧情片。

迄今为止，《廉吏于成龙》是我拍的最任性的一次，“任性”就是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而《村戏》是我拍的最正常的一次，“正常”就是一部电影应该怎么拍就怎么拍，应该做多少功夫就要做到多少功夫。能够正常和任性的拍电影，是每一个导演的职业梦想吧，好坏且不论，我对这两部片子不后悔，得以如此，全因为上影“开明的纵容”。

以我的些微感受和一己之感念，“上影”一直在庇护对创作/制作规律的谦卑尊重，同时又当仁不让的敢于发时代先声。

在这座建筑物里有上影的宗庙——上海电影博物馆。这其中的人名和片名绝不仅仅是一时俊彦和一时之选，他们和他们的电影都是时光的选择。

我们差的太远！唯有继续修炼自己、敬业乐群，我们才可能有机会、有资格与“上影”一起拍出经得住时间选择的电影来！

作者：郑大圣（上影导演、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童薇菁 王彦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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